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0 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家是痛苦的。人类知识和能力如此迅速地膨胀，以至于每一个人所懂得的东西和他所依靠的精神支柱都是一个巨大的、我们尚不知晓的、整体世界的局部。当一个思想家坚持自己观点和行动的合理性时，只要同时又是彻底的，即企图把一切连成一个整体，他往往立刻发现自己处于二律背反之中。
哲学观点也可以用科学实验来鉴别和证伪，它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精神辉煌的体现，是人类大无畏的理性。因此，从局部看，那些根据科学新成果大胆抛弃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勇敢而充满理性的，但是当我们更进一步去考察什么是科学理性时，一个巨大的悖论出现了。科学不正是建立在一切理论和观念都要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基础之上吗？而什么是实验事实呢？它难道不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吗？如果把世界的客观性否定了，还有什么科学和理性可言呢？
400 多年前，当科学还处于童年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培根）发现，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心智是经常发生偏差的。人很难保证自己提出的理论、所做的抽象和概括不陷入虚假的陷阱之中。为了认识真理，他们提出了一条科学认识论根本性的原则：检验人的思想是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看它能不能和经验事实相符合。这样，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人为了区别幻觉和大胆的科学假设，为了检验某一种观念是个人的偏见、权威的武断还是天才的真知灼见，甚至为了分清幻梦和真实，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感觉、思想与经验事实相比较，在反复比较过程中纠正认知的各种偏差。也就是说，只有事实和经验的检验才是人类在那充满危险和迷雾重重的密林中寻找真理的指南针。
是的，只有当那些近代科学的先驱找到这一认识论的伟大奠基石，人类才能把知识的砖块一块块地砌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事实正是如此，16 世纪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知识进步！科学也开始和一切宗教、传说、神话，甚至是哲学相区别而获得一种空前清醒的理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用经验事实来检验思想的真伪在科学理性中占中心位置，凡是受到过科学精神训练的人大多都有意无意地赞同著名科学家普朗克概括出来的两个重要前提：
（一）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过程的真实的外部世界。
（二）真实的外部世界往往不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的。
用经验事实来鉴别真伪必然意味着把思想和事实相比较。它首先要承认事实和客体独立于人的思想存在，这样它才是足够坚硬的，才可以用来纠正别的系统。如果外部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本身的，这无疑等于说用思想来检验思想，用误差来消除误差。这样一来，所谓用事实来鉴别真理，用思想和经验的符合程度来表示我们思想的正
确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句空话。普朗克所陈述的两个前提不仅是迄今为止科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正常人理智的象征。
什么是理性？人们很可能难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但大家常常用“公正和客观”作为理智的代名词。这里“理智”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判别人的行为和观念真伪基础的存在，它常常被称为客观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理性，是指必须尽可能从个人认识的误差和感情偏见中摆脱出来。但是，又怎么证明某一种心态只是我们个人的认识误差，是我们的感情偏见呢？看来，无可避免的选择是，我们必须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客观事实的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的存在！正因为“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的主观意识的，那么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识、观念、感觉，就有了一个唯一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不讲情面的铁的客观性。最接近这种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的人是最大无畏而具有理性精神的。
因此，如果某一天，世界的客观性基础崩溃了，人类的理智将出现彻底的迷乱。如果存在都仅仅是被感知，那么在众说纷纭的观感和带有感情偏见的思想哈哈镜中，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怎么区别丑还是美？我们怎么判别为了真理的崇高激情还是为了狭窄私利的虚伪行径？
是的，客观性不仅是正常理智的基础，它还是人们迄今为止道德的温床！科学家常说，科学是神圣的殿堂，人在那里变得崇高、勇敢、善良和坚强。这是由于科学家是以追求真理为人生目的的人。显而易见，似乎只有当客观世界独立于人而存在着，而且它的真理不能被人类直接感知时，人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驱除世界的表象、探求实质究竟如何才能被赋予超越功利的不朽价值。反之，如果世界并不客观存在，存在只是人的虚假幻梦，那么科学家的工作和现代派画家、小说家和诗人、宗教和迷信的创造者，甚至是流言的散布者的所做所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客观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梦，当代人正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将变成唯我主义者和个人中心主义者吗（如果每个人都像哲学家一样深刻，从头到尾地彻底思考一下他们的价值观的基础的话）？人们自然可以这样想，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也就无所谓真伪之分，我认为什么对什么就对。
