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在开始今天的文章前，我想先占用一点你的时间，从我读小说的收藏夹里分享一些书摘：
妈妈一辈子都对我充满了期待，然后失望。她曾说：“像你这样头脑聪明又有文化的人，应该过自己做梦都没想过的那种生活。”
妈妈问我一个人住害不害怕、喜不喜欢新工作。还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人，生病或出了什么事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帮忙。又问我孤不孤单，说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让她很是放心不下。
“我一个人很自在。” 我能对她说的只有这一句。我已经放弃了妈妈完全站到我这边、理解我内心想法的那种期望。
妈妈话里话外听起来好像和男人一起生活就有希望，但是仔细听的话反而会觉得，妈妈才是对男人不抱希望的那一个。只要不打女人、不赌博、不出轨，是这样的男人就足够了。对一个人最深的绝望也不过如此？
可是，为什么我愤怒的箭头总是指向妈妈呢？为什么不是向着那些让妈妈选择屈服的人呢？如果我在和妈妈一样的环境中长大，我肯定会做出和她不同的选择吗？我能像自己想的那般理直气壮吗？我试着把自己放到妈妈的位置上，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妈妈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能感觉出，现在的妈妈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和我亲密无间了。从她看我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出，她对我有了距离感。我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怄气，一连几天不说话了……我们的眼神流露出共同的恐惧，那就是一旦给对方造成伤害，之后可能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现在的我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争吵了，真的变成那种因为害怕结束而无法随心所欲地争吵的关系了。
以上书摘来自韩国作家崔恩荣的小说《明亮的夜晚》。
这是一本在中国的年轻女性中拥有广泛读者的韩国小说，是近些年“韩女文学”的阅读风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故事。故事里，东亚女性的命运在四代母女间流转，像汉江涌动的河水。
不久前，在北京，我们邀请崔恩荣坐到镜头前，开启了一场对话。
从开头的书摘中，你大约能看出，我最想要和崔恩荣探讨的主题，是「母女关系」。
这是一个带着私心的主题。
从青春期开始，对母亲的轻视、怨恨，甚至憎恶，是我作为女儿长久无法结业的课题。直至如今，过了 30 岁，我仍在放任自己不断陷入这样的情感泥淖中——被母亲的一句发言瞬间激怒，对母亲恶语相向，在母亲的心寒和无助中感受报复的片刻喜悦，然后后悔，然后自怜，然后自我厌恶。
对东亚的女儿而言，这是一道避无可避的题。
我们承载着母亲错位的期待长大；
我们带着母亲未解决的议题踏上自己的人生；
我们迫切想要否定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过去，否定母亲；
我们在挫败、无助和焦灼中，一遍遍迁怒于同为弱者的母亲，却又无尽渴望来自母亲的爱和认可。
如崔恩荣在采访中所说：
“母女关系常常是一场女儿对母亲的‘单恋’”。
她形容，这是一种“带着伤痕的爱”。
崔恩荣 1984 年生。在韩国，这代人被划分为“M世代”，是在时代的夹缝中新旧交替的一代人。
夹缝中早慧的女儿生性敏锐，关注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处境，还在大学期间参与创办了女性主义校刊。在她观察看来，东亚社会在几十年间发生巨变，经历了压缩式生长，“那些支撑着母辈活下去的信念已经失效了，我们要带着真实的自己真正地活着”。
断裂发生在代际间，也发生在女性的心灵中。
于是，她创作了一个关于伤痕，也关于愈合的故事——在破裂婚姻中失落的年轻女人一边追溯母亲、外祖母、曾外祖母的过往，一边寻回了那个被自己抛弃的自我。
她想要让每一个浸泡进这个故事里的人明白，也让自己明白：
我们不必追寻与母辈的和解；
我们甚至注定无法全然和解；
我们真正要追寻的，其实仅仅是自己被丢弃的心。
以下是她的讲述：
口述：崔恩荣
战争爆发那年，我的祖母逃难到了大邱。
她已经 90 多岁了，喜欢讲故事，给我讲逃难的故事，讲她自己生病时发生的故事。我在写《明亮的夜晚》时，故事里有一段在战乱中逃难到大邱的情节，就是从祖母的记忆里得来的素材。
注：
崔恩荣笔下和口中的“祖母”，指的都是“外祖母”。
在韩语里，“祖母”是“할머니”，“外祖母”是“외할머니”，"외"（外）指母系一方，暗示了韩国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中，母系亲属的次要地位。
而崔恩荣刻意省略了”외”（外）这一前缀。在韩国媒体的采访中，她明确回应过，“‘外’这个字代表‘外人’，是很生疏的称呼”。这种模糊化的用法强化了母系血缘的叙事核心，使女性成为家族历史的主体。
祖母是那种很有幽默感的人。就算讲自己吃苦的经历，也能讲得搞笑。很多在我看来其实非常痛苦的时刻，祖母却总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说出来。
我从小是由祖母带大的。父母工作很忙，从头至尾都是祖母在照料我。对我来说，她更像是实际意义上的妈妈。
