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人跟我聊了一个话题,说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杀心小了许多?

我心里仔细一想,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因为“坐失戎机”等罪名处决掉的高级将领不在少数,据资料考证,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一连毙了27个高级将领,他不光是毙杂牌军将领(韩复榘、张德能),还毙了四个黄埔的(龙慕韩、薛蔚英、酆悌、廖龄奇)。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一样兵败如山倒,但却没有一个高级将领被毙了,哪怕是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枪毙李天霞,可李天霞后来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不过,在蒋介石下令枪毙的四个黄埔生中,有一个非常特殊,即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

廖龄奇是被毙了以后,蒋介石“根据调查”,发现这是个冤案,后来予以纠正,廖龄奇最后是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并发给其家属“荣哀状”和年度抚恤金证书。

那么廖龄奇死得到底冤不冤?

就从打仗这方面来看,廖龄奇无疑是员悍将。

廖龄奇是黄埔四期毕业,与后来接替他出任58师师长的张灵甫是同期生。

从黄埔毕业后,廖龄奇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该团即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1926年北伐时期,廖龄奇勇猛善战,尤以汀泗桥之战中最为出色。

不过谁都知道,叶挺独立团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队伍,廖龄奇在这样一支队伍里,居然没有受影响,也是奇咄怪事,具体原因我们稍后讲。

不少文章中称,廖龄奇在北伐战争后,即被调到了88师264旅527团任二营营长。

可问题就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是1932年1月才由警卫军所属第二师改编而来,所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看,廖龄奇其实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冷板凳(经历未知)。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同年2月14日,蒋介石下令抽调警卫军第87师、88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驰援上海。

廖龄奇在此战中亦有出色表现,受到了时任88师师长俞济时赏识。并在战后擢升廖为团长。

1934年,廖龄奇还随88师至江西剿共,并先后至宜昌、南京、四川、广州,至1936年11月才返回江苏。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廖龄奇随88师随即进驻上海南翔一带负责防守。

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88师264旅前后两任旅长黄梅兴、高致嵩先后牺牲后,廖龄奇随即以出任旅长的身份,负责指挥264旅作战。



不料在后来的兰封会战中,因桂永清、龙慕韩擅自放弃兰封,致使土肥原贤二率领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打破包围圈突围,蒋介石震怒异常,下令将桂永清撤职查办,龙慕韩被以“指挥失利”的罪名被处决,成了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嫡系将领。

不过,龙慕韩死得确是冤枉一些,罪责明显更大的桂永清却逃过一劫。

无从考究廖龄奇当时是什么心情,总归是灰心丧气多一些,但假如他知道自己日后会与龙慕韩是同等遭遇,会不会有些感想。

就在廖龄奇灰心丧气之际,老上司俞济时发来邀请。

俞济时在抗战初已经出任74军军长,下辖自兼师长的58师以及王耀武率领的51师,兰封会战后不久,俞济时就邀请廖龄奇到74军,在万家岭战役前接替邱维达出任58师172旅旅长。

重归了老上级的廖龄奇重新焕发了事业第二春。

1938年6月武汉会战中,俞济时率领的74军大放异彩,特别是万家岭战役,差点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此战74军整体表现都很出色,后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张灵甫在此战中也有出色表现,只是相比而言不是那么突出。

廖龄奇因功晋升58师副师长。



同年,俞济时升任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兼74军军长,廖龄奇因功递补58师副师长后,该师人事上迎来了大调整,原师长、副师长均被调离,廖龄奇因此出任58师师长。

1939年6月,俞济时拟调新五军军长,该军为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后因白崇禧、徐庭瑶反对未果,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六军军长。

王耀武出任74军军长,当时74军已经下辖三个师,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

出奇的是,在王耀武出任74军军长以后,廖龄奇的表现就要欠佳许多,特别是相对于同期的李天霞、余程万而言。

1941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四个师团在向新墙河北岸展开后,并从9月17日开始强渡新墙河,在日军强有力的火力下,守军不敌后撤。突破新墙河后的日军并未受到我军强有力的阻击,就逼近了汨罗江北岸。

