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张隆溪教授出版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New York:Routledge,2024)。
此书主张，一个更加包容、公平的世界应该注重文化和文学的多样性，所以世界文学的经典（the world literary canon）宜纳入非西方的文学作品。
Zhang Longxi,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所谓Discovery, 意思是要“发现、发掘”多些作品，并汇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经典文库之中。
这本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和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并读、参照，我们会有另类的discovery (发现)。
查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目录，我们发现：李清照是唯一获得立专节加以讨论的女作家: 该书第十二章Late Northern and Early Southern Song Literature 有一节题为Li Qingzhao: A Great Female Poet of Ci Lyric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p.246)。所谓Ci Lyrics，就是词。
张隆溪教授写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书稿后，曾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二十万言尝作史，三千历岁述先贤。先贤不识君莫笑，鹤立蛇行域外传”。诗中“三千历岁”是说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叙述了三千年的历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部涵盖中华三千年的文学史著作，却只有一个节专讨论女性作者，这样的安排给读者的印象是：在中国，出色的妇女作者只有一个。
事实如何？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清人妇女著作达3500家左右。汉魏至明代妇女著作1000余种。据此，我们可以说，单论数量，中华妇女作者不能说是很少。
这些女作者，绝大多数不获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一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明清的妇女文学不够出色吗？
张隆溪教授对世界文学的研究，背景是“欧洲中心主义”，他说：“西方理论在20世纪以来到现在，都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批判的倾向，就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2015年5月9日香港浸会大学“文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文化论坛的发言）。
如果20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书写有“男性中心主义”之嫌，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自我批判”？
《历代妇女著作考》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得到的评语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本名著。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指出：“刘大杰先生很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并谈及刘大杰注重“在历史上的合理性”(语见《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前言”)。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骆玉明教授说的是“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而不是“文学史的客观性”。骆教授的话似乎可以解释为：撰写文学史，离不开文学研究。
为什么？
理由是：撰写文学史书，需要先做研究才能趋近历史的“客观性”。那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客观性如何？
美国学者Maureen Robertson (雷迈伦, 1936-2023) 早已注意到：刘大杰在他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千三百五十五页）涵盖了中国两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却只提到五个女性作家。这五位女作家居然完全没有宋朝之后的人。
Maureen Robertson的原话是：
In the 1,355 page edition of his history of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y that spans over 2,500 years, Liu Dajie mentions only five women who produced literary texts, none of them from periods later than the Song Dynasty.(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1992), p.64.
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ne”
宋朝以后，妇女文学是否乏善可陈？刘大杰不写李清照之后的妇女，是不是有道理的？
嶙峋编《阆苑奇葩：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年版）按照朝代先后收录妇女文学作品，唐朝五代有女作者64人，明朝部分录有女作者157人，清朝部分录有915人。
请读者注意它书名有“精选”二字——此书所录作品，至少经过挑选。
换言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享有盛誉，但是，论“客观性”，它明显有不足之处：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例如：唐代女诗人和明、清女性作家在历史中客观存在，却没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得到应有的呈现(represented)。
《阆苑奇葩：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
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怎样对待女性文学