我跟祖母很亲，每次见到她，都会牵牵手，拥抱一下。她的手很结实，硬邦邦的，且是冰凉的。握住她的手时，我能感觉到它的凉意，那种触感会让我有点心疼。
祖母以前非常喜欢打羽毛球，还参加过羽毛球社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纪太大了，已经不能再打了。想到这个，也会让我心疼。
其实想起祖母时，我总是带着一种很感激，又有点愧疚的复杂心情。
祖母的性格很好，基本不会生气，像佛祖一样，心胸很宽广。但她会因为我的学业而生气。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孙辈，祖母对我的期望很高。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她总是带着我学习，出题让我做功课。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题都做错了，她在批卷子的时候生了很大的气，把练习册都撕碎了。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尤为深刻，每次想起，都会觉得既感激又抱歉。
她是真真切切地希望我能好好学习，总是念叨，“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学习怎么能这么差”。而当我考了满分，或者成绩比较好的时候，她便会特别高兴。我到现在还能记起她在邻里间炫耀的样子。
其实如今回头看，这便是妈妈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不同。
在妈妈那一代，上大学的很少。由于兄弟姐妹众多，很多女性会为了让哥哥和弟弟上大学，而早早辍学工作。而我们这一代，不仅生孩子的人变少了，社会上也形成了“女孩子也要好好上大学”的认知。
所以说，到了我出生的这一代，韩国社会上已经有了“女生也必须学习好”的氛围。
我始终觉得，生孩子对女性来说，才是一件真正改变人生的事。
结婚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一旦生了孩子，构成生活的很多要素都会变化，人生会大不一样。对任何一代女性而言，生育都是一种需要重大决心的事情。
在韩国的社会文化里，对“母亲”这一角色总是要求过多的牺牲。像我这个年纪的女生想到妈妈时，大多会联想到她辛苦劳作的形象。
但很多时候，所谓“母性”都让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被强加的东西。妈妈也是一个人，也有梦想，是本该活出自己人生的人。如果因为“母亲”这一身份，就把它的人生框得很小，压抑住她的生活方式，那么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能想到的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小说《刀痕》。小说里，母亲经营一家面馆，女儿负责用刀切面。有一段写到女儿吃着母亲做的面时，那“刀痕”仿佛进入了她自己体内。这让我觉得，母亲的爱，实际上是在女儿体内留下了伤痕。
注：
《刀痕》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短篇小说。她在小说中呈现的母女关系延续了韩国文学对这种关系的典型叙事——牺牲的母亲与挣扎的女儿，共生与对抗。
对中国读者而言，二人都是近年备受关注的“韩女文学”的代表。金爱烂细腻而残酷，作品具有显著的批判性；崔恩荣笔触更温柔，关注创伤记忆。
在文学中，母女关系通过各类形式被描写出来，但基本上多呈现出一种“又爱又恨”的状态。
如果拿母子关系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母子之间更多呈现出“母亲单恋儿子”的状态。而母女之间则常常是“女儿单恋母亲”的样子。
母亲往往会默认女儿与自己是一体的，有时会因此变得严苛，会忽视女儿的感受。
我所说的“母亲”是指我母亲这一代人。她们在父权社会中将自己定位于较低的位置，即使爱着女儿，也会因为把女儿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在潜意识里认为：“你和我一样，是在社会中处于下位者。”
而女儿其实是接受了教育，走向社会，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在生活，这种母亲的价值观与现实之间，常常会产生无法避免的冲突。
在《明亮的夜晚》里，我写了很多段母女间的冲突场景。在争执中，女儿会突然爆发出一种攻击性，刻意用言语戳妈妈的痛处。
其实在这本书中，我觉得女儿一直在忍耐。她对母亲抱有愧疚，即便有恨意，也希望母亲能幸福。所以多数情况下，她并不愿意让母亲受到太深的伤害。
但一开始，女儿即便是用温和的语气好好表达，母亲也无法接收到信号。也或者是不愿意接收。于是，女儿就会说出一些足以让母亲感到震惊、甚至受伤的话，那其实是出于一种“希望妈妈能理解我一点点”的尝试。
而当情感上的拒绝不断发生，人就很容易开始妥协、放弃。如果无论自己想要什么都得不到回应，那么慢慢地就会进入放弃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得太久，人甚至会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甚至连自己正在经历的情绪都无法清晰地认知。
我认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也可以继续爱别人，但内心其实是在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状态下慢慢受伤着。
