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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29日蒋介石再次会见史迪威时，史迪威首先急于要说明的事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回信(6月27日)。
如果史迪威的本意是以为罗斯福的回信终于可以让蒋介石闭嘴，或是至少平息他错怪史迪威的怒火的话，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蒋介石一旦发现原来罗斯福在此次事件中并非无辜，却居然是同谋，这只能使他变得更加愤怒。理由是，该信终于让他认清楚了罗斯福的真面目，那就是罗斯福同样能够为了英国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1、蒋介石的“三项要求”
罗斯福回信所产生的效果只是坚定了蒋介石的决心，要尽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继续滑落。
会谈进行一半时，蒋介石递给史迪威一个措辞简单平实的训令，中文原件写道：
“史迪威参谋长：维持中国战场最低限度之要务如下：一、美国陆军三个师八月至九月间运到印度协同中国军队恢复缅甸交通线。二、自八月起中国战区之空军组织必须经常有五百架飞机在前线作战，并继续不断之补充。三、自八月起必须每月维持五千吨重量之空中运输量。”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指示史迪威把这三个要求向美国报告。
他也要史迪威让美国政府明白，假如这三个要求不能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战区将无法维持”。与此同时，宋美龄采纳宋子文建议，召集了一个会议，由史迪威、陈纳德、毛邦初、周至柔和毕赛尔参加，共同商讨军援细节。
会议的结论是：500架飞机应该分成两部分，中国空军应该维持200架飞机(150架驱逐机、50架轰炸机)，而美国空军应该维持300架飞机(200架驱逐机、100架轰炸机)。这些微小的数量，就概括了当时蒋介石对整个中国战区内中国和美国空军的最大要求。
有趣的是，史迪威接下来的行动是对“三项要求”误读了它的内容，误判了它的意图，对美国军部上司作了不实的报告，然后建议他们作出错误的对策。
史迪威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谈及蒋介石对飞机移防事件的态度。
他写道：
“蒋介石认为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缺乏兴趣，因此他想要提出一个问题，即：‘同盟国到底想不想维持中国战区？'他只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或否。蒋夫人随即补充说，此地亲日活动日益明显。问题是美国是不是想要中国和日本讲和。蒋介石与蒋夫人两人对此次事件都感到不满，而且在他们问及同盟国到底是否有兴趣维持中国战区时，完全不假辞色。”
史迪威还更进一步告诉他的上司们说，由于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问题事关重大，因此他拟特别派遣一名对此事完全知情的高级军官专程回到美国，向长官们亲自解释此事的复杂性。为此，他决定派遣克罗柏将军飞返华盛顿作报告。
就实质而言，“三项要求”的内容了无新意。它们只是重申中国早在许多场合和美国政府谈论过多次的军援物资清单而已。
2、史迪威的“诱饵”
就在6月24日那一天，史迪威自己也忍不住用500架飞机和每月5000吨物资作为“饵”，企图说服蒋介石同意让他重新掌控中国在印度的军队。
事实上，史迪威还更往前走了一步，因为他写道：“我把炮兵训练计划也抛出来了，它果然勾起了蒋介石的遐想。”
史迪威的“饵”构想得相当周到，因为他知道中国陆军急迫需要炮兵。正如宋子文早先告诉罗斯福的(4月17日)，美国在1940~1941年度送到中国的所有军械只不过是141门轻榴弹炮和6500枚炮弹而已。换言之，每一门炮有50枚炮弹，最多可以连续发射两小时。后来美国又多分配了232门轻榴弹炮给中国，但是随即收回106门。虽然美国答应在以后补发，但是从来没对中国就此事提出任何解释。
史迪威的话显示，任何时候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重掌远征军的指挥权)，都会毫不迟疑地用一些数字来吊中国人的胃口。
中国领袖们之所以感到沮丧，并不是因为美国援助的数量太小，而是因为它们很少能够兑现。当飞机移防事件发生时，他们当即把它看成是一个崭新而又更危险的警讯。因为此次事件的含义是，美国不但可以不把已经答应了的物资运到中国，甚至可以把已经分配给中国的武器系统随时任意撤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使中国领袖们相信，在有关军援和合作等事宜上，他们必须从美国方面取得更明确而牢固的承诺才能安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类似“最小的要求”或是“最低需要”等字眼，在中美两国政府的对话及来往文件中早已被双方习惯性地多次使用。
它们原本的意思就是指中国为了继续抗战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美国物资数量。因此，纯就文字而言，蒋介石的话并没有表现出更激烈的含意。但是蒋介石所重复的要求，却在史迪威转报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新标识，称之为“三项要求”，而且把它们形容成是“委员长给总统的最后通牒”。用史迪威的话说，“他（蒋介石）企图让我们害怕。我想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依照史迪威的想法：
