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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有两位中国领袖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关系中一直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一位是宋美龄，另一位是宋子文。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和牵涉的深度各有不同。
蒋介石和史迪威在重庆见面时，宋美龄几乎全程参加而且经常充当翻译。她自己也直接和史迪威有深度交谈，并和史迪威保持单线联络方式。她从和居里的长期书信来往以及和罗斯福的接触中，更加深了对史迪威在中美关系中所占地位的了解。
宋子文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他从1940年中期即常驻华盛顿，是第一个和史迪威发生接触的中国官员。
从蒋介石1942~1943年间致宋子文的大量电文中可以看出，宋子文或许比宋美龄更能体会蒋介石内心对史迪威的感受，因此他对处理史迪威问题的态度，也比他的妹妹更明快果断。事实上从1942年6月开始，宋子文变成唯一主动设法去解脱蒋介石烦恼的中国官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宋子文前后拜访过美国总统、总统助理居里和霍普金斯，以及军部高层领袖。
在这几个月里，一个有趣的互动模式逐渐浮现。先是蒋介石会为史迪威问题而向宋子文大吐苦水。当宋子文被蒋介石的述说激怒，因而主张蒋介石应该断然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时，蒋介石又变得犹豫不决。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宋子文以为他已经从美国总统、其他白宫幕僚乃至军部领袖那里得到足够的默许，可以要求撤换史迪威，而宋子文本人也认为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处置方法时，蒋介石却总是瞻前顾后，无法痛下决心采取最后必要的措施。
久而久之，宋子文失去耐心，遂自作主张，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为蒋介石解脱痛苦。
夏天过后，另外两件事的发展进一步影响宋子文（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态度。一件是史迪威未能忠实履行美国总统在1943年5月所作的承诺。另一件是英美两国决定成立新的东南亚战区。
1、史迪威何以没能履行承诺?
罗斯福在5月间曾亲自批准一个新安排，准许陈纳德空军优先获得经由驼峰进入中国的物资吨位。但是宋子文不久就发现，这个政策并未被忠实执行。阿诺德将军私下告诉宋子文，由于史迪威对于空军事务缺乏认识，所以他（阿诺德)不得不派遣自己的参谋长史特莱曼尔将军到中国，去调节史迪威、陈纳德和毕赛尔三个美国将领之间的矛盾。
宋子文于是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应该乘机要求撤换毕赛尔，并拒绝接受史特莱曼尔将军作为陈纳德的上司，蒋介石采纳他建议的后一半，即史特莱曼尔不可成为陈纳德上司，但是却没有采取建议的前一半，因为他担心撤换毕赛尔会对美国政府造成难堪。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宋子文为保障1943年5月间得之不易的成果，愿意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去赶走不合作的美国军官。但是蒋介石却总是开不了口，曲意为别人设想。这是他们两人在个性上的重大差异。
8月中旬，中国政府已经相信史迪威是执行美国总统政策最大的阻力。此时距珍珠港事件发生已将近20个月，而陈纳德的空军仍然只有不到100架驱逐机。
三个月前，陈纳德得到的承诺是在7月15日以前会得到两个中队的战斗机，另加一架高空作战的P-38飞机。但是他只收到P-38飞机。当时在印度还有134架驱逐机，按理也应该拨归陈纳德使用。但是当陈纳德提出申请时，他虽然得到史特莱曼尔的支持，却被史迪威驳回，理由是这样做会威胁到印度的安全。
宋子文闻讯之后忍不住去向美国总统抱怨，说史迪威阻扰陈纳德的努力，只有总统直接向史迪威下令，才能保证陈纳德能够获得应有的物资。
为了增加压力，宋子文随后马上向罗斯福提交一份备忘录(9月27日)称，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力，已下降到只剩下85架战斗机和9架中型轰炸机可供使用。
当总统拿到这一份备忘录时，才发觉原来他5月所作决定早已被部下不声不响地一一搁置了。他立即要求马歇尔查明原委并提出解释。马歇尔在10月4日提出答复，不得不首度坦承，驼峰运输在印度方面的工作，确实存在许多器材和管理上的缺陷，只有一半的运输机（在1943年9月全部的书面数字是230架)真正在执行勤务。
然而马歇尔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却回避一个事实：这些空军都在史迪威统率之下（包括8505名美国空勤和地勤人员)，从来没有认真发挥其潜能。
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可作参考：
