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基于信令数据的育儿人群公园游憩特征研究

导读

作为国家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第一批试点，广州率先建立全市覆盖的“1+12”的儿童公园体系，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目前国内儿童游憩空间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微观尺度的场地设计，在市域层面对相关群体的活动特征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儿童作为有限行为能力人，其游憩活动与其监护人高度相关，因此针对育儿群体的游憩行为特征的研究能够为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本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中APP使用偏好识别了育儿群体，将其在各个公园的到访量记作公园内育儿家庭的活力水平。发现中心城区以中小公园为主，大型绿地资源较为稀缺。需求侧针对儿童及其家长自然游憩的活动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将所有信令数据所标识的育儿群体在各个公园的驻留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探索公园各类环境要素对儿童空间活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多元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各类影响要素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公园内的儿童活力具有显著的空间聚类特征，中心城区的公园呈现高值聚集。此外，周边房价水平、路网密度以及开发强度等外部因素对儿童活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且在各个地区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为后续精细化推进各区构建儿童友好公园的建设指引提供了研究支撑。

本文字数：6670字

阅读时间：21分钟

作者 | 王炜文、张艺馨、施青雨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键词

育儿群体、信令数据、影响机制、空间分异

研究背景

儿童健康成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省、市政府在不同层面陆续在明确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目标，并对儿童友好政策、服务、权利、空间、环境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儿童公园作为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的重要载体，因具有专享性、自然化、休闲性、文体性、社交性与教育性等优点，已然成为了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的集中空间，是当前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标尺。而目前儿童公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场地设计[1-2]、场景营造[3-4]与体验评价[5-6]方面，为儿童友好公园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由于其研究方式受限，在宏观层面对儿童实际的自然游憩场所和行为模式的研究较少，不利于指导后续儿童公园设施的精细化配给。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项目的持续推动与移动终端的广泛普及，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代表的大规模轨迹数据因覆盖人群广、获取难度小、信息时效强、采样周期长、收集质量高等优点，在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研究的应用尺度、评价指标、影响机制及营造模式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受类型多样且非结构化的多源数据驱动，传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研究在持续进行面向城市[7-8]、乡镇[ 9-10]以及成片地区[11]等宏观尺度领域实证研究的同时，在街区[12]、社区[13]、体育空间[14]、商业中心[15]、轨道交通[16]、城市公园[17]等微观尺度范围内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并主要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社交媒体图片数据、百度迁徙数据与百度热力人口数据，创新构建景观指数、功能混合度、公共交通可达性、区位中心性等评价指标[18]，对城市公共空间活力时空变化特征与活力协调度进行定量测度，并就活力空间格局提出优化营造策略[19]。

综上所诉，当前学术界针对儿童公园的研究普遍聚焦于儿童感官体验，互动活动等聚焦微观尺度，但也忽略了儿童作为有限行为能力群体，其行为模式和活动范围受其监护人影响较大的特性，导致目前基于儿童偏好理论的儿童公园系统建设难以符合大多数儿童活动的实际需求。并且，传统的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因传播渠道和调查周期的限制难以在宏观层面客观描绘育儿群体的活动热点。由此，本研究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育儿群体，通过研究其到访并驻留的公园分布特征，探索其空间分布的潜在影响机制，并基于影响结果为广州市推进儿童公园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

研究方法

报告针对信令数据中梳理的育儿群体在广州市各个公园游憩的驻留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列出4类12项可能影响其其活动的环境要素，计算各项要素指标的数据并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根据指标的数据统计结果观测不同环境要素下的育儿群体游憩活动变化情况，分析育儿群体公园活力与环境要素的相关性，得出各类环境要素对于育儿群体自然空间游憩活力的影响机制，并针对其空间分异特征，为儿童公园的建设给出差异化的优化提升建议。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3.1 研究对象

自广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以来，全市已经完成了“1+12”的儿童公园系统建设（1个市级儿童公园和12个区级儿童公园），但经过访谈调研，育儿群体游憩场所并不局限于13个儿童公园。因此，研究将纳入全市范围内的绿地公园，并在后续需求侧的研究中筛选出具有育儿群体周末白天驻留的公园作为统计分析的基本单元。