于是你会在小说中看到，母女间的伤痕就在这样的静默中变成天堑，“真的变成那种因为害怕结束而无法随心所欲地争吵的关系了”。
对我来说，母女关系是最复杂的一种关系，理解这样的关系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我完全同意你们所说的“要成为女性主义者，先要理解自己的母亲”这句话。我认为，女性主义与其说是读晦涩的书，学抽象的思想，不如说是获得“把人当作一个真实完整的人来看待”的视角。从最亲近的人——妈妈开始，用不一样的视角来观察她，这或许也是一种女性主义的接近方式。
我们这代人是“中间的一代”。
妈妈那一代被要求生活在传统价值观之中，而现在完全新的一代，则有一种“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并不重要”的氛围。
而我们这一代人两边都要兼顾：学习要好、要考上好大学、要赚钱多，但也必须结婚、生孩子、把孩子养好。社会要求女性要“全能完美”，我觉得这对很多女性来说真的很艰难。人其实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只要漏掉其中一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失败了？”、“是不是缺了一块？”这样的压力，对我们这一代的女性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相比妈妈那一代，我们至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小时候，也会被问“你长大想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我能成为某种人”的可能性的。但缺点就是，我们被要求“什么都要完美”——既要在传统上成功，也要在现代社会中成功，这种双重压力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其实写《明亮的夜晚》之处，我并没有打算写四代人的故事。最初只是以某位祖母讲述自己故事的形式为开始的小说。但写着写着我就开始想，“那祖母是对谁说这些话呢？”于是我便思考这个故事的对象是谁，感觉她应该是对自己的孙女在说。所以就诞生了“智妍”这个人物。
我认为，一个故事的意义是从听故事的那个人那里产生的。凭空讲述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有了听众时，故事的意义才会在听者的立场中显现出来。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了孙女，有了祖母，那当然中间也要有一个既是祖母的女儿、又是孙女的母亲的角色。于是故事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一点一点地、没有留白地形成了。
长大后我常觉得，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孤立，总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但听到祖母的故事，或者其他年长女性的故事，会让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是相互连接的。它会让我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情绪不是独有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那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情感。当我意识到这些的瞬间，我会觉得自己变得自由一些。
在这些故事中，我把埋藏在心里的想法和情感用语言表达出来，找到了一种自由和解放感。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获得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内心，成为一个人的过程。
我觉得在东亚社会，对女儿而言，有一件务必要去练习的事，就是守护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心。
我能理解，渴望母爱的心情是非常自然的，但如果太过执着于此，反而可能会感到疲惫，甚至受到很多伤害。与其为了得到妈妈的爱而去改变自己，不如先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先给予并接受对自己的爱。那些小时候曾想“如果妈妈那时候能这样对我就好了”的愿望，现在能由自己来实现、给予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妈妈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我自己想要的。因此，我们需要扪心自问：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妈妈的情绪，而是我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我们要不断练习这个问题，练习守护自己。在爱妈妈的同时，也要练习与妈妈保持距离——“我们是不同的个体”。即便妈妈向我传递情绪，我也不能照单全收，而是要守护自己。
我想这可能是需要一生都去练习的课题。
撰稿：梁珂
翻译：史策
现场执行：王雪琴 三花
晚祷时刻
东亚女儿们，
接纳自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