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泽县23岁的宋赫，因一纸“精神分裂症”诊断书，命运陡转。
2024年4月，他因“身体原因”面临驾驶证注销，而病因竟是2016年一份他毫不知情的诊断。更荒诞的是，为他开具该诊断的医生王某，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卫生执业资格。
会泽县卫健局回应称，2016年当地卫生局下发筛查文件，要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达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未完成将追责。
2025年4月14日，在卫健部门协调下，宋赫到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显示其精神检查无异常，思维逻辑清晰，情感反应适切，量表测评也未发现异常，诊断结果为目前未发现有精神疾病症状。
此事撕开了基层医疗与行政系统交织的漏洞，凸显个体在庞大制度前的渺小。基层医疗机构为应付考核，将诊断权异化为工具，制造“误诊”。
宋赫的“误诊”8年后才被揭露，若非车管所通知，他或许永远活在他人设定的“疾病叙事”中，这反映出基层医疗数据管理的混乱。
类似案例并非个例，个体反抗往往需付出巨大成本。会泽县卫健局强调“按程序移出管理网络”，却回避误诊责任；车管所要求提供“康复证明”“司法鉴定”，却无人追问错误源头，将纠错成本转嫁给个人。
破解“被精神病”困局，需打破医疗与行政系统的信息垄断，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并建立误诊追责机制，追溯决策链条，让责任人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