一般而言，文学史家拥有叙述权（话语权），他们可以选择讨论谁不讨论谁，也有权决定哪些作品值得在史书中占一席位甚至得到详析。换言之，史家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审美眼光）适当地呈现或消解掉一些过去的历史（dispersed histories）。
但是，如果史家只是贪图书写的方便，师心自用、取舍失当，那么史书的内容缺失可能难逃公论，也逃不过史评家的法眼（参看清代王鸣盛着《十七史商榷》。此书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都是史评的名著；评论文学史的著作有《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只顾史家个人立场、缺陷较大的史书，甚至会得到“毫无章法”之讥。
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
就史家所做的“消解”、遮蔽而言，即使李清照这样的名家，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也只是注视李清照的词而不论及其诗作。
例如李清照的名篇《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杜珣《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年版，页122)，未获张教授提及。
美国学者Ronald Egan (艾朗诺教授)指出，李清照也写论史诗和时政诗。这两类题材历来都为男性诗人所垄断，女性诗人甚少涉猎（R.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Chapter 5)。由此可见，李清照诗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R.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中译本)
李清照诗被忽视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的词也被无视。有些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欧阳修的词作，张教授的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也是一样 (p.212-213)。
其实，欧阳修写了不少词。《醉翁琴趣外编》六卷收录了欧阳词作二百馀首。其《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和《生查子》“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都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521)。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家所做的取舍，有何理据？“客观性”以外，史家有没有囿于个人喜好？有没有私人的目的？这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下面我们略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书怎样对待中土的女性文学。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第七章第一节是“李清照”。在结束李清照的讨论之后，附有半页（共16行文字）谈到朱淑真。执笔者推许朱淑真“能诗善词”、是“才女”，痛惜朱淑真的遗稿被焚毁（页137）。
虽然关于朱淑真的论述在袁编本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但是，在芸芸文学通史之中，能酌情兼顾朱淑真的著作实在不多。
总之，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在李清照部分能做到以类相从，这反映编撰者比前贤更关注妇女文学这个类别。（此书第2册第一章第三节第41页建安部分论及蔡琰。）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由袁行霈担任Editorial Board Director、蔡宗齐任主编(general editor)的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Poetic Culture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ang (2018年) 一书也多少有“诗史”的意味，此书容纳了较多女性的信息，例如，书中有Maija Bell Samei 所撰Tang Women at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一章。此外，在主题方面，书中有Women as poetic subjects and as writers (作为主角和诗人的女性，见 p.8)。
Zong-qi Cai ed.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近人研究宋代文学常将李、朱二人放在一起，例如：缪香珍撰有《李清照与朱淑真评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叶嘉莹《性别与文化: 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四章是“ 宋代两位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再如，广陵书社出版《李清照集附朱淑真词》。
朱淑真的作品保存得不多，其文学地位逊于李清照，不过，单独研究朱淑真的著作也不乏其例，例如：黄嫣梨《朱淑真及其作品》，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1年版；王臣《半随流水半随尘：朱淑真词传》，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
《半随流水半随尘：朱淑真词传》
章、骆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怎样对待女性文学
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撰稿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朱淑真（也可能是有注意到但是决定舍弃）。
不过，《中国文学史新着》对唐朝女诗人比较重视。该书增订本第二版中卷第四篇第一章第七节是“唐代的女诗人”，内文主要讨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文学成就（由第94页到100页）。
《中国文学史新著（下）》还有一个女性专节，题为“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陈端生（1751-1796?）是清中叶的杭州才女。下文，我们会略论她的《再生缘》。
我们发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既没有讨论唐朝女诗人，也没有像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那样兼及朱淑真、陈端生。
《中国文学史新著》
张隆溪教授明确表示他参考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本文学史和袁行霈主编本文学史，因此，张教授应该不是忽略唐朝女诗人、宋朝朱淑真、清朝陈端生等人的存在，而是选择不讨论她们的文学作品。
