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些浮夸的标题,放在这本书上却恰如其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简史》,它自问世以来便成为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首选读物,豆瓣上一万多人打分情况下仍高达9.3分。


冯友兰亲自指导翻译并认可的唯一版本,由北大出版社拥有独家版权并出版。

哲学家陈来曾这样评价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对于所学专业不是哲学的学生来说是基本读物。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这本书原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由于必须考虑文化差异、语言隔阂与思想体系的不同,它既不能过于晦涩艰深,也不能失去中国哲学的原貌。结果,这本书做到了。


这本书风靡国内外,它被翻译成了近十种语言,也是很多国外大学中国哲学的教材之一。

它虽然篇幅不长,但观点精辟、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讲透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与精神。最为精彩的是,它不只是简单介绍概念和观点,更展现了中国哲学之间的辩难、传承和演变。

全书开篇就直面了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冯友兰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中国当然有哲学,儒释道等传统学说并非宗教,而是对人性、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深刻探讨。中国哲学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它强调通过自我修养以影响和改造世界。

冯友兰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农耕文明重视土地与秩序,产生了儒家强调的伦理秩序、道家的返璞归真以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哲学从直觉出发,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偏重抽象概念


农耕必须关注日月运行和四时的更替,这里面就有着循环往复的辩证的思想,农民还得努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否则就会没有收成,这里也可以引申出中庸之道。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原贵族或官员流落民间成为私人教师,教师和官员分离,催生了以私人身份传授学问的诸子百家。大致说来儒家来自文人,墨家来自武士,道家来自隐者,名家来自辩论家……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和法家各自源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却共同继承了官方学问中的内圣外王精神。



中国哲学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它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爱智慧”的学问。

书中极为精彩地讲述了哲学家之间的辩难和传承,这部分的内容提纲挈领而精彩纷呈。譬如孔子提出“仁”和“礼”,强调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的稳定;墨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兼爱”和“非攻”,希望以功利的方式快速实现天下大治。如果说“孔子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


儒家主张礼乐,墨家提倡节用;儒家主张仁义,墨家则要兼爱。图/影视剧《墨攻》。

书中还特别提醒我们儒墨的根本分歧在于,墨家的理论始终着眼于功利主义,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孟子要那么“偏执”地主张人性本善,因为他要强调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是人本身就有的本质倾向。

而墨家后期则进一步强化逻辑方法,揭示儒家理念的自相矛盾之处,譬如指出“仁者爱人”的内在逻辑矛盾:如果要说一个人不爱人,那么只要不爱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不好,就可以说不爱人了,但是如果要说一个人爱人,那就必须爱所有的人,否则就不叫爱人,这是用逻辑学的方法指出所谓仁者要么虚伪,要么就得兼爱。

但是不管怎么说,墨家的功利远不及法家学说纯粹、实用和彻底,所以儒墨之争也就逐渐让位于儒法之争。历史上儒家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则指责儒家迂腐空谈,而教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个法家学生的荀子,其实是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人物,荀子鲜明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精神。


儒法之争可以看作是先秦社会发展演变的主线。图/影视剧《大秦赋》。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道家,就会发现它以更为超脱的方式回应了儒墨之争。杨朱的个人主义、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精神逍遥,形成了道家哲学的若干发展阶段,它们逐渐将思考重心转移至超越世俗争论的层面,通过哲学的提升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制度争执。

这本书对于影响中国哲学发展的关键节点都涉及了,方便了后续拓宽知识谱系。譬如许多哲学爱好者不太清楚,佛教究竟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本书简单明了地指出,佛教的传入主要是引进了“宇宙的心”和“空”等形而上学概念,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也促使魏晋玄学的兴起。

冯友兰先生将魏晋玄学分为主理派和主情派,主理派如王弼和郭象,以“无”和“自生”的概念融通儒道思想,重新解释了形上和形下的关系;主情派则以竹林七贤为代表,通过个人情感的解放和放浪形骸的方式对抗名教虚伪,实现精神上的自适和自由。


王弼

/郭象


王弼提炼出一个“无”,是要我们把握背后的根本,然而“无”意味着还不够“无”,郭象直接抛弃了这个“无”,指出万物自生,“无待而自足”。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起,再度影响了后续哲学发展,它提出的“人人皆有佛性”,以及日常生活本身即为成佛妙道的思想,大大启发了宋明理学的形成。理学家朱熹提出性即理,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强调道德修养与具体实践的统一;心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通过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直接诉诸人的道德直觉,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实践。

冯友兰先生强调,尽管近代中国哲学面临着西方哲学的强烈冲击,但其中丰富的思想遗产,如“和而不同”“道法自然”“致良知”等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力主现代化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但坚定认为中国哲学自身的核心价值并未过时。


冯友兰(1895—1990),他的一生打通古今中外,努力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自觉”。

在这本书的末尾,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是未加反思的日常生存;功利境界是在社会中谋取利益;道德境界是在伦理约束下实现内在完善;而最高的天地境界,则是将个体生命上升到与宇宙精神统一的哲学境地。

他指出,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正因如此,中国哲学或许能为未来哲学的方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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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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