当时,尚在江西的薛岳指挥第九战区按照计划进行反击,并电令在江西新余休整的王耀武火速率领74军开赴浏阳作战。

有意思的是,当时任58师师长的廖龄奇却并不在自己的部队。

原来廖龄奇趁部队休整空档,请假去吉安结婚,此刻正在老家湖南祁阳省亲,而根据各方面资料显示,当时已经出任58师副师长的张灵甫在同年3月即以代理58师师长的身份指挥该师,并参与了上高战役。

不料,当时日军已经破译了薛岳发给前线各部队之电文,58师才出发前往一线时,便遭到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损伤严重。

廖龄奇在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后,立刻出发返回部队。

事实上,廖龄奇的动作不慢,74军在抵达长沙前,廖本人已经坐镇58师指挥,在当时战争已起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

不过,因为国民党军电文已经被日军所破译,整个防守反击的计划已经暴露无疑,因此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打得非常艰难。

廖龄奇率58师固守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线阵地,正面迎战日军进攻,战况一度非常惨烈。



根据部分资料记载所称:

“廖龄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指挥部队顽强抵抗。”

薛岳察觉到各处阵地被突破情况,无奈只好下令后撤,当时王耀武指挥74军后撤时,58师已经被尾随而至的日军包围限于苦战。

整个第二次长沙会战,58师损失居于全军之冠,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阵亡近百分之十,但建制还算是完整。

可出乎意料的是,廖龄奇在后来又干了一件事,直接导致了他悲剧的命运。

廖龄奇从长沙撤出后,拒绝战区要他撤往浏阳的命令,而是强行拦了一辆货车,将收容的58师拉到了株洲休整。

更令人称奇的是,廖龄奇在部队到株洲以后,也未留在部队,而是私自返回祁阳老家探亲,后续的作战,廖龄奇也未再参与。

本来第二次长沙会战,廖龄奇还算是有功的,但他这一举动,在当时却引起很大的非议。

1941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这次战役失利的经验教训。

此战失利原因本来是多重的,特别是战前电报就被敌破译,而且反攻作战计划本身也有很大的纰漏,严格意义上将,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要负很大责任。



蒋介石本来还抓着第十军战事失利的问题痛骂,就在这时薛岳突然报上来,说廖龄奇不顾指挥,擅自截停货车到株洲休整等,还贻误了后续反攻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当时,薛岳已经指示将廖龄奇逮捕,并押送至南岳会议上,面对薛岳的指责,他感到十分委屈。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廖龄奇尽管问题严重,但薛岳当时还不打算置其死地,而是建议蒋枪毙临阵逃脱的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

廖龄奇的悲剧命运,其实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

从廖悲剧的经历中,有一个词经常出现,即“私自”,比如私自探亲、私自截停货车,在一向严格的军队纪律面前,廖龄奇的举动非常出格。

廖龄奇悲剧的背后,是有很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就是个人性格原因。

根据各方面资料记载,廖龄奇个性“狂傲”,不大能容人,对他曾有一句评价:

“廖龄奇的自负完全是兵油子式的,狂傲不羁,目中无人,满口粗话,并且对上司,认为不如自己者往往出言不逊,态度傲慢。”

俞济时在时,尚能制住廖龄奇,但俞济时一走,廖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

廖龄奇黄埔四期毕业,竟然看不起黄埔三期出身的王耀武,对王耀武从军前接受的私塾教育嗤之以鼻,王耀武在国民党军中,以圆滑著称,但也认为廖龄奇难以相处,只是王耀武并不表现出来。

不过,廖龄奇后来还是得罪了王耀武,这要从另外一个原因说起。

第二个对廖龄奇不大感冒的人是薛岳,这其中还有个缘故。



1940年11月,廖龄奇的第一任妻子张风清在江西吉安病故,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曾有意撮合,把薛岳的姨妹子介绍给他,本来这件事对廖龄奇而言,是一件绝好的事儿,还能凭次交好战区长官。吴逸志也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能成。

不料,廖龄奇得知此事后,竟然强烈反对,甚至还说了一句非常过激的话:

“本人历来不搞裙带关系。”

廖龄奇的一句话,无疑也彻底得罪了薛岳。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薛岳指责廖龄奇后,廖感到十分委屈,他为了能脱罪,竟然直接跑去找蒋介石哭诉。