追求统一的真理是荒谬的，一代又一代艰苦的探索则更荒谬，为什么要花那个代价？既然一切无所谓真伪，当然也无所谓哪一个一定更有价值。这时世界不是成为多元论的，而是变为一盘散沙！多元论还坚持可以共存着几种不同的行为准则，而在彻头彻尾的个人中心主义和唯我主义中，每个人都是一元，人类可以变成一群毫无共性的个体之集合。总之，我无须去过多想象在很多人心中公认的世界客观性崩溃带来的一切后果。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如哲学家那么彻底，他不会怀疑周围的人和事、伴侣和食物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的世界还不至于变成一个疯人院。
也许上面这些描述是夸大其词的，因为道德理性的推理通常并不严格，有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上面这些推理显然是粗糙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表明为什么很多唯物主义哲学家明知唯物主义遇到挑战，仍要拼死坚守阵地的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事情并非如上所说的那样可怕，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扩张，那就是20 世纪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潮流！很难认为，它们和客观性地位在哲学上的动摇没有关系。
对于人类来说，凡是那些来自理智的深层结构或最基本的哲学原理的危机，一定会逐步在人类整个活动中表现出来。自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动摇了客观性的基础后，主观唯心主义深刻的怀疑思潮在整个科学界弥漫。作为其浅薄的社会回响，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个人中心主义似今天这般猖獗。当然，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表面上是十分艰深的，知悉它们的人占总人口比例极小，但量子力学中产生的哲学混乱足以震撼科学思维的基础。因为电子和基本粒子是宇宙的“砖块”，一旦它们的性质成为主观的，那不就意味着整个宇宙是主观的吗？而且量子力学当时是科学的前沿，前沿碰到的哲学问题必然意味着后继者也会碰到。事实正是如此，在心理学、控制论、认知过程、神经生理学甚至历史研究领域中都出现了类似问题。19 世纪，世界客观性往往向科学家提供一种可以解析的世界观，它和价值中立原则是科学同神学迷信斗争的武器，它帮助科学家预见了原子是一种实在，使各门学科建立起自己的构架。但 20 世纪以后，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似乎反过来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在各种新兴学科和最新的探索中，科学家痛苦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对世界的本质做更深的理解，似乎只有抛弃它的客观性基础。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那些甚至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也出现了类似危机。科学史家发现，他们越是尊重事实，就越是体会到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用纯粹的客观存在的经验来检验理论真伪的事例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经验和事实都是打上观察者思想的烙印的，根本没有独立于人的思维以外的事实！因此，一些思想趋于极端的科学哲学家甚至把科学史等同于一般思想史和宗教史，伽利略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善于用各种宣传手段来推销他的学说，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在当时看起来更符合客观事实。
我们的时代是悲剧性的。它的可悲在于科学和人日常的理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样，人类正在失去科学童年时代那种对自己的信心和对未来乐观的高瞻远瞩的把握整体的能力。在这里，我认为哲学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因为哲学的一种功能就是作为人的日常理性的表达而存在。这样以哲学为基础的日常理性可以和科学互相支持，使人类获得一种健全的心灵和谐与智慧之光。这时我们既是深刻统一的，又是丰富的。
但是，今天由于哲学的落伍，科学发展已经超出了400 年来直观唯物主义哲学所能容纳的极限。科学进一步发展势必和守旧哲学告别，但分裂的后果是使科学失去人类日常理性的支持。科学本来是反对神秘和荒诞的（至少要解释混乱和怪诞）。现在一切正如荒诞派戏剧里的情节或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医生的病人，生活和梦失去了明确的分界线，越是深刻的真理似乎越荒谬！
这一切表明，重新整理作为人日常理性总结的哲学的时刻已经到来。哲学的精确化已是我们时代刻不容缓的任务。至今为止，很多哲学家还为哲学的含混、不清晰、不精确和随心所欲而洋洋自得，认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区别于科学，获得它和小说那样永恒的价值。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今天理性的危机正是由于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以直观常识为基础，它来自哲学的不精确和哲学家不敢正视挑战的内心的懦弱。只要把科学和哲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到，虽然哲学想成为科学理性的基础，哲学家却不敢经受科学理论经常受到的那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就拿客观性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来讲，对它长期的讨论只属于哲学抽象的思辨，不仅一般人对它不感兴趣，就哲学本身而言，它也缺乏科学定理所必须经过的那种理论推导和实验检验的千锤百炼的考验！用科学方法对哲学进行严格的大无畏的探索本来就不多见。世界的客观性对于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前提，唯物主义科学家只是乐于站在这个基础上把具体的专业知识一块块垒上去。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哲学基础的非科学的盲目性，才导致今天这一基础已难以承受整个知识金字塔重量的危险局面。今天的哲学家也许正处于与培根时代和康德时代一样的伟大转折点上。他们应该重新用科学精神接受20 世纪的全部科学成果，重新用一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来进行一番考察，使我们能找到那个已经森然耸立的科学知识大厦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