这种“书写策略”也许是有原因的，例如，受书本原先设定的篇幅所限。不过，张书“三千历岁述先贤”而三千年内女性“先贤”竟然只有寥寥几人（摈弃明清数以千计的女作者），那恐怕会给人“男女完全不成比例”之感吧。
明清大量女作者被摒于史书之外
笔者翻查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见其第十九章第六节是“女词人李清照”。此后，再无女性作者获得立专节讨论。
《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样写，反映刘大杰没有注意明清女性作者。刘大杰的历史叙述，未能呈现历史真相的多样性。这情况也许是民国时期对女性文学史的研究还未够深入所致。
明清时代有许多女子在她们家族、父亲、儿子及兄弟的支持下出版了诗集（参考孙康宜《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载《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
这些出版诗集的明清女子是否都算是“才女”、其作品水平能否与男人并驾齐驱或有以过之，皆须经仔细分析才能评定，但是，单是女性作品获得出版已经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史家如刘大杰忽视大量的女性作品，难免给人“重男轻女”的印象，甚至有“男性中心主义”之嫌。
也许刘大杰认为明清女性作品根本就是“不入流”？
从近人的论着我们得知，明清女子的文学作品，绝非一无可取。下文，我们会列举实例略谈明清女作者之作有何殊胜之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讨论了哪几位女作家?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起初部分（远古到魏晋），是不乏女性作家的，例如：西汉的班婕妤、东汉的蔡琰都获得张教授关注。
在书中的第3章 The First Great Empire: The Han Dynasty 张教授论及班婕妤。张教授这样写：
...a talented female poet, Lady Ban (48 BCE–2 CE), who was singled out by a great critic Zhong Rong (468–518) as noteworthy for writing an excellent poem with five-character lines. She came from a noble family and was known for her beauty as well as her erudition. She became a royal consort to Emperor Cheng of Han (51–7 BEC) and for some time was the emperor’s favorite. However, she soon lost her position when Emperor Cheng fell for the legendary beauty of Zhao the “Flying Swallow” (? –1 BCE). Forsaken in a small palace,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which is used in hot summer but abandoned when autumn comes with cool wind. The poem is obviously an allegory of her own fate, and also the sad condition of many women in her time… (p.45)
《百美新咏图传》(王翙绘图，袁枚作注)
上列引文中的Lady Ban, 就是班婕妤。48 BCE–2 CE，属于西汉末期。“Poem of Complaint”是《怨歌行》，或称《团扇歌》。
“《怨歌行》为班婕妤所作”这说法是有争议的（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17。逯钦立认为《怨歌行》是魏代伶人所作。）
钱穆（1895—1990）举《团扇歌》为例说明：中国诗文多表人生共相（钱穆讲授; 叶龙整理记录《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因此，不必太过计较作者身分。不过，“秋扇之怨”典故后世多专指闺怨。
钱穆讲述《中国文学史》
无论如何，张教授没有因为《怨歌行》作者是女性而不予讨论。
东汉也有一名女诗人见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第4章“建安七子”部分，连七子的姓名都没有说全，却给了 the female poet Cai Yan一页半的篇幅（第59-60页）。
张教授这样编排，论“分量”蔡琰可媲美曹植。张教授把Cai Yan安排在书中的The Wei-Jin Period，主要讨论蔡琰《悲愤诗》。
我们看见张教授给班婕妤、蔡琰的篇幅甚多，自然期望这本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在往后的篇章中多着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土的女性作家。
然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第6、第7、第8、第9章讨论唐代文学，却全无唐代女作家的一席位。
“唐代的女诗人”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是独立的一节。此书所论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位。然而，在张教授书中，唐朝女作家的“从缺”是“连姓名都没有提起”那种。
何以独厚班婕妤、蔡琰而轻唐朝女诗人？是因为薛涛等女性诗人的作品不足一观吗？取舍的理据是什么？张教授没有说明。
另外，元朝至清朝的妇女文学的情况又如何？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第13章到第19章讨论元朝到清朝的文学史。这七章，分了30多个小节，却没有专谈女性作者的章节，仅在p.327花了半页的篇幅谈及Liu Rushi (1618–1664)，即柳如是。
下面，我们简略介绍唐宋、明清妇女文学的概况。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唐、宋史上，哪些女性作品获得载录保存?
中国历史上，女性作品失佚的情况严重吗？文学史家是不是很难读到历朝的女性作品？
唐朝之前，女性作品保存下来的，数量偏少。不过，据陈广宏《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变论集》（页174）引《瑶池新集》所载，唐朝能诗之妇人至少有23人。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涉及女作者40人。
《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变论集》
清朝《全唐诗》（卷797至805）所录均为女子作品。此外，敦煌文献中还载有唐代女性诗（如女冠王霞卿诗）未被《全唐诗》收录。
以诗歌而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录女诗人168人，出类拔萃者有薛涛、鱼玄机、李冶、刘采春。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下编第十九章有一节专论薛涛、鱼玄机（兼论李冶、刘采春）。