驼峰工作分由两个部门负责。一个是军方部门(ICATC)，另一个是民航部门(CNAC)。民航部门只有23架飞机，为军方部门的1/10，但是民航部门1943年8月的运输量却是军方部门的1/3。史迪威辖下空军部门效率之低由此可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态发展引起宋子文的担心。9月，宋子文收到美国记者艾索普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指控史迪威已经公然宣称他无意执行总统5月份的决定，即使阿诺德将军的空军代表史特莱曼尔将军持有异议也无济于事，因为后者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切电报来往，都必须经过史迪威所控制的陆军收发报电台，因此任何负面的报告根本出不了史迪威总部。
既然史迪威完全控制了美国陆军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切电讯管道，连史特莱曼尔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宋子文很快得到的结论就是，想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就必须撤换史迪威。不久之后，宋子文在华盛顿就开始主动出击了。
2、东南亚战区的成立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上半年，史迪威和英国人的关系，也恶化到足以让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感到忧虑的地步。由于英美两国正筹备建立东南亚战区，而美国想任命史迪威为这个新战区的副总司令，以提高史迪威在中国的威望和促进他的工作，因此美国政府当然希望史迪威能够和英国人维持良好合作关系。
同时因为英美两国已经决定把缅甸置于东南亚战区的指挥系统下，史迪威作为中美两国军队指挥官，要在缅甸进行作战，当然也有必要取得英国人对他的合作。为此，马歇尔在1943年7月1日，特别给了史迪威一个严肃的忠告，嘱咐他千万不可开罪英国人。否则，不但会妨碍英美两国在亚洲战争中的合作关系，也会影响史迪威本人在缅甸的指挥权。当然其中最具实质者是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
在这整个筹备过程中，中国政府对英美两国有关东南亚战区的布局几乎一无所知。宋子文也只是从侧面略知梗概而已。比如说，没有人告诉他美国准备任命史迪威为该战区副总司令，也没有人告诉他同盟国打算把在印度受训的中国部队，置于蒙巴顿将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指挥之下。
宋子文透过他在华盛顿的人际关系情报网，很快看到了成立东南亚战区带来的政治意义。美国军部担心英国人对史迪威的不满，可能导致史迪威在中国的地位的降低。宋子文却在成立东南亚战区一事中看到难得的机会，可以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变成多余的人物。这个看法让宋子文积极开展其外交出击。
3、宋子文的“倒史”第一回合
8月底，罗斯福终于通知宋子文，美国准备任命史迪威为蒙巴顿在东南亚战区的副手。当宋子文对史迪威未来会和中国将领们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表示关切时，罗斯福立即宣称，他非常熟悉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拟出了对策，那就是从中国召回史迪威，以惠勒或是史特莱曼尔将军取而代之。
总统的话给了宋子文一个灵感，既然蒙巴顿将成为东南亚战区同盟国军队统帅，有权任命他的副手，那么同样的运作模式也应该适用于中国战区。换言之，蒋介石既然是中国战区统帅，当然有权任命史特莱曼尔为副手，并另外任命一个中国人作为参谋长，同时派一个中国人作为和蒙巴顿总部的联络官。
9月5日，当宋子文请求霍普金斯对他这种想法提出意见时，霍普金斯的反应是热烈赞同，他向宋子文透露，马歇尔似乎已经对史迪威的工作成绩表示放弃，“既然委员长和蒙巴顿之间可以建立直接联系，那么史迪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霍普金斯进一步认为，蒋介石不适宜自任战区统帅，而应该保持处于战区统帅之上的四强领袖身份。当宋子文提议把中国战区摆在蒋介石的管辖之下，由他任命一位中国军人作为战区统帅的方案时，霍普金斯表示完全同意。
此时宋子文已经接到陈纳德求助的信号，陈纳德宣称华盛顿的5月决定正面临破产，要求宋子文作一些挽回努力。又过了没几天时间，宋子文突然又得知罗斯福和马歇尔都可以接受召回史迪威的方案，而且霍普金斯还表示他愿意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如此大好机会，宋子文当然不愿轻易放弃。因此9月初开始，宋子文主动向蒋介石发送了一连串电报，敦促蒋介石早下决心正式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和往常一样，犹豫不决。在6月宋美龄离开美国之前，蒋介石还建议她应该趁着和罗斯福道别的机会提出史迪威问题。但是一如既往，蒋介石固然恨不得把史迪威尽快赶走，却又不愿把话爽快说出来。
因此他告诉宋美龄说：“但不必太正式，亦不以要求其撤换之方式出之。只以真相与实情告之如下…”
换言之，他一方面要宋美龄以隐隐约约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抱怨史迪威不能共事，另一方面又把主动权完全交到美国政府手中。
宋美龄接到电报，根本不赞成撤换史迪威，她的理由有二：
（1）撤换的要求会招致美国领袖不快，或因此阻碍缅甸战争之实现（2）一切现行计划及同盟国联络工作，历来均由史迪威经手办理，一旦换人，恐将引起工作困难。
说来说去，中国领袖对于希望缅甸战争早日展开的热望，还是让他们对史迪威去留的态度变得瞻前顾后。
果不其然，蒋介石听到宋美龄的担忧之后，马上打消原意，复电说：
“对史迪威事并非正式要求其撤换，不过使之察知实情而已。待有便乘机以闲谈出之，否则不谈亦可。”
