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1994）剧照。
如何读懂传统叙事的未尽之处？传统历史叙事又塑造了中国人什么样的历史观？近日，“正史的未尽之处，王朝的真正密码：《汉末之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历史作家刘三解携新书亮相先知书店，与历史畅销书作家谌旭彬、青年作家大生刘蟾展开对谈，从全新视角解读汉末历史。
“正史的未尽之处，王朝的真正密码：《汉末之变》新书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活动现场，三位嘉宾在现场就新书《汉末之变》背后，三国历史未尽之处展开讨论：共同围绕刘三解创作《汉末之变》的初衷、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底层逻辑、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权力对历史书写的深度影响、普通读者辨别历史书写真伪的方法，以及反建构写作的特点和难点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刘三解表示，自己之所以创作《汉末之变》，是因为他在读史的时候发现，“东汉和三国的历史记录风格迥异，东汉非常重视道德，到了三国时期好像礼崩乐坏，全是夺权战争。再细读三国史，发现很多东西站不住脚。所以在《秦砖》《汉瓦》之后谈谈‘魏阙’，意思是魏史之缺。”出版方天喜文化表示，除新近出版的“魏阙”系列第一本《汉末之变》外，该系列的第二、三本预计于今年年底陆续出版，其中，第二本将聚焦192年至198年，以刘备、吕布、公孙瓒等人物为主线；第三本则围绕198年至204年官渡之战、袁氏覆灭等重大事件，展现袁绍、曹操、袁谭等众多历史人物的风云际会。
《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刘三解著，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汉末之变》聚焦初平三年前的曹操与董卓，围绕“曹操如何发迹，董卓又因何死亡”两大历史疑点，深入剖析这两位权臣的复杂形象，“选择初平三年作为截止时间，是因为董卓在这一年被刺杀了。在初平三年之前，曹操其实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董卓进京之后，成为东汉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引发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历史大事件，比如迁都、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等。”
刘三解提到，书中提出的颠覆性观点并非为历史人物翻案，而是基于对史料问题的发现，提出更合理的历史可能性。同时，为满足不同读者需求，他从大众、学术、政治三重维度辨析历史，如纠正“董卓篡位”的误解，探讨曹操起兵时间、青州黄巾数量等学术争议问题，“有的读者认为我是故意抹黑曹操或者洗白董卓，其实我又不是他们的后人，我没有必要去给谁翻案。我只是发现史料记载中的问题，然后提出一种比史料记载更合理的可能性。”大生刘蟾认为，“很多时候我们获取知识的视角和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如果仅从单一角度、片面信息去理解历史，很容易陷入认知偏差。”
谌旭彬分享了对历史写作的独到见解。他表示：“人文学科不同于理工科，有着明确的正误之分。人文学科大家都可以表达，从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时候，这种独立于价值判断之外的历史叙述就不存在。但是历史写作有几个原则。首先要基于史料，不能是天马行空或虚构的；其次要基于常识，千百年来世事变化，但人性是共通的；最后需要专业训练，面对同样的史料，受没受过专业训练，解读是不一样的。”
对此，刘三解也分享了自己的史学观。他认为，读史的关键在于“求”的过程与方法，历史学是一套描述世界的语言系统。作为历史作家，写作的目的是提出问题，激发读者思考，答案应由读者在探索中得出。刘三解表示，1974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尔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中提出了“框架”的概念。戈夫曼的看法是，“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定位、辨识、感知和标识社会事件与信息。说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会自己说话，要从它们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现意义。”
《三国演义》第三季（2023）海报（局部）。
在这里，刘三解提出了历史认知的三种框架，“具体来说，《汉末之变》的书写之中，包含了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其一，大众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演义》及周边的文本、影像经验，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国’；其二，学者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资治通鉴》《后汉纪》等文本历史书写，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其三，上述两重框架的前提，汉魏禅代之际，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为现实政治解释的主宰者，建构的叙事框架，与散落在敌国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记忆，经过长时间的互动发酵后，形成的一重认知框架，它在当时既是历史，又是现实。”
刘三解说，“这种框架是我们在读历史时不可忽视的。在《汉末之变》中，对于大众的认知，主要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辨析，作出回应（如董卓没有篡位行动）；对于学术的认知，主要通过提出记载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时间问题），或是文本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如130万青州黄巾的吃饭问题），或是对史料的补充解读（如董卓弟弟担任外戚官职），要求‘重审’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的认知，却是最难的，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测。”
那么，作为写作者，如何对史料进行甄别呢？谌旭彬坦言，“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轻易否定史料，但要把史料放到恰当的位置。比如十胜十败论，以人之常情去理解，它显然应该出自宣传口径，而不是正式的军事会议。”刘三解则认为，“相信写史的人有基本原则，即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史料中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被隐藏了，但史官的基本操守是有的。我们对待史料的态度首先应该是与人为善，即使发现有难解之处，也应该认为写史书的人不是故意在撒谎，要思考不合理的叙事出现的原因。其次如果有两个史料是绝对矛盾的，就一定要去考证。”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穆祥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