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政法法学连线
作者 | 要昕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
引言
2024年8月，民政部征求意见稿取消婚姻登记需要户口簿规定。
2024年12月，《婚姻登记条例》第一次修订，保留结婚登记需要户口簿规定。
2025年4月，《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次修订，正式取消结婚登记需要户口簿规定。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的修订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线上升，而是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碰撞、利益冲突的调整以及治理技术的革新而呈现的螺旋式上升。
《婚姻登记条例》中关于“婚姻登记中户口簿存废问题”的反复修订，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体现。这场看似简单的“户口簿存废”之争，实质上承载着诸多矛盾的平衡，体现了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法智慧。
两次修订为何规定不同？
2024年8月，民政部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取消户口簿这一规定，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改革有助于破除户籍限制，保障婚姻自由，尤其便利流动人口；而反对者则认为，取消户口簿可能增加重婚、骗婚风险，削弱家庭对婚姻的监督与保护作用。面对分歧，立法者并未强行推进，而是在2024年12月的第一次修订中暂时保留婚姻登记需要户口簿的规定，给予了社会与公众一定的适应期。
2025年4月6日，在跨省通办试点成熟、全国婚姻登记信息联网完善的基础上，国务院通过第804号令，正式取消了公民婚姻登记需要户口簿的要求。这一“两步走”的立法节奏，充分彰显了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
可见，《婚姻登记条例》关于户口簿规定的反复调整，绝非立法者的“摇摆不定”，而是在复杂社会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必然过程。纵观全球法律制度变迁，任何涉及身份制度、家庭伦理的变革都难以一蹴而就，中国的立法者通过“征求意见—局部试点—分步实施”的策略，既避免了激进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又确保了确保了制度变革符合法治现代化方向。
图1：2024年8月15日《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图2：《婚姻登记条例》（2024修订）
图3.《婚姻登记条例》（2025修订）
婚姻登记取消户口簿是否会带来重婚、骗婚等乱象？
针对民众及基层提出的关于婚姻登记取消户口簿可能带来的重婚等乱象的风险焦虑，笔者认为其实质恰恰反映了传统管理思维对技术赋能的不适应与难理解，暴露了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户口簿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户籍管理的重要载体，其存续反映了行政权力对家庭的深度介入。1950年《婚姻法》制定时，我国户籍制度尚不健全，户口簿作为公民身份核验的工具确有其必要性。
然而，随着身份证制度的普及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户口簿的行政功能已逐渐被削弱。2021年起，民政部在21个省份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至2025年2月累计办理49.2万对，验证了全国数据共享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实现全国联网，婚姻登记机关可通过政务平台实时核验身份，纸质户口簿审查的实质意义逐渐被消减。更重要的是，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信息核验，能够有效防止重婚、骗婚等现象发生。浙江、广东等地的试点经验表明，取消户口簿要求后登记效率提升60%，未出现身份冒用案例。可见，这一技术改革不仅减缓了基层行政压力，还降低了公民尤其是流动人员的结婚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并未完全否定户籍制度的功能，而是通过数据共享实现“网络管理”。例如，民政部门仍可通过公安户籍系统核实公民信息，只是公民无需主动提供纸质户口簿。这种“后台互联、前台简化”的模式，既维护了行政管理效能，又大幅提升了便民水平，堪称治理现代化的典范。
修订背后的法理支撑与价值冲突
中国传统婚姻历来是“合二姓之好”的家族行为，我国户口簿在制度层面延续了这一逻辑——它不仅是身份证明，更是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同意书”。例如实践中曾出现河南某村出现老人集体上访，要求恢复户口簿审核权，称“子女结婚不告知是挖祖坟”，其诉求本质上就是对“家庭主权”的捍卫。
然而，随着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速，年轻一代的婚姻逐渐脱离地缘与血缘束缚。2024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跨省婚姻占比已达34%，许多年轻人甚至无需告知父母即可完成登记。这种代际权力关系的重构，使得宗族权威的仪式性约束（如“告知父母”“祭祖成婚”）被法律直接绕开，从而引发部分群体的激烈反抗。
然而，2023年全国婚姻登记数据显示，因户口簿问题导致登记受阻的案例达3.2万起，其中涉及家庭暴力、包办婚姻等情形占比高达41%。可见传统户籍制度将婚姻登记视为家庭事务，隐含“家长同意”的伦理预设，这种设计在维护家庭秩序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对个体婚姻自由的限制。
一方面是传统家庭，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要化解二者的冲突，就需要在制度变革的同时构建良好的对话机制，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基层通过宣讲、普法等一系列柔措施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婚姻登记相关的政策变动，争取在维护家庭功能的同时更好的保护现代个体的利益。
结语
这场关于“户口簿存续与否”的改革表面上是证件要求的简化，实质上却是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重新定义。当户口簿这一纸证明最终退出婚姻登记的舞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行政手续的消亡，更是一种治理哲学的转向——从“以证管人”到“以信立人”，从“家庭监护”到“个体自主”。技术的进步消解了传统管控的必要性，却也带来了新的追问：在数据互联的时代，婚姻自由是否只是从“看得见的枷锁”转向了“看不见的桎梏”？或许，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摆脱何种约束，而在于社会能否在变革中保持对人本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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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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