“中兴”一般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在经历动荡、战乱或政治腐败等危机后，通过改革、整顿或强有力的领导，实现再次兴盛。
纵观中国历史，曾出现过周宣王中兴、汉光武帝中兴、唐肃宗中兴等皆为经典范例。而最后一次中兴——同治中兴”，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焦点。
彼时的清王朝，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外有西方列强侵略。为挽救危局，同治时期的清政府为“扶大厦之将倾”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他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维度进行改革，政治上调整权力结构，经济上开展洋务运动、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外交上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给这座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注入生机。然而，1894年的甲午海战惨败，将这场中兴之梦彻底击碎。
很多人将“同治中兴”视为清王朝回光返照。但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看来，“同治中兴”更像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图景。
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1862—1874）》中，作者芮玛丽分析大量的详实的史料并进行严谨的考证，探讨了其失败的原因，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更深层次思考。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1862—1874）》
作者：[美]芮玛丽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华章同人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1860年，中华帝国及其传统体制似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起义军和外国侵略军面前，帝国政府显得孤立无援、士气涣散。
面对着国内革命和外国侵略，帝国政府表现得毫无斗志、陷入绝望。已持续了10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彻底打破了中国经济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几个省份的生活秩序。
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后期实力复苏阶段，起义军横扫华北平原，直接威胁帝国首都。与此同时，英法海军突破了曾让中国人自鸣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一支小规模外国军队竟然击败了由当时中华帝国名气最大的将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野蛮的外国兵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把宏伟壮丽的避暑行宫——圆明园化为灰烬。咸丰皇帝公开承认彻底战败，而后便带着文武大臣、后宫嫔妃逃到热河。翌年，他病死在那里，从而给中国历史上若干个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恰当的句号。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清王朝大厦将倾，一个混乱年代即将到来。按照一些中国人持有的一种观点，清王朝的悲惨命运不仅在劫难逃，而且理应如此，除非清朝整合各方力量，创造出一个奇迹来，这个奇迹指的就是：镇压革命、抵挡外来侵略和恢复国内秩序。要想创造这样的奇迹，不仅需要统治者按照传统路线，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恢复对国家的高效统治，还需要创立一套新政，从而能够化解现代条件下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同时还能维护儒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19世纪60年代，这种奇迹距离成功实现似乎已经近在咫尺。19世纪50年代发生于咸丰年间的衰败与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同治中兴，二者之间存在鲜明反差。
满汉上等阶层高度一致地团结在不久前刚刚遭受重创、现已威风扫地的朝廷周围，由才能出众的大臣来掌管政府主要职位。朝廷于1864年收复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这标志着唯一可以给国家生存带来威胁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彻底失败告终。捻军、回民起义及其他不太严重的叛乱也都逐渐被镇压了下去。
军队规模逐渐精简，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提高。政府降低了土地税率，财政总收入却得到了增加。经过艰辛的努力，新的土地即将得到开垦，昔日因遭受战火而废弃的地区得以恢复重建。重新确立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标准，教育学术系统再度出现繁荣景象。在处理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竞争中，与外国商人相比，中国商人的表现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在沿海贸易的竞争中完胜外国商人。
外国军队撤走了，放眼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史，这一时期是外国施压和干预最少的时期。中兴时期的政治家把一个名为“总理衙门”的现代外交机构成功地移植到中国古老的官僚体制之中，总理衙门设立仅数月，其成员就通过熟练运用条约款项和国际法与外国势力巧妙周旋，为中国争取到了利益，这标志着他们已经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他们意识到，从今往后，中国既不能闭关锁国、拒绝同西方国家发展外交，也不能再以“中央王国”自居、吸引它们加入以统一道德体系为基础的朝贡附属国行列中来。
他们开始读外国书，了解世界消息，还创办学校以便传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与此同时，中国开启中兴事业的这十年，正值西方国家的社会反帝运动达到历史高潮期。由于对中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深感忧虑，以前曾经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现在却开始愿意为中国政府提供支持和保护，从而为重建中国的保守主义提供重要的帮助。