3.2 数据信息

考虑到节假日、疫情等因素对育儿群体的社会行为产生的一定影响，手机信令数据选取的日期为2023年3月份。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中的APP浏览记录和偏好信息，初步筛选广州市域范围内具有育儿特征的用户群体大约120万人，基于该群体的信令数据在各个公园的驻留情况延展分析出现状育儿群体的居住地分析，游憩出行距离及人均停留时长分析，以识别广州市育儿群体在各个公园的空间活力特征。

育儿人群公园游憩的需求侧方面，基于手机信令识别的育儿群体，在2023年3月份拥有育儿群体画像的用户大120万位，其中到访过广州市331个公园的育儿群体用户数量大约有158000位，其在各个公园的驻留情况可以作为观测指标来分析各类环境因素对育儿群体周末公园游憩活动空间相关性。

表1 数据来源统计

育儿群体自然游憩的

空间需求分析

考虑到儿童作为有限行为能力人，育儿群体周末白天的自然游憩行为将直接影响儿童的活动范围。通过信令数据中APP的使用偏好识别出的广州市育儿群体用户数量约120万，其中约15万位家长在周末在到访公园游憩的记录，但只有1.3%左右的家长选择儿童公园作为周末游憩地。因此，本文选取了广州市范围内在百度地图上拥有矢量边界的所有公园（累计331个）作为研究对象，排除一些没有家长到访的公园和到访人数较低的异常值后，全市范围内剩下221个公园（包含13个儿童公园）。整体上看育儿群体到访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海珠、越秀和天河等中心城区，而白云山，海珠湿地以及珠江新城的滨江公园等地标性景点也有较多的育儿人群驻留。

图3广州市公园分布与儿童空间活力水平

此外，研究通过将其他公园设置为哑变量，对儿童公园和其他公园的育儿群体驻留情况进行回归拟合分析（如表2），发现儿童公园与其他公园在儿童家长到访量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公园，儿童公园并没更吸引育儿人群的到访，初步印证了调研访谈的结论，因此后续的统计分析将以全市具有相关群体驻留记录的公园作为研究对象。

表2 儿童公园与其他公园育儿群体到访量线性回归分析表

此外，研究发现有不少其他公园（如海珠湿地公园，白云山公园、天河公园和番禺城市公园等），相较于儿童公园拥有更高的育儿群体到访量，这主要是得益于良好的自然风景以及完善的景区配套。另一方面，通过对儿童公园的育儿群地通勤距离分析发现，绝大部分（约90%）选择到访公园游玩的家长平均交通距离超过了1000米，而大部分（约73%）到公园的家长交通距离不会超过1000米（如图4）。那些无法承受较长通勤距离的家庭往往选择就近的公园游玩，所以儿童公园的区位环境所带来的交通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园的儿童活力。

图4 儿童公园与其他公园的家长到访通勤距离对比图

因此可见，现状儿童公园体系建设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负面的环境要素，从而造成了儿童公园的低效利用。为进一步研究育儿群体对自然游憩空间的潜在环境需求，我们选取了221个公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全局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广州市公园内育儿群体周末白天活动分布较大可能具有空间集聚的特征，并在局部空间自相关中，天河区、海珠区和越秀区的珠江公园、海珠湿地附近呈现显著的高值集聚，即海珠湿地、珠江公园、动物园等儿童空间活力较高的公园带动了周围的公园儿童活力。

图5 全市公园儿童活力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图

为全面收集各个公园可能影响儿童活力水平的环境参数，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研究设定公园地块500米的缓冲范围内（10分钟步行范围）作为公园环境的可感知区间，并基于此范围，结合文献综述的计算公式梳理，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功能环境与交通环境4个维度，12项二级指标来计算各项潜在环境影响指标的数据（如表3）。

表3公园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4.1 公园环境指标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针对各个环节指标数据的空间相关性分析显示，公园环境范围内的建筑密度、开发强度，房价均值，商务中心性，居住中心性和公交可达性在空间上存有较强的聚类特征。

表4 环境影响指标空间相关性分析表

4.2 影响机制相关性分析与分类

利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对各公园育儿群体到访人数和4类环境要素的12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在计算相关性之前，所有指标数据都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结果表明路网密度、开发强度与公园儿童活力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提高公园环境的路网密度能够显著改善儿童空间活力水平，这表明周边小街区，密路网和高开发强度的公园环境最受家庭亲子出行游憩的偏爱。形态紧凑度具有显著的中度负向相关性，这表明带状公园的儿童空间活力往往高于独立完型的公园。而建筑密度，绿地指数和功能密度没有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需剔除。