蒋介石不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心理。在和美国政府（特别是军部）讨论史迪威去留问题时，如果中国政府采取的方式只是“闲谈”，那就等于“不谈”，美国军方典型的反应就是相应不理，装聋作哑。
蒋介石以这种传统中国式的行事方法处理国际关系，成功率极低，可是蒋介石偏偏习惯于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致完全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正是因为曾经有过以上所叙述的周折，所以当宋子文和霍普金斯进行共同策划时，蒋介石心中又开始蠢蠢欲动，看到去史之事重现曙光。宋子文和霍普金斯商谈后，在9月8日拟就方案，目的是要求大幅度调整中、英、美三国军事合作关系。其中一个要点就是撤换史迪威，改组中国战区。
宋子文告知蒋介石称，方案基本上是按照他和霍普金斯商谈的思路所拟定，下个月他将会回国，和预定相偕来华的美国陆军次长商量实施细节。宋子文的方案令蒋介石大受鼓舞，他立即复电：“请（宋子文)速与美国切实进行”。
时机很快变成重要因素。宋子文马上要回国述职，他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和罗斯福达成初步协议，彻底解决史迪威问题。为此，宋子文再度就商于霍普金斯。
9月15日，宋子文向霍普金斯表示，他非常担心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会不计一切代价维护史迪威在华地位。但是霍普金斯表现得非常乐观，认为马歇尔并不会支持史迪威。他请宋子文放心，因为宋子文方案不但言之成理，而且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他甚至向宋子文传授了如何向罗斯福提出要求的技巧，同时请宋子文安心，因为他（宋子文)的方案其实是在帮罗斯福的忙。
次日宋子文和罗斯福会谈时，果然采用霍普金斯的献计，但是罗斯福还是建议宋子文去找马歇尔先行沟通。又过了一天，宋子文向霍普金斯复述罗斯福的说法，并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见。让宋子文想不到的是，霍普金斯竟然建议他不要听从罗斯福的建议行事，因为他认为和马歇尔根本谈不出任何结果。相反地，霍普金斯自告奋勇，宣称他会给罗斯福写信，分析这个问题的政治含义，并建议总统应该自作决定。
4、“大意”的代价
1943年10月上旬宋子文飞往中国。美国军部的陆军次长并未随行，其原因可能是马歇尔已经事先得知宋子文的企图，因此不让陆军次长牵涉进去。宋子文在途中路过印度时，却告诉蒙巴顿和美国的塞末维尔将军说，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更换史迪威。
塞末维尔将军听后即刻向马歇尔报告。至于蒙巴顿，可能是因为他上任才没有几天尚未进入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史迪威在听从了马歇尔严重警告之后，开始改善对英国人的态度，因此给蒙巴顿的印象颇为良好。不管事出何因，蒙巴顿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保留史迪威职位，同时还告诉宋子文说，他已向英国推荐史迪威作为他的副总司令，因为他相信史迪威有能力可以得到在东南亚战区内中国军队的合作。
蒙巴顿的态度让宋子文觉察到，他和霍普金斯9月拟定的策略可能碰到新阻碍。宋子文本来打算安排蒋介石和蒙巴顿在重庆当面讨论史迪威问题，但是现在他觉得事不宜迟，因为一旦史迪威在东南亚战区的任命发表，事情的发展就会变成难以预料了。因此他决定加紧步伐，赶在蒙巴顿还没有机会向蒋介石开口为史迪威说项之前，就完成了赶走史迪威的工作。
以宋子文的政治历练，他居然会在印度向英美高级将领透露他的计划，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过于浮躁，认为胜券在握，因此没有等到时机成熟，就贸然地泄露底牌。另一种可能是他认为一定能够得到蒙巴顿的支持，所以感到非常笃定向他发出通知而已。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希望先声夺人，由中国率先表明态度，使同盟国来不及也不便阻挡。从中国向来对英国充满疑惧和不信任这一点来思考，宋子文恐怕是想走偏锋，争取蒙巴顿支持，或至少提醒他最好明哲保身，不要插手此事。
宋子文原先以为英国人对史迪威普遍不满，所以他想，假如让东南亚战区新上任的总司令对史迪威采取保留态度，则史迪威的离职将是定局。然而，诚如塞末维尔和魏德迈（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两位将军所指出，蒙巴顿新官上任，也绝不愿意被世人看成是对史迪威落井下石的人，更不愿让自己被看成是蒋介石手中的一颗棋子。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蒙巴顿原先和史迪威没有太多的接触，对立情绪尚未产生，自己又对中国事务完全陌生，既然史迪威可以帮助他控制中国军队，他也不愿意损失这个人才。
5、蒋介石的三心二意
自从史迪威在1943年6月中旬从美国回到重庆之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便急剧恶化。此后经过7、8、9月，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愤怒达到极点。因此在10月11日宋子文刚飞抵重庆，蒋介石就急急忙忙分别和宋子文及宋美龄讨论史迪威的事。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史正卑劣之小人，无耻极矣。”此时蒋介石的其他言行也显示，他希望撤换史迪威，如果不需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就可以达到目的，他更是愿意。