“中国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美国，而且是一个极为慷慨的朋友。中国人不但不体谅这类意外的事件（指飞机移防)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反而责怪我们为他们做得不够多。他们对我们又吓唬又指责，最后不但无需承担后果，反而让我们的总统和参谋长向他们道歉。”
史迪威为了要让华盛顿的长官们相信，他指控中国人以和日本单独媾和为威胁的说法有根据，他还附带提到所谓“俄国佬谣言”，内容暗示日本人和中国人正在会商一个协议，让蒋介石回南京，让汪精卫在华北另组政府，而日本人会保有广东、杭州和上海等地。
华盛顿领袖们以为克罗柏之所以去华盛顿，是因为史迪威认为事态严重，因此不得不紧急安排像克罗柏这么一位高阶军官，专程赶回美国送呈蒋介石类似炸弹的最后通牒。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当然就会让蒋介石的外交文件增加了许多弦外之音，也会让美国政府官员的心弦为之震动。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史迪威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带领一支新的中国军队去收复缅甸。这也说明为什么他对蒋介石要他多承担一些联军参谋长份内的责任丝毫不感兴趣。到6月下旬，史迪威已经感到极端不耐烦，因为他急于想要把10万中国军队送往印度受训并且交由他指挥的计划，似乎遥遥无期。
史迪威几天前才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蒋介石的厉声指责，作为一个在中国人面前刻意维护自己优越感和权威形象的美国将军而言，那无疑是一个极端痛苦难吞的屈辱。如果他能够把蒋介石的“三项要求”形容成最后通牒，同时又能说服华盛顿予以断然拒绝的话，那么他就能够让蒋介石知道，到底谁背后的势力更大。假如他能够激怒华盛顿作出强烈反应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占据上风，甚或可以增加他获得另一支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几率。
3、又一次争端
正当美国领袖仍在烦恼如何应付“三项要求”时，史迪威又卷入了另外一场争端。这次事件的起源是他主动向中方提供了一份文件，申明自已的各项职权，而此时他已经到中国战区任职达半年之久，居然还会为他的职权定义产生纠纷，也由此可见中美军事合作关系是如何的疏松模糊了。
根据史迪威的解释，有关职权问题的争论和“三项要求”有直接关联，具体起源是他和宋美龄7月1日针对如何处理“三项要求”所作的谈话。当宋美龄谈到关于500架飞机要求时，她请求史迪威写信给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但被史迪威当场拒绝。史迪威所持的理由是，“三项要求”是蒋介石直接向美国总统提出的，因此超越史迪威职权范围之外。
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史迪威随即又作了另外一个动作。
用他自己话来形容：
“借着这个机会，我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1)委员长的联军参谋长；(2)在中印缅战区美国军队的司令官，责任超越中国领土之外；(3)代表美国参加军事会议，维护美国政策；(4)代表总统管理租借法案事务；(5)身为美国军人，宣誓保卫美国利益。”
史迪威在给蒋夫人的说明里虽然把联军参谋长一职列为首位，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与美国有关的其他三个职权上。
中国人面对史迪威把他的美国职权凌驾于中国职权之上的举动，显然大感吃惊，于是立即采取对策。
7月2日，当史迪威要求中国军政部提供一份全国师长的名单时，军政部一反以往凡事礼遇史迪威的惯例，加以拒绝。该部进而要求史迪威说明，他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向该部要求这份名单。
史迪威碰了这个软钉子之后的次日要求和宋美龄会面(7月3日)。到时他却被告知需要等候宋美龄的私人秘书到达现场，需要记录下他所讲的每一个字。根据史迪威形容，宋美龄显然“非常愤怒”。
中方采取的立场非常简单：假如史迪威坚持以美国代表身份在中国从事活动的话，那么中方就只好依照对待外国军官应有的礼仪予以接待。不用说，史迪威对中方的做法也十分恼火，因此才决定另外提交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把自己的职权说得一清二楚。以上就是史迪威对于职权争论缘起的说明。
中方的说法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原来在1942年7月初，蒋介石曾经下令把两架美国租借法案下拨给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机，交付给航空委员会使用。蒋介石以为，他既然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当然有权作此项指示。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该公司美籍职员拒绝接受命令。
