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从1853年俄军入侵位于多瑙河下游、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开始。在英法联军介入后，战场转移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经过对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近一年的围困之后，联军终于在1855年9月攻陷这座军港。1856年2月，俄国被迫接受《巴黎条约》，克里米亚战争结束。
历史学家阿兰·古特曼笔下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外交控制下的战争，是法国军事胜利与欧洲荣耀的回归。拿破仑三世主持的巴黎大会，希冀带来“值得尊重的和平”，开启“国际新秩序”，却无法令各方满意，尤其是首次实施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意法奥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战争的种子。
克里米亚战争
[法]阿兰·古特曼（Alain Gouttman）著
谈方 译
2025年4月出版/112.00元
ISBN 978-7-5228-237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1995拿破仑基金会大奖作品
克里米亚战争经典研究作品
30年来首度中文引进
试读
序言
1802年3月27日，当《亚眠条约》在英法两国之间重建和平时，俄国还会期望什么？它从未受到过任何威胁。它与英国达成了和解，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了同盟条约，甚至与法国的关系也晴朗无云：法国第一执政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继续实行两年前其父保罗一世在位时的逢迎政策。保罗一世大肆宣扬发动战争以“铲除法国的非法统治阶层”的时代已经结束。两国甚至在巴黎签署了法俄和平条约及一项附带的秘密公约，该公约被认为为“促进和平的共同行动”奠定了基础。
法俄和约当然只是美丽的幻想，就像通常涉及俄国盟友时的状况，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俄国盟友不过是各国外交追逐的一个阿莱城姑娘！但至少俄国觉得这可以防备英法之间重新开战——这是不可避免的——带来的后果。因为《亚眠条约》搁置了真正的问题：法国边界的过度扩张，以及法国——一个在和平时期比在战时更加繁荣，正在重建其海军和殖民帝国，并且似乎要从1763年的灾难中重生的法国——对英国构成的竞争。
英国议会两院都在叫嚣：“和平比战争更不利！”
但是，这种鼓吹重新开战的论调跟俄国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个治理不善的国家来说，这正是它转向其内部问题，努力加固其腐朽结构的时机。“为欧洲保住拿破仑！”库图佐夫（Kutuzov）元帅曾这样建议道。土耳其人不是以其大智慧说“应该永远让狗和狼相互争斗”吗？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一世心中已经萦绕着欧洲大陆的宏伟蓝图。两大海上强国之间的气氛开始紧张，法国的陆上霸权比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更令欧洲皇室忧心忡忡，他们将亚历山大一世当作靠山，同时暗中推动英法两国重新开战，而此时沙皇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平息事态。相反，当法国第一执政请求他，如果不能提供支持，至少能秉公执断，亚历山大一世所做的却是火上浇油。
对于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众望所归的孙子来说，诱惑是巨大的：要成为欧洲的救世主吗？
1804年3月，上天向他发出了信号：法国的当甘公爵（duc d'Enghien，亦作昂吉安公爵）在巴登——那里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岳父母的领地——被一伙法国龙骑兵绑架回巴黎，经过一场闹剧式的审判后被当场处决。对欧洲皇室的这记警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反响：亵渎人命、家庭悲剧、无法容忍的挑衅，这一事件震动了其它国家的贵族。但对于俄国来说，正如鲍里斯·穆拉维耶夫（Boris Mouraviev）所写的那样：“在万塞讷的沟渠里被枪杀的当甘公爵，并不比被博克多汗（Bogdo Khan）下令以桩刑处死的官员更值得关注。”
因此，沙皇召集的大臣会议完全赞同大臣鲁缅采夫（Roumiantzev）的意见：“只有国家利益才应使陛下做出决断，任何仅仅出于情感的理由都不应构成其决定的动机。刚刚发生的悲剧事件并未直接触及俄国，因此皇帝的尊严并未受到损害。”
但那时亚历山大一世只听从一伙国际奸党的建议，他们善于迎合他的野心，却对俄国的命运毫不关心。亚历山大一世希望为国家、为自己寻求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决定不理会大臣们的意见。他就处决当甘公爵“对国际法和中立法所构成的侵犯”向拿破仑抗议，并因此命令法国第一执政对法国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的恐惧进行安抚。
只此一举，亚历山大一世就赋予了自己欧洲代理人的角色！仅仅几句话，他的声望就建立起来！
然后是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07年的埃劳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但这些战役要实现什么目标呢？是上演了提尔西特的喜剧，正如俄国大臣布德伯格（Budberg）在写给英国大臣的信中所言，《提尔西特和约》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沙皇唯一的奢望就是保留德意志剩余的领土，令因两场战役而在一天之内被摧毁的普鲁士，免于从地图上消失的命运。至于法国皇帝，最不幸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东方的幻梦在消失了几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他对俄国的幻想之中。一方面，他对“俄国盟友”充满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在征服印度——这个英国巨人的软肋——的伟大事业中才能找到救赎。
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俄国幻梦只欺骗了他们自己，而拿破仑对俄国的幻想则将把帝国引向灭亡。1812年12月，法国皇帝在科兰古（Caulaincourt）的伴随下坐着雪橇回到巴黎，最终意识到，无论是引诱还是付诸武力，无论是结盟还是发动战争，一个已经被全面动员起来对抗他的俄国是不会加入他的阵营的，更何况这种对抗会损害俄国最显著的利益，然而，为时晚矣。
他当时对自己的副官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了结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这场古老的争端……法国只为国家最神圣的权利而战，而英国仅仅捍卫它自许的特权。”
确实太晚了。著名的“提尔西特精神”1805年在普雷斯堡（Presbourg）就应该被提出：拿破仑也许会借此赢得整个德意志，而不是疲于追逐一个难以把握的俄国。
“了结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这场古老的争端……”穆拉维耶夫对此精准地评论道，“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这也许是英雄的豪言。在别列津纳（Bérésina）战役之后，这就是忏悔者的悔恨之语了。”
当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被问及，他一生中在哪里能感到最强烈的幸福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在提尔西特……”
然而，历史是宽宏的，它不会让这位伟人停留在一次彻底的失败上，一个俄国人——伟大的普希金将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他向俄国人民展示了他的伟大命运，从流放的黑暗中给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自由。”
近半个世纪后，令欧洲震惊的是，法兰西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式被法国人民推选为共和国总统，先是在1848年12月，然后是在1858年12月2日，在一次国家政变，也是一次“舆论政变”之后，他登上了一个复辟帝国的宝座。
他不会陷入伯父对沙皇俄国的幻想，也不赞同伯父对英国的偏见。他立即着手让后者成为他最可靠的盟友，而面对“铁腕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国，他则采取一种礼貌的坚定态度：尼古拉一世自立为1815年众条约的坚定守护者，路易-拿破仑被推上权力舞台正是为了废黜这些条约，也是为了将法国从内部动荡中拯救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国自身已经开辟出拿破仑三世要走的路：从1815年到1848年，它追逐着亚历山大的宏伟抱负，声称自己是欧洲的首要角色。而且这个角色不再具有任何攻击性：重要的只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滑铁卢战役之后各大强国建立的欧洲格局。
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希望将欧洲凝固在神圣权利和贵族权力的原则之中，然而，源于法国，由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爱国者们传承的思想，却不断动摇着这个欧洲的基础。
拿破仑的军队输出了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压迫人民的新圣经《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irial de Sainte-Hélène）则将其体系化。
由于俄国直接并且公开反对这些思想，以及当时正在崛起的两股力量——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谋求的政治、宗教和道德霸权必将走向终结。
正是拿破仑三世，这位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者，给俄国指定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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