表5 环境影响指标相关性系数一览表

4.3 MGWR模型回归系数结果

4.3.1 全局尺度线性回归

为进一步探索环境要素对儿童公园游憩行为的影响机制，将各个公园的育儿群体到访人次表征其空间活力，用作观测量，各个公园具有一定相关性的环境指标数据为解释变量，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统计各类环境要素在全局尺度下对于育儿群体活力水平的影响水平。研究发现，在全局尺度下，模型R方为0.641，即变量模型能解释广州各公园儿童空间活力约64%的变化。除了公园环境的功能多样性和形态紧凑度之外，其他环境要素皆具备一定的显著性，其中开发强度，育儿群体工作地中心性，居住地中心性和路网密度对公园的儿童空间活力具备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公园面积，房价水平和公交可达性则存在显著负向的影响机制。

表6 环境影响指标全局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4.3.2 地理加权线性回归（局部线性回归）

在局部尺度的回归拟合中，调整后R方从0.641提升到了0.857，AICc从全局尺度的420.925下降到了241.252，模型的解释效果得到显著改善。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开发强度，公园面积，育儿群体工作地中心性，居住地中心性和路网密度具有对公园儿童的空间活力有促进影响，而房价水平和公交可达性对公园儿童活力具有负向的影响。

标准差指标则能反映各个环境变量在不同公园里对儿童空间活力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标准差越大，其影响机制的空间差异性越大。开发强度，公园面积，房价水平和路网密度等环境要素在不同公园内对儿童空间活力的影响差异较大，而育儿群体居住和工作的中心性、公交可达性的影响机制在全局较为统一，对不同区位的公园活力影响水平差异较小。

表7 环境影响指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4.3.3 各公园环境指标变量的空间差异分析

（1）公园周围环境的开发强度对公园内儿童活力水平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其空间上呈现中心强吸引，近郊负吸引，远郊弱吸引的特征（如图6）。以越秀为核心的中心城区（包括荔湾北部，天河西部和珠江新城附近）周围开发强度越高，公园内儿童活力值也越高。该影响力从内向外逐步递减，并在白云、黄埔和番禺东部等近郊区降至负值，表明在近郊公园，其周边开发强度对儿童空间活力促进力逐渐减弱，甚至在局部出现抑制特征，这可能与近郊区工业厂房的建设相关。在花都、从化、番禺客运站和南沙等远郊区域的公园，其周围环境开发强度对儿童活力的影响力又呈现一定的回升，随着从化流溪河公园、花都融创、番禺长隆和南沙滨海公园附近的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未来远郊特色公园或成为亲子游憩的新热点。

（2）公园面积大小对儿童空间活力的吸引力呈现由内向外逐步递减的特征，这可能与城市环境内公园资源的稀缺性相关。比如在用地相对紧张，儿童人口居住密度更大的老城区，公园面积越大，儿童的空间活力越高，而在近郊和远郊区域，随着公园面积增大，其对儿童活力促进效力逐步递减，甚至在白云山和天河区北部附近出现抑制影响。外围城区大型的郊野公园因其体量较大，设施相对不齐全，通勤和游玩的时间成本较高，可能并非家长亲子游憩的常选项。因此建议在外围城区建议补充精准覆盖的中小型儿童公园网络，而在中心城区聚焦于现有大型公园的儿童友好设施提升。

（3）育儿群体居住地中心性、工作地中心性在各个公园的回归系数变化较少，表明对不同公园，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中心性对儿童活力水平的影响具有高度相似性。其中各个公园的育儿群体居住地中心性对其儿童空间活力水平存在最强的正向影响机制，这表明育儿群体更偏向于在家就近选择亲子游憩的公园。