中国方面立即猜想，公司职员如此胆大妄为，必定是遵从史迪威的指示办事，而史迪威的用意是提醒中国人，只有他才有权力支配租借法案物资。等到中国人的感情被蹂躏得够了时，史迪威才装模作样地送一份备忘录给蒋介石，小题大做地声称他是以总统代表的身份，允许蒋介石以最有效方式去使用这两架运输机。
在中国人看来，如果在两架飞机的小事上，史迪威都要用居高临下的气势凌辱蒋介石，那么将来如果美军进入中国战区作战，他们就更不可能尊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权威了。
4、史迪威的“备忘录”
史迪威向来相信，美国政府手中对付中国的王牌，就是对租借法案物资进行严格控制。因此对他而言，这两架运输机事件绝不可轻易放过。正好相反，他想运用这个机会提醒蒋介石看清楚，他到底在跟谁打交道。
所以，史迪威随即给了蒋介石一封备忘录，上面写道：
本人所奉指令，对于本人地位之规定颇见复杂。
（1）本人为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换言之，本人应将传达与本人之美国政策陈述而保持之。故在任何上述军事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
（2）本人执掌指挥驻在中国、缅甸旬及印度之美国军队，故职责范围实超出中国战区之外…
（3）本人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时间与地点…本人此种行动，即以总统代表资格执行之，而法律规定，总统在租借器材未经交货以前，随时可以撤回之。
（4）本人为委座联合参谋团之参谋长…
（5）惟本人基本地位为美国陆军之军官，曾宣誓保持美国之利益。
7月1日史迪威向宋美龄口头报告他职权的内涵时，他还把中国人最关心的职位(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列在第一位。但在一天后的书面声明中，这个职位却被降为第四位。换句话说，史迪威心目中，他有四个职位，头三个是美国的，第四个才是中国战区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这个中国职位，他也没有义务为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物资。
史迪威对职位和职务自我表述的结果是，他完全否定了蒋介石邀请一位美国军官来华服务的初衷。
无庸置疑地，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冲突，使得蒋介石对史迪威和美国军方同时感到愤怒。他万万想不到，只是调动区区两架运输机，竟然遭受粗暴拒绝。更令他震惊的是史迪威不请自来的界定自己职权的备忘录。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把自己对史迪威的愤怒一股脑在信里向宋子文宣泄。不难想象，蒋介石坚持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内，其联军参谋长职位应比他所有其他职位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宋子文和史汀生已经决定的事。史迪威宣称他没有任何义务替中国争取美国援助，简直叫蒋介石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一旦蒋介石认可史迪威这个立场，则史迪威就可以为所欲为。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其结果“是中国对租借物之授予形同乞怜求施而后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蒋介石对史迪威所写备忘录的最后结论是，美国没有送给他一位联军参谋长，而是送给他一位“太上参谋长”。
5、居里访华
一直要到7月中旬，史迪威才终于意识到，原来几星期以来中国人是一直蓄意对他不理不睬。即便如此，他依然相信自己在和蒋介石的冲突中居于优势地位。因此，当史迪威委托商震将军递交一封有关收复缅甸的备忘录给蒋介石时（7月19日)，他仍然认为这是他对蒋介石施舍一个大恩惠。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个（缅甸)计划是要给花生米（蒋介石）一个（从‘三项要求’事件走出的)下台阶，给他一个机会去证明他愿意合作。他可以接受一个让军部完全无法忽视的出路，顺便也给我一个机会增加我的影响力。（军部可以对蒋介石说）‘很好！你必须采取这些行动并征得史迪威的同意，然后我们才会参加这个计划。’我的方案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纷争，而去解决主要的问题，那就是缅甸。”
史迪威此时面临被革职的危机，而他的自我感觉竟然可以如此良好，其间的差异委实惊人。但是同样的情景在此后两年中还将发生多次，他的政治迟钝由此可见。
就在史迪威写下这些乐观字眼的同时，居里正在赶赴重庆途中，其任务是去修补史迪威仅仅花了不到四个月工夫就严重摧残掉的同盟关系。
宋子文得知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已经产生严重冲突的最早时间是6月18日，当时蒋介石表示要把史迪威送回美国接受军法审判。
但是宋子文的反应并不激烈，考其原因可能是缅甸战争牵涉的问题过于复杂，军事又非宋氏之所长，更何况蒋介石一再告诫宋子文，他对史迪威的不满，“此意切不可为外人略露一点。”
然而6月底和7月初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宋子文的立场。
