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个“坡”大小,但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而且还是以华人为主体,占比超过了七成。

但如果你去这里旅游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虽然当地很多人都会讲汉语,可日常生活工作中说的都是英语,英语普及率比欧洲还高。



令人费解的是,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英语,可独立后李光耀却坚持废除汉语,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还放出话来:“除非华人将我打倒!”。

李光耀为何要这样做,这对新加坡又是好是坏呢?

新加坡发展起来的历史并不久,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殖民时,看出了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当地苏丹手中买下了新加坡的管理权。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只有几十户的小渔村,后来凭借着地理优势,殖民者将这里打造成自由贸易港,吸引了大量移民,当然主要是华人劳工。

晚清时期福建、广东人大量“下南洋”,也给这些地方带来了各自的方言——闽南话、粤语还有客家话,这些方言成了新加坡街头巷尾说的话,而当地的殖民官员和上层精英说的都是英语。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殖民者决定以利诱之,对民间语言放任自流,但只有会说英语的人才能进入政府工作。



英语自然成了“高等语言”,即便是有钱的华商也会让子女上英文学校,形成早期的社会精英阶层。

可到了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新加坡,英语的特殊地位自然是没了,但他们却做得更过分——强制推行日语教育。

这时候的东南亚华侨非常爱国,对日本人自然是阳奉阴违,私下秘密教授汉语,反而是这段意外间强化了汉语的凝聚力,不同方言的隔阂开始消融。



日本人投降后,新加坡的华文学校数量激增,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逐步形成,恰逢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英国殖民者对此相当警惕。

1955年,新加坡一份白皮书直接表示:“华校培养的是亲共分子。”,一改放任自流的态度,开始大力扶持英文学校,打压华校。

再加上会说英语能拿到更高的薪水,人们更加青睐英文学校,等到新加坡自治时,英文学校学生人数首次超过华校,这为后来的语言转向埋下伏笔。



到了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驱逐被迫独立,当时的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周围邻国对他都很敌视,迫切需要找出适合自己的路来。

当时的新加坡虽说是华人占主体,可其它族裔也不少,语言问题成为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就连华人内部也分为福建、潮州、广东、客家等不同方言群体,常常连彼此沟通都成问题。

教育部长王邦文提议:“我们应该以华语作为国语,毕竟我们是华人为主的国家。”
李光耀立即反驳:"那马来人和印度人怎么办?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会怎么看?"



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明白,在东南亚这个对华人充满戒心的区域,过度强调华人性可能会招致灾难。

李光耀对内阁成员说:“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人。”如果继续用华语作为主要语言,跨国公司不会来投资,马来西亚和印尼可能以“中国代理人”为由实施封锁。

他认为新加坡必须依靠国际贸易和外资才能生存,而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因此必须将其作为国家的主导语言。



在李光耀坚持下,政府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具争议的决定:将英语确立为国家的主要语言,而华语则被降为次要语言。

这一决定引发了华人群体的强烈不满,他们本来就是为了争取华人政治权利才被马来西亚驱逐的,难道独立后反而连汉语都不能说了?

但李光耀态度坚决,甚至表示“除非华人将我打倒,否则新加坡必须坚持英语优先”。

这时正逢欧美产业向亚洲转移,新加坡的语言优势给他们带来了回报。



1972年德州仪器打算在在东南亚设立个半导体工厂,新加坡凭借全民说英语的优势,击败了劳动力更廉价的邻国,获得了上亿美元的投资,为新加坡支柱之一的电子制造业打下了基础。

而这种优势更是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的目光,在这里能很方便用英语管理东南亚国家的业务,它们纷纷来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除了在经济上带来好处外,这种语言政策还意外弥合了种族冲突。新加坡刚独立时,各个族裔间就经常起冲突,其中语言就成了一种歧视工具。



一名马来裔工程师回忆:“80年代我们班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一起用英语讨论物理题,这种场景在吉隆坡或雅加达难以想象。”

但李光耀的语言政策给新加坡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华人的文化,许多年轻人虽然长着华人面孔,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相当有限。

而李光耀晚年也对自己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反思,他承认自己低估了语言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尽管新加坡英语仍是主流,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里华语的地位有所回升,许多学校加强了华语教学,企业也开始看重员工的华语能力。

新加坡政府也开始重新重视华语教育,2004年还推出了“讲华语运动”。

李光耀的语言政策充满争议,不可否认它让新加坡成功融入全球体系,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民族文化的流失也让许多华人感到遗憾。



也许,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说:“生存与发展是刚需,文化认同是奢侈品。只有先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文化传承。”

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现在,新一代新加坡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重新找回那些失去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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