由此可见，如果文史学者心中有“妇女文学”的观念，自然会注视女性的文学作品；如果心中没有“妇女文学”，则可能连《全唐诗》所录女子诗篇都看不见（blindedness）。
词一度被视为女性化的文学体式。论宋代女词人，我们有谢穑《宋代女性词人群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李清照、朱淑真之外，宋代女词人中较突出者还有魏夫人、吴淑姬、张玉娘等人。
谢穑《宋代女性词人群体研究》
明代中叶到晚明的女性诗文集
到了明代，女诗人更多。
明人刊印女性诗文总集达28种（参看俞士玲《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载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64-181）。
《古代女诗人研究》
为什么中晚明女性诗文总集成为商业出版的热点？
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认为，中晚明人们对家庭生活、个人情感这样属于私领域的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女性文学恰恰以表达这样的题材见长。男性读者有娱情的需要，其中包含着与尚情相关的个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自我投射（陈广宏《文学史的文化叙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78）。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 认为明代女诗人的作品和女教合在一起，有训诫的作用（高彦颐《闺塾师》页66）。然而，女性诗歌总集中涉及才艺、色艺的作品，对“只重德行”和儒家女性观念有冲击。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女性诗文总集的出版和明代的文化氛围相关。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尝试创造一种丰富多彩和别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
明嘉靖朝开始兴起辑录女性诗文选集的热潮。重要的妇女文学选集不少，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沈宜修（1590—1635）编《伊人思》，辑录当代42位才女诗词；钟惺（1574—1625）所编《名媛诗归》是女性诗歌总集，收录明代的女性诗作为主。女诗人完颜恽珠（1771—1833）辑录的闺阁诗歌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1831年刊行），收录了930多位女诗人的诗作，并附有小传。
《国朝闺秀正始集》
自明末到晚清的妇女文学
明末清初的徐灿是著名的女词人。徐灿的声名早播，清人陈廷焯已经将徐灿与李清照相提并论（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页363)。
近人叶嘉莹《性别与文化》一书也讨论徐灿，并将徐灿和李清照放在一起讨论。叶嘉莹的文集之中有“谈李清照与徐灿二家词对于国破家亡之变乱所反映的态度之不同”一章（叶嘉莹《性别与文化：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商务印书馆，2019年）。
此外，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的四大女词人是：徐灿、顾太清、吴藻、吕碧城。
徐灿、吴藻（1799—1862）、顾太清（1799—1877）并称“清代闺秀词三大家”（陈廷焯着；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2009年，页547)。
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
樊志斌《顾太清与奕绘的京师生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3月版) 推许顾太清为清代第一女词人。
其他闺秀词，收录于肖亚男主编《清代闺秀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全套达66册，诗、文、词别集共400馀种，可见数量之多。如果有人说这66册所收录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没有地位，岂能令人心服？
举些例子：《清代闺秀集丛刊》第二册收《竹笑轩吟草》，李因撰；《我闻室梅花集句》，柳如是撰；《拙政园诗集》，徐灿撰。三人之中，李因的行旅诗文独树一帜（参看方秀洁撰；周睿、陈昉昊译《卿本着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李因、柳如是、徐灿的词集之中，不少是心系故国之作，具体分析见于赵雪沛《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八章。
《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
《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还研究吴江词人沈宜修、叶纨纨和叶小鸾、有林下之风的朱中楣词、孤愤与苍凉交织的顾贞立词，等等。(关于明末清初的顾贞立, 在Xiaorong LI,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一书中有专章讨论。该书2012年由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
Dorothy Ko 高彦颐说：...the promotion of male publishers helped create a niche for literate women, poets in particular, in the urban culture of Jiangnan. (见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4, p.64）。意思是：女作者得到男性出版者的支持。
自明末到晚清三百年间，有两千三百多位女诗人曾经出版过专集（参看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页218）。
文学史家如果不能从事文学历史的研究、又不能吸收文学研究的成果，那么，其所见所述势必受到严重的限制。
《传统内外：清代闺秀诗词研究》
清中叶的陈端生与弹词之中的杰作
清中叶的陈端生（1751年－约1796年）情况特殊，值得在此特别论及。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指出，陈端生《再生缘》是“弹词中最优秀的作品”、“前17卷陈端生作，后3卷为梁德绳续，道光年间侯芝修改为80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页449)。换言之，《再生缘》的前部、后续、修改，皆完成于女性之手，共20卷。
陈寅恪（1890—1969）对《再生缘》的评价很高，他说：“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1页）。
陈寅恪《寒柳堂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原是元稹给杜甫诗的评语（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