之所以要对同治中兴问题展开个案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1）这项研究对于从整体上解释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伟大的中兴时期，同治中兴既是其中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中国人为了改革国家体制使其有效适应近代世界，在无需发动革命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或推翻体现这些价值观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关于如何看待同治中兴这一历史时期，这个问题曾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争论热点，然而在西方史学界，大家实际上却对此一无所知。
（2）这项研究对于围绕这一时期开展政治及社会方面的比较性研究，具有潜在学术价值。同治中兴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组织最严密、推进最持久、记载最完善的一次保守派改革运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可与欧洲保守派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相媲美。
（3）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而阐明20世纪的许多问题。历史不会重蹈覆辙，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供政策制定者阅读的工作简报。但是，正如拉尔夫·林顿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河流总是在两条堤坝之间流淌，它有可能会改变河道，却不可能恣意泛滥。每当引进一个新生事物时，所有文化都会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分化和重组，但在多数情况下，所有文化都只能吸收那些看起来与之相似的外来事物，而不是那些看起来与之存在差异的事物，而后沿着符合它们长久利益的路线，继续发展下去。那种认为中国不受新生事物影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那种认为新生事物对国家发展毫无作用的说法，同样也是错误的。
近期，相当多的美国人都把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中国政坛出现的新事物上，然而，直到最近，他们仍既不重视限制中国历史之河近期流向的堤坝的构造，也不重视研究中国政治行为的固有模式。本书并不打算为东西方对峙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本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属正确，那么这些成果似乎可以为解决一些高度相关且尚未提出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我的观点吧。人们常说，中国的儒教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稳如泰山的，然而这个社会却在19世纪出现了明显的土崩瓦解迹象，究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无法应对西方列强从外交、军事、商业领域发起的全面挑战，彻底吃了败仗；那么，接下来应该承担罪责的，就是清政府及大清帝国统治阶层，因为他们阻碍了国家在上述领域取得发展。如果说这种解释可以站得住脚，那么要想纠正清政府在19世纪所犯下的错误，进而建立一个自强自立的新中国，就应该从以下三点入手：一是倾力打造一支装备精良的本国军队，二是对已经西化了的中国商业阶层实施鼓励扶持，三是积极争取国际力量为中国保守主义政府提供友好援助。基于这种解释，中国奉行的民族主义路线尽管也很重要，但是，仅凭社会革命不仅无助于实现现代化和国家“自强”，而且显然会阻碍发展。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以上关于中国19世纪近代史的解释究竟能否成立？当前形成的个案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与上述解释截然相反的概括性结论。
（1）在处理与现代国家的外交、军事及商业问题中，清政府最初的表现是相对成功的。这三大领域，是同治时期的中国政府大获全胜的地方，而不是获利最小的地方。
（2）中兴事业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在于，儒家社会对于稳定的要求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3）现代中国的保守势力曾在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完成了对实现中兴事业的尝试；尝试过程中的表现堪称精彩，而最终结果却是惨败；导致中国不能成功适应现代世界的障碍，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官吏的愚蠢，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偶然，而是儒家体制自身固有的本质。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并不敢确信他们所支持的中兴保守主义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中国被阻挡在通往革新和突变的道路途中，许多国家只有在内战和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实现革新和突变”。为了实现中兴事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中兴事业不能成功，中国将面临的，要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会逐渐虚弱、衰败，直至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问题不仅牵涉中国的未来，也牵涉享有在华利益的列强的未来安全。英国公使报告说：
关于改变中国现状以及引进大规模、全方位改革的这个问题，西方列强既满怀希望又深感恐惧。提到这个问题，无疑也会牵涉中华帝国的未来命运，以及她那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必须作出决定的是，这个塞满破旧物品的老迈的政治系统，能否有望获得再生的机会？能否获得一个适应现代要求及外国文明的新生？或者说这个政治系统是否会在经历逐步解体、退化、取得或多或少的进步以及消除帝国内外一切影响的阶段后，实现彻底的消亡？
本文摘自《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1862—1874）》引言，内容略有删减和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