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书房里，泛黄的宣纸与古籍堆中，沉淀着他半生的文学与学术造诣。
自《女神》以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震撼文坛，到甲骨文研究著作中对殷商历史的抽丝剥茧，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用诗歌点燃时代激情，以考古与历史研究叩问文明脉络，在文学与学术的双轨上纵横驰骋。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仅仅八个月后，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突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最终发现，一切的根源竟是一封信件……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封信件里面的内容又是什么？
郭沫若的抉择与乱世漂泊
在传统家庭的熏陶下，郭沫若度过了启蒙岁月。当他开始接触新式学堂的教育时，家中长辈早已为他的人生铺好了另一条道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迎娶张琼华。
婚礼当日，郭家大宅张灯结彩，郭沫若身着崭新的红袍，在众人的簇拥下，完成了拜天地、饮交杯酒等传统仪式。喧闹声渐渐平息，他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缓缓步入洞房。
他迫不及待地揭开新娘子的盖头，心立刻凉了半截。婚后仅相守5天，郭沫若便离家求学。
1916年，郭沫若踏上了赴日留学的旅程。在东京一家医院里，他邂逅了出身名门的佐藤富子。这位来自日本上流社会的姑娘，其家族在当地颇具声望。
然而当时中日两国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加之郭沫若仅是个清贫的中国留学生，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佐藤家族的强烈反对。
佐藤富子的父母态度坚决，多次阻挠女儿与郭沫若的来往。但这位日本姑娘心意已决，她选择与家人决裂，搬出豪华的宅邸，与郭沫若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个决定不仅意味着她要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更代表着与整个家族和社会关系的彻底割裂。郭沫若还给佐藤富子起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安娜。
安娜与郭沫若的婚后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满。这位出身名门的日本女子，在婚后为丈夫生下了四子一女，从锦衣玉食的大小姐变成了操持家务的主妇。她常常独自在厨房里忙碌，双手浸在冷水中清洗碗筷，耳边是孩子们此起彼伏地吵闹声。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年幼的孩子拽着她的衣角问道。
“爸爸工作很忙，”她擦干手上的水渍，蹲下身整理孩子的衣领，“等忙完这阵子就回来了。”
1923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着日本妻子安娜和年幼的孩子们，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然而郭沫若没有去当医生，而是选择投身文学事业。
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创立了创造社，在法租界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开始了他们的文化事业。
初创时期的创造社经营维艰，微薄的稿费难以维持家中的生活开支。迫于生计压力，郭沫若不得不将妻儿送回日本暂住，自己则继续在上海坚持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
这种分离状态持续了近三年之久，直到1926年初，情况才出现转机。当时广东中山大学向郭沫若发出聘书，邀请他担任文科学长一职。这份稳定的教职不仅改善了经济状况，也使离散多时的家人得以在广州重聚。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政治局势急剧变化。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作为文人的郭沫若被列入通缉名单。此时的他不得不再次举家逃亡，带着妻儿搭乘货轮东渡日本。
于氏姐妹与郭沫若的纠葛往事
1934年，于立忱被《大公报》派往东京担任驻日记者。她租住的公寓恰巧与郭沫若的住所仅一街之隔。某个周末的午后，于立忱带着采访本敲开了郭沫若的家门。“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郭沫若打开门，看到是于立忱，脸上露出笑意：“于小姐，快请进。”郭沫若拿起资料翻阅，一边说道：“辛苦于小姐了，每次都麻烦你跑一趟。”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此后每逢周末，于立忱总会找各种理由登门拜访。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异国他乡的同龄人凑在一起感到格外地温暖，就这样谈起了恋爱。
随着交往深入，于立忱发现郭沫若已经不仅有了家庭还有好几个孩子，这使于立忱无法接受，1937年初，于立忱决定回国。临行前，她再次来到郭沫若家：“我要回国了，郭先生。”
郭沫若露出不舍的表情：“这么突然？是有什么急事吗？”
于立忱强忍着泪水，挤出一丝微笑：“只是想回去了，在这里待得够久了。”
回到国内后，被病痛和感情双重折磨的于立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7月，郭沫若站在东京寓所的窗前，手中的报纸上印着“日军全面侵华”的黑色标题。看着妻子郭安娜和五个孩子，他的心里充满了不舍与内疚：“你们留在日本更安全。”
于是郭沫若独自踏上归国的邮轮，在抗日救亡的集会现场，他遇见了于立群。这个眉眼间与于立忱有几分相似的姑娘，正挥舞着传单，清亮的嗓音号召民众团结抗日。郭沫若望着她年轻坚毅的面庞，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东京街巷里，为理想奔走的身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郭沫若伏案疾书，将满腔悲愤与爱国之情化作笔尖流淌的文字。那些日子里，《屈原》中屈原的呐喊、《虎符》里如姬的大义、《棠棣之花》中姐弟的慷慨，在他笔下一一呈现。
当这些剧作要被改编成话剧时，在国泰剧院拥挤的后台，郭沫若一眼就看到了于立群，当得知眼前的女子竟是于立忱的妹妹后，爱屋及乌之情油然而生，随即便对于立群展开了热烈地追求。
郭沫若去世后，妻子自杀身亡
1939年，这对恋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于立群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灵感的源泉。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她的存在成为了郭沫若心中最坚强的后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个子女相继降临，于立群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与劳累。她的身体几度透支，但每当她看到郭沫若在学术与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她的心中便充满了欢喜与成就感。
1946年，郭安娜带着孩子们辗转寻至郭沫若住所。然而，她未曾料到，等待她的，却是郭沫若的回避与冷漠。
安娜紧紧抱住孩子，掩面而泣，她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大声哭泣着，一步步离开了那个让她心碎的地方。此后多年，郭安娜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的心境发生了改变。她选择了留在这片土地，将对中国深沉的爱融入了她的血脉。她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公民。
在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于立群和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先后离世。“我们的孩子都没了，都没了……”于立群整日喃喃自语。她常常独自坐在儿子们的房间里，抚摸着他们留下的衣物和书本，一坐就是一整天。
1978年郭沫若的病情日益加重，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于立群守在床边，泪水不停地滑落，“沫若，你不能走，我已经失去了孩子，不能再失去你。”
郭沫若艰难地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立群，这辈子......对不起......”话未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于立群感觉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料理完后事，于立群开始整理丈夫的遗物。泛黄的信笺、未完成的诗稿，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往昔的回忆。在一个尘封的木箱底层，她发现了一叠信札，纸张已经发脆，字迹却依旧清晰。
当她展开信纸，一行行文字刺痛了她的心——上面记载着郭沫若与姐姐于立忱那段隐秘的感情纠葛，以及姐姐最终选择自缢的悲惨结局。
于立群呆坐在满地狼藉的房间里，丧子之痛、丧偶之悲，再加上这个残酷的真相，让她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仅仅八个月后，于立群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