（4）公园周围环境的房价水平对其公园内的儿童活力呈现抑制性影响，其在空间上呈现影响力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分异特征。广州市老城四区（越秀、荔湾、天河、海珠）和外围西部城区都呈现相对强烈的影响特征，房价水平越高的地方，其公园内儿童活力水平越低。考虑到房价作为城市发展的成熟度，舒适度，便捷度的直观指标，居住在房价较高的儿童家庭往往也拥有更多适儿娱乐的选项，儿童公园的游憩活动也相应的有所降低。对于从化、黄埔、南沙和增城等东部新区，房价对儿童活动的负面影响逐步降低，表明这些外围城区的新城建设的过程中儿，童游憩娱乐的选项相比于中心城区呈现下降趋势。

图6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数空间分布

结论

广州市作为国内首批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试点，儿童公园的建设具有广泛良好的社会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儿童公园体系的逐步完善，本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对育儿群体在儿童公园的到访情况进行初步梳理，发现各区儿童公园与儿童实际需求存在错配关系，这也意味着儿童自然游憩的主要场所并非限于儿童公园内。为此，本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广州公园矢量图斑，筛选了广州市存在儿童家长到访记录的221个公园作为研究对象，观测其儿童空间活力（家长到访频次）与四类公园环境指标的相关性，并在空间分异特征下，研究了公园环境指标对儿童空间活力水平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儿童公园在儿童家长的到访量上与其他公园并未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儿童友好公园系统的建设主体不宜仅限于儿童公园；（2）珠江新城附近的公园存在显著的高值聚类现象，中心城区高品质的自然公园整体提升了区域内的儿童空间活力；（3）各类公园环境指标对儿童空间活力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在局部环境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公园环境内路网密度对儿童活力具有最强烈的促进影响力，并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影响力分异特征。

本研究考虑到儿童作为弱行为能力人，其活动范围受其监护人影响较大的特性，基于信令数据识别了育儿群体的时空活动轨迹，弥补了当前学界对儿童宏观层面活动范围分布的认知空白，相比于传统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感性认知，提供了基于行为数据的客观分析，为后续精细化提升儿童友好公园体系提供研究支撑。

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1] 汤辉, 叶瑞盈, 陈锦济. 基于视觉感知的城市儿童公园入口空间吸引力研究——以广州市区儿童公园为例[J]. 中国园林, 2016, 32(07): 73-77.

[2] 沈实现, 鲍挺华, 何洋. 回归自然·品味芬芳——杭州少年儿童公园改造设计心得[J]. 中国园林, 2016, 32(01): 32-37.

[3] 林瑛. 儿童公园的情节建构——情节的陷落与升华[J]. 中国园林, 2014, 30(07): 38-42.

[4] 沈员萍. 基于儿童游戏的儿童公园主题构建[J]. 福建林业科技, 2012, 39(04): 165-168+177.

[5] Nannan Dong, Jian Chen, Shenghong Zhang. Safety Research of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 in Shanghai Urban Parks[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7(198): 612-621.

[6] 谢泳涛, 朱竑, 陈淳. 儿童视角下的广州市儿童公园游憩体验研究[J].旅游学刊, 2020, 35(12): 81-91.

[7] 汪胜兰, 李丁, 冶小梅, 等. 城市活力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以湖北主要城市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7(3): 440-445+449.

[8] 贾晋媛,宋菊芳.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3D”特征的关系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0(08):59-66.

[9] 宁姗姗, 李磊, 王伟. 人流量大数据视角下特色小城镇活力评价研究——以东部地区9个特色小城镇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8, 36(09): 43-48.

[10] 石卉楠, 汪毅. 城市活力导向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研究——以苏州城湾村为例[C]. 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中国重庆, 2019.

[11] 王伟强, 马晓娇. 基于多源数据的滨水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研究——以黄浦江滨水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48-56.

[12] 郭海博, 陈玉玲, 邵郁, 等. 哈尔滨市老城区典型街区空间活力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 建筑学报, 2020(2): 114-119.

[13] 冯月, 余翩翩. 社区街道活力评价及影响因子辨析——以成都市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9, 34(6): 18-24.

[14] 蔚芳, 王鑫. 基于2SFCA法的杭州体育活力空间可达性评价[J]. 城市规划, 2019, 43(11): 112-119.

[15] 王超, 李鸿雁.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城市商业空间活力评价与影响因素[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19): 22-26.

[16] 周雨霏, 杨家文, 周江评, 等. 基于热力图数据的轨道交通站点服务区活力测度研究——以深圳市地铁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56(5): 875-883.

[17] 罗桑扎西, 甄峰. 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7): 1594-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