陈寅恪意思应该是：《再生缘》在艺术成就上足与杜诗比肩。
文体方面，陈瑞生也获得陈寅恪称赞：“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1页)。所谓“外国史诗”，当为epic。
至于《再生缘》所反映的思想内涵，陈恪寅推许：“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3页）。
另一位名家郭沫若（1892—1978）将陈端生《再生缘》置于世界文学之林。
郭沫若认为陈寅恪把《再生缘》“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札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郭沫若校订《再生缘》，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6。）
郭沫若校订本《再生缘》
综合陈寅恪、郭沫若两家的意见，陈端生《再生缘》无论在文体还是思想方面，都是出类拔萃，有资格在世界文学之林占一席位。
总 结
中国文学通史如果未能涵盖上述唐、宋、明，清朝这么多的女作家，那肯定都是大幅度简化的“历史书”。其原因可能和执笔者的视野有关，也可能是史家执笔时自我设限。
身处东方的撰史者，恐怕未必注意到美国学者Maureen Robertson在 1992已经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提出过批评（中国历史二千五百年间只出了五位女作者?）。
当然，实情未必是史家“忽略”了女作者，而是史家主动“舍弃（不予论述）”。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舍弃 = 将妇女排除在外)，那么，执笔者“男性中心主义”的嫌疑就更大了。
2016年，张隆溪教授已经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从比较到世界文学》 (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书中提出“世界文学”研究正在兴起，我们可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或任何其他民族中心主义。
《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
过了大约九年、十年（现在是2025年），“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 transcending past Eurocentrism”已是老生常谈。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中心主义”难道还没有被超越? 还要主宰中国文学史书写吗？
或谓：中国的文学通史作者，只不过是承袭了旧时重男轻女的陋习，所以才忽视了妇女文学史。
可是，重男轻女在明末清初已经不是中土的传统，例如，陈寅恪早就指出“袁简斋在干隆时，为最喜标榜闺阁诗词之人，……”（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73）。袁简斋，就是袁枚（1716-1797年），他编有《随园女弟子诗选》。
《随园女弟子诗选》
此外，今人高彦颐、孙康宜也指出：支持妇女写作、支持妇女出版文集的明清男性文人不在少数。清中叶小说《红楼梦》也不同意重男轻女思想。
张隆溪教授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2024年）有个副题: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张教授主张: 谈世界文学就应该致力于开阔视野，发现新的经典。
既然如此，中国妇女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却只提及寥寥几篇，这样实际上是轻视中土女性的作品，于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有何裨益？全书只提寥寥几篇女性作品岂不是显得中土的妇女文学乏善可陈、佳作极少？
我们不是要对一部通史求全责备，但是，史家漠视大量史料的存在，笔下叙述太过简略，则其成品 (product) 宜称为“简史”。
限于篇幅，本文未及透彻讨论的相关话题，将在下一篇继读讨论。
《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
附记一：文学史书中所见的“（历史）空白”
关于文学史书中所见的“空白”、“历史断裂”，笔者注意到一些文学通史出现这种情况：盛唐之后没有边塞诗；宋人的边塞诗更完全不获文学通史家垂青。
其实，晚唐、宋朝战争频仍，文人写的边塞诗数量不少，而文学史叙述“自断”于盛唐，每本文学史书都谈盛唐那十首八首名诗，这样陈陈相因，又有多少价值？谈何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北宋边塞诗研究》
关于上述问题，请参看洪涛《诗史断裂是有意为之?—— 略谈编年体的作用（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一) 》，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3月21日。
附记二：文学史公案（欧阳修和朱淑真，谁是作者？)
明•杨慎《词品》（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年）卷三有《朱淑真元夕词》条，说到：“朱淑真《元夕•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词则佳矣，岂良家妇女宜邪？”
这首小词见于朱淑真《断肠词》（澄波校点《漱玉词・断肠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53)。
南宋初人曾慥编成《乐府雅词》，将此词列为欧阳修作。过去，一些词选家将欧词中的艳词视为伪作。
欧阳修会不会写这类男女约会的艳词？历来颇有争议。
《南宋词史》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第三章第一节指出: 此词“最早被周必大编入《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三一（《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36）。
附记三：失声?
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在历史类文献中不是“无声”的。
明清时期才女如沈宜修（《鹂吹集》）、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附评传）的作品包含历史评论。
中国历史上，有个别才女参与撰写正史的书写，例如，班昭（约45年－约117年, 班固之妹）在兄长班固去世后，奉命续写《汉书》未完成的《天文志》及八表（如《百官公卿表》）。
这是女性参与官方正史编修的最早记录。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1997)
关于历史上的女人是否“失声”，请读者参看洪涛：明妃，是失声的 (voiceless)小姑娘？——谈文学史上的“主见”“新见”（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八）。关于文学女姓是否得到合情合理的了解，请读者参看洪涛：女词人的私领域（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