要知道蒋那时候正在气头上,特别是廖龄奇本身还是黄埔生,太丢他脸面,见廖来见他,蒋介石气恼之余,决定不见他。

不料廖牛脾气一上来,竟然就站在蒋门口,不停地喊报告,蒋起身去开会,廖竟然追在蒋屁股后面,并一再表示:

“报告校长,我想请你派我去陆大学习。”

蒋介石大怒,要知道当时正值国难时期,人人都知道前线最艰苦,而廖竟然想去陆大,摆明是想逃离。

见廖龄奇如此不长进,蒋介石立刻命令宪兵,将廖龄奇当场拿下。

当时南岳会议上的情形,对蒋而言已经是骑虎难下,第二次长沙会战虽然日军阴谋没有得逞,但此战国民党军表现确实太糟糕,这使得当时与会所有人都达成了一点共识,此次非要杀一两人做惩戒不可。

值此人人畏惧、人人诿过的情形下,廖龄奇的问题就被无限放大。



加上廖为人平素也不如何好,以至于蒋宣布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枪毙廖龄奇时,竟然无许多人求情,时任蒋侍从室主任的贺耀祖出于同乡情谊(湖南人),本打算救廖,可薛岳、王耀武出于担心蒋追究他们指挥不利的责任,坚持要求从速处决廖。

1941年10月22日,在未经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形下,廖龄奇被匆匆处决。

韩复榘、龙慕韩在被处决前,尚进行了军事法庭审判,唯独廖龄奇是个例外。

廖龄奇被处决后,又牵出另外一个疑惑,就是王耀武为何不求情?

这除了因为王耀武认为廖不好相处外,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派系问题。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74军,是俞济时、王耀武发展起来的,是国民党军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派系,然而在这个围绕74军形成的派系里,俞济时作为开创者,其影响力是很薄弱的。

这固然同俞济时中途调离有关外,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恰恰在王耀武身上。

根据74军成立时的情况来看,74军内部最初就有两大派系,一派是以俞济时的58师为主,一派是以王耀武的51师为主,这个师的前身是王耀武所带的补充一旅发展起来的。

俞济时任74军军长期间,对58师人事安排一直抓的很紧,他后来不兼任58师师长以后,连调来两个黄埔一期的将领冯圣法、陈式正出任该师师长,显然这个目的并不单纯。

当时,王耀武已经升任74军副军长(兼51师师长),但他黄埔三期的资历,想要指挥两个黄埔一期的老大哥,着实有些困难。

俞济时也不想让74军就此分裂,只好调陈式正出任91军副军长。

对遗缺的58师师长人选,王耀武认准了当时已经是副师长的廖龄奇,廖龄奇是黄埔四期的,在王耀武看来,比较好拿捏。

王耀武还在推荐廖任58师师长的电文中如此写道:

“能力特强,平战均佳,全师官兵对其备极信仰。”

俞济时对这个人选也很满意,在他看来,廖龄奇与他算是“自己人”。

不过,令王耀武没想到的是,廖十分狂傲,有时竟不服从他的命令,致使上访关系很紧张。



本来双方相互迁就,倒也安然无恙,可廖龄奇随后干了一件事,彻底触怒了王耀武。

1939年7月,俞济时拟任新五军军长,一度有意把58师拉走。当时,74军就只有两个师,拉走58师,74军战斗力直接减半。

王耀武心中并不情愿,后来他找廖龄奇商量,想让他出面劝说俞济时,不料廖龄奇私底下竟然是赞同俞济时把58师拉到新五军(毕竟廖认为他是俞济时的嫡系)。

这件事虽然没成,却让王耀武把廖龄奇彻底打入“冷宫”。

王耀武在扶廖龄奇出任58师师长时,就有意安排钉子,他把张灵甫安排到58师任副师长,在廖不在任时,张灵甫就代理58师师长

果不其然,后来廖龄奇出事,王耀武一句求情的话也没说,这和后来余程万出了事儿(常德保卫战),王耀武多次求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这个角度来看,廖龄奇死得确实冤枉,但他有他的取死之道,这也怨不得旁人,如果他能像李天霞那样狡兔三窟的话,也不至于事到临头都没人给他求情。

蒋介石大概也是意识到这里的问题,所以才给廖龄奇平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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