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约热泪奴
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能说点什么。
那就说点跟读书有关的话题吧，因为，他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
他说他是安徽人，受了点桐城派的影响。有一次，他在与文史馆员谈文论道时，说到了顾炎武，说到了《日知录》，并引用了里面的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世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先生”。《日知录》为其代表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日知录·正始》，原句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来，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归纳顾炎武之理念，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梁启超还在其《变法通议》等多篇文章中数次提及此言。再后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名言被孙中山等人引用，遂在海内外广为传诵。
说到了梁启超，那么，这里就主要来说说他吧——不知不觉从湘地移居深圳已二十数载，不免会对岭南历史人物多出几分关注，比如梁任公梁启超。梁启超无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百度词条上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许是跟职业心理或者具体说跟作为媒体人的职业身份有关，我觉得他的头衔名单里至少还可以也应该加上这么一条：资深媒体人兼时事评论家。
作为报人，梁启超一生创办过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多达17家，包括《中外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作为时评人，他撰写的各类言论文字多达1400万言，有“舆论骄子”之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时评。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启蒙者，他的文字穿越百年迷雾，放到今天来看依然多有新意与启迪，每每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比如，作为一个在晚清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梁启超较早地就建立起了法治思想。受孟德斯鸠学说的熏陶，梁启超首先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他说，“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而野蛮不能也。”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也。而实践之为贵。”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切换成今天的语境表述就是，法律的全部生命就在于实施。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徒具虚文。有法等于无法，还不如不立法——写到这里我沮丧地发现，我们想说的话，其实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已经替我们说过了。他的识见，确实远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谈到缔造新国民的重要性时，梁启超说：“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意思是说，国民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即使偶尔出现暴君污史祸害百姓，但人民也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补救并加以整顿，使一切回归正道。就像是在酷暑的时候把温度计放到冰块上，虽然温度计的度数会一下子跌落，但不一会儿冰块融化，温度计又会上升到原来的刻度。以温度计与冰块来比喻国民素质的重要性，非常精妙、新鲜与生动——不落俗套，有新见，兼之语言风格亲民，应也是他的文章往往能令一纸风行，大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日知录·正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再到他，以及那些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看到了人文精神的流转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