然而10月15日蒋介石在和宋子文及塞末维尔将军会谈时，他马上发现有两股压力，逼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
一方面，塞末维尔努力地企图说服蒋介石不可撤销史迪威的职务。
他所持的理由了无新意，基本上是重复美国政府早已多次表达的看法：
a.美国找不到其他足以担任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的适当人选；b.美国找不到可以统领中国战区美国部队的其他适当人选；c.马歇尔强烈支持史迪威；d.美国政府很可能甘冒挑起中美冲突的危险，拒绝任命史迪威的继承人。
但是塞末维尔也知所进退，绝口不说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少不了史迪威这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用沉默表现出他的外交技能。
另一方面，宋子文自告奋勇担任会谈翻译人。这个场面最初似乎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警惕，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蒋介石强烈怀疑，宋子文没有忠实翻译他对塞末维尔说的话，反而不断把话题转到要求史迪威立即离开中国。
塞末维尔虽然不懂中文，也还能敏锐地观察到在场的“蒋夫人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显得非常担忧”。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宋子文越俎代庖的局面。
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为10月15日会谈所定的目的是，并非正式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而是把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充分说清楚，并要求美国重新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一如既往，他希望美国人能够体察他的心情而自动召回史迪威，则他将会大为高兴。但是如果要他明白且断然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他就会大感为难了。
蒋介石这种想法似乎并不是由于他对事情的后果作过理性分析，也不是由于他缺乏道德勇气或是是非观念，而是出自文化和个人心理约束，认为如此直言不讳实在有违对待盟友之道，甚至还会伤害他和罗斯福之间的友情。
蒋这种行为模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绝不少见。
10月15日会谈使蒋介石感到极度不安，因为宋子文不断扭曲他的温和迂回做法，不断自作主张提出强硬要求。但是次日会谈时，他仍然让宋子文担任主要翻译。蒋介石个人的谈话基调未变，还是向塞末维尔抱怨他在过去一年半中不断作出个人努力，以求改善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在这两天中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也间接影响了10月17日的会谈气氛。
一是蒋介石收到美国方面送来的报告(10月15日)，内容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已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同时还被多所学校采用为学生读物。这一报导让蒋介石深为感动，认为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他的家人怀有诚挚感情。所以他更珍惜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不希望因史迪威撤职而引起两国关系的恶化。
二是有几位中国高级将领（如何应钦、商震)得知前两天会谈内容后，感到非常震惊，主动找上塞末维尔，表示他们愿意劝说蒋介石改变立场。何应软向来是史迪威最嫌恶鄙视的中国军人，但是奇怪得很，此时他最支持史迪威继续留在中国战区服务，并且自并非正式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而是把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充分说清楚，并要求美国重新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一如既往，他希望美国人能够体察他的心情而自动召回史迪威，则他将会大为高兴。但是如果要他明白且断然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他就会大感为难了。
蒋介石这种想法似乎并不是由于他对事情的后果作过理性分析，也不是由于他缺乏道德勇气或是是非观念，而是出自文化和个人心理约束，认为如此直言不讳实在有违对待盟友之道，甚至还会伤害他和罗斯福之间的友情。蒋这种行为模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绝不少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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