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邓，你见过铁笼里的华南虎吗？”1950年深秋的某个清晨，功德林战犯所管理员老周蹲在放风场的石阶上，给邓子超递了支 “大生产”牌香烟。这位黄埔三期生接过烟卷时，右手食指残留的枪茧在晨光里泛着青白，他望着岗楼上转动的探照灯答道： “虎死不倒威，人死不变节。”话音未落，远处禁闭室突然传来陆荫楫沙哑的吼声： “蒋公万岁！”
这座前身是京师模范监狱的院落，青砖墙上还留着民国时期的弹痕。当五具棺木在1951年清明前夜被悄悄运出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顽固分子用生命印证了一个真理：思想改造比攻克城池更难。要说清楚他们为何宁死不改，得从各自的 “命门”说起。
陆荫楫的囚室墙上始终挂着保定军校毕业合影，照片里站在蒋介石身后的青年军官，四十年后仍是那个跪拜在蒋氏门庭的弟子。这个黔军出身的桂系干将，1932年在武汉围剿红军时发明 “竹签刑”，把苏区干部钉在门板上审问。有意思的是，当白崇禧在台湾听说他被处决时，竟对着大陆方向连鞠三躬——原来陆荫楫至死守着 “不叛桂系”的江湖规矩，这份愚忠倒让老对手生出几分敬意。
要说最可惜的当属杨海清。这个策马雪原的东北汉子，1941年带着伪满骑兵团起义时何等英武。可当他在1946年重新穿上国军呢子大衣，转身就把枪口对准了昔日的抗联战友。功德林的管教干部发现，他总把掺着沙子的窝头捏成金元宝形状，半夜对着墙念叨 “五百大洋”。原来当年国民党策反他时，除了许诺少将军衔，还当场给了五根金条。
邓子超的案卷里夹着张泛黄的《新青年》杂志，1925年的订阅人签名清晰可见。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时还带着教导团冲锋，却在1928年突然调转枪口。据同监的战犯回忆，他常在放风时用树枝在地上画镰刀锤子，画完又狠狠踩碎。有次喝多了稀粥，他拍着胸脯嚷嚷： “我输给的不是毛泽东，是共产国际那帮大鼻子！”
张卓的顽固则带着某种悲壮色彩。这个被同僚称为 “张青天”的西北军将领，在功德林坚持每天给蒋介石写效忠信，尽管这些信从未寄出。管理所组织参观纺织厂那天，他盯着飞速旋转的纱锭突然泪流满面： “当年要是把这些机器运到陕西......”话没说完就狠抽自己耳光。原来他至死懊悔的不是选择阵营，而是没能在工业建设上立功。
张国勋的死刑判决书背后藏着段血腥往事。北平和平解放前夜，他亲手把十二名地下党员塞进麻袋沉入护城河。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刽子手，表面上积极学习《论持久战》，却在笔记本里用密码记录看守换岗时间。直到同监特务揭发，人们才在他棉衣夹层找到用血画的台湾地图。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面对高墙电网，杜聿明在缝纫机前研究汽车构造，王耀武主动交代了济南城防图，黄维却沉迷永动机研发。改造成功的战犯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找到了比政治信仰更持久的寄托。反观那五位死者，陆荫楫守着军阀义气，杨海清困于黄金心魔，邓子超纠结路线分歧，张卓陷落道德枷锁，张国勋则被特务身份绑架——每个人心里都筑着比功德林更高的牢狱。
刑场安排在安定门外乱葬岗。据说行刑前夜，管理所破例给五人送了红烧肉。杨海清把肥肉挑出来炼油，用草纸包好塞进裤裆；邓子超将肉汤浇在《黄埔同学录》上；陆荫楫则对看守说： “留颗子弹，省得你们费事。”1951年4月6日拂晓，五声枪响惊起群鸦，硝烟散尽后，管理员在张国勋的囚室里发现半块霉变的绿豆糕，上面插着三根火柴——正是他当年与毛人凤接头的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