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隶书承汉遗韵，又启新风，既有汉隶的雄浑朴茂，又渐显楷书的端倪。这一时期的隶书名碑，风格多样，或峻拔奇崛，或秀逸典雅，或古拙苍茫，展现了书法艺术在过渡时期的独特魅力。
《上尊号碑》，庙堂气象，端严整饬。立于曹魏黄初元年，传为钟繇或梁鹄所书。此碑隶书庄重肃穆，结体方正，波磔分明，笔力雄健，极具庙堂之气。其章法严整，横平竖直，体现了曹魏官方书风的典范，是研究魏晋隶书的重要范本。
《受禅表》，雍容华贵，典雅庄重。与《上尊号碑》并称“魏初双璧”，传为卫觊所书。其风格雍容华贵，笔画圆润流畅，波挑含蓄，结体宽博，既有汉隶遗韵，又见楷书端倪。此碑用笔精到，气韵生动，堪称魏晋隶书中的精品。
《孔羡碑》，雄强峻拔，骨力洞达。立于魏黄初二年，传为梁鹄所书。其风格雄强峻拔，笔画方硬挺劲，转折处棱角分明，结体紧密，气势逼人。此碑笔法刚健，极具金石味，是魏晋隶书中“方笔”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曹真碑》，秀润典雅，灵动多姿。立于魏太和五年，风格秀润典雅，笔法灵动，波挑舒展，结体疏朗，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其线条流畅，富有节奏感，既有汉隶的遗风，又透露出楷书的演变趋势，展现了魏晋隶书的柔美一面。
《王基碑》，古拙苍劲，意趣天成。立于魏景元二年，风格古拙苍劲，笔画浑厚，结体宽博，波磔含蓄。其用笔沉稳，线条如锥画沙，极具篆籀气，展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古朴风貌，是研究魏晋书法演变的重要资料。
《三体石经》，篆隶楷并茂，书体演变的活化石。刻于魏正始年间，由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写，其中隶书部分结体方正，笔法严谨，带有明显的规范化倾向。此碑不仅是文字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魏晋隶书向楷书演变的珍贵实物。
《谷朗碑》，隶楷交融，承前启后。立于吴凤凰元年，风格介于隶楷之间，波磔已不明显，结体趋于平正，笔法简练。此碑展现了隶书向楷书的自然过渡，是研究魏晋书法演变的关键作品，对后世楷书的发展影响深远。
《李苞通阁道题记》，率意自然，天真烂漫。刻于魏景元四年，风格率意自然，笔画粗细变化明显，结体自由，带有浓厚的书写性。此碑不同于庙堂碑刻的严谨，展现了魏晋民间隶书的活泼风貌，极具艺术感染力。
《黄初残石》，黄初五年立。在陕西郃阳县。与《上尊号》等书风属另一种，纯美秀丽，《金石补录》评论说：其书“高妙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他碑未及也。”书风娟美纯朴。
《范式碑》，三国魏青龙三年立，在山东济宁。翁方纲评其书法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顿挫节制，神彩焕发，实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
《张君残碑》，无年月，藏故宫博物院。吴士鉴跋云：“观其字体峻整，已开《任城孙夫人碑》之先河，为魏刻无疑”。严峻方折，雄强劲利。
《任城孙夫人碑》，据考证为西晋泰始八年立，在山东任城县。清代严可均评其书点画严整，颇似《范式碑》笔意。包世臣说：“《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开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
《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西晋咸宁四年立。罗振玉认为此碑为晋碑之冠。结体伸展，起收笔厚重方折，峻利雄强，气宇昂扬。
《郭槐墓志》，晋元康六年立，结体处纵势，点画夸张，华丽俊逸。
《左棻墓志》，永康元年立，河南偃师蔡庄出土。书法强劲峻拔，笔画如刀砍。
《荀岳墓志》，永安元年立。书法结体严谨，笔画精到，峻拔中有秀逸，是晋代佳作。
《石尠墓志》，永嘉元年刻，书法结体精密，大小错落，疏密结合，笔工精到，法度森严。
《刘韬墓志》无年月，刘为晋人，故证为西晋墓志。书法精熟，劲挺流畅，雄强挺拔。
魏晋隶书上承汉隶雄浑，下启唐楷法度，既有庙堂碑刻的庄严，又有民间书写的率真，风格多样，意趣横生。这些名碑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细细品味，方能领略魏晋隶书的无尽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