事实上，在6月里中美两国间争论爆发时，宋氏一直在热心安排霍普金斯访华之事。当他一旦得知霍普金斯无法成行时，宋子文转而向蒋介石建议，中美两国间解决所有悬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由宋子文在华盛顿直接与总统谈判，而不是经由一位美国使者到重庆去进行现场调解。有鉴于此，宋子文建议蒋介石拒绝居里访华。
然而宋氏致蒋介石的电报却抵达得太晚。因为在此之前，居里已经从蒋氏夫妇手中拿到了一封邀请函件。结果是，蒋介石不得不要求宋子文也写一份邀请函给居里，以免造成中美关系上的尴尬。
然而宋子文不但拒绝让步，甚至以辞职为威胁。最后蒋介石只好低声下气地向宋子文赔不是，并保证他夫妇今后绝对不会背着宋子文跟居里直接打交道。不必说，蒋介石对宋子文的顽强态度当然感到极度不快。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反目的一个伏笔。
不难想象，居里很快就得知宋子文从作中作梗，因此也刻意报复，在蒋介石面前说尽宋子文的坏话。对于居里来说，宋子文对他使命的反对可能让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屈辱。
居里在7月21日到8月7日之间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战时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因为这是罗斯福第二次派遣居里去执行他偏好的个人外交，也因为他授权居里和中国领袖们商谈的问题，既具实质性而内容又广泛，包括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等敏感议题。
居里在重庆一共停留了16天，与蒋介石举行了14次会谈，许多会谈长达4~6小时，现场经常只有宋美龄及一位速记员。蒋介石在此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居里身上。
会谈这么多次，使得居里对蒋介石直接接触和认识的机会，超过当时任何美国官员或是盟邦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
尽管居里访华目的是消除误解，但是他在和蒋介石会谈一开始时，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双方都急于把自己的立场摊到台面上来。蒋介石一开始就强烈抱怨盟邦，把中国排挤在太平洋军事会议和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的大门之外，也抱怨中国得到的租借法案物资少得可怜。居里反击说，美国对于中国运用美援物资所表现的低效能也感到失望。他坦白指出，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对战争会作出重要贡献，而是在囤积军火用以自保，或用来对付共产党。
6、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交谈
在居里抵达重庆之前，蒋介石已经决定不再向美国要求新的援助项目，因为他认为美国本来就不热心帮助中国，因此无需自讨没趣。
在7月22日会谈时，蒋介石提醒居里，他对史迪威作出要求的原因，是根据罗斯福对宋子文的谈话，建议蒋介石应该指示史迪威，以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身份向美国请求武器援助。
蒋介石指出，美国并没有义务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中国也为收到美国物资援助而心存感激。蒋介石还向居里说明他的要求内容到底是什么，以及史迪威如何扭曲他的用意。
依照蒋介石的说法，他在提出要求时曾经告诉过史迪威说，如果这些最低要求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同盟国的行动就已经充分说明，它们不重视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因此他就无法担当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务，而必须请盟邦另谋其他解决之道。
蒋介石表示，他无意责怪史迪威没有尽到责任，也不拟计较美国援助飞机或其他物资的数量。有关“三项要求”的讨论很快就转移到盟邦收复缅甸的计划上去了。
当居里提到史迪威已经拟好一套反攻缅甸计划时，蒋介石当场宣称中国愿意派遣21个师兵力参加战斗，前提是中国必须在三个月内得到500架飞机，和每个月5000吨物资，以保证战斗的成功。居里在看到蒋介石如此干脆地作出承诺时，他的如意算盘是先把中国的承诺捆绑住，因此他提议中国大可以单独先行着手缅甸作战的准备工作，让美国从长计议它打算承担何种义务。
但是蒋介石立即予以反驳说，假如美国真正认为收复缅甸有足够的重要性，那它在事先作如此小量的承诺就不致有任何困难了。
7月23日，宋子文的电报，罗斯福的个人口信称，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自当接受蒋介石命令。由于史迪威同时又是美国驻重庆的租借法案代表，因此又必须接受美国政府命令。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假如蒋介石实在不满意这一安排，那么美国可以把这些权力分别交付给两个人行使。更有甚者，假如蒋介石坚信史迪威不适任的话，那么罗斯福也可以予以更换。
然而罗斯福紧接着又表示，他依然希望蒋介石能够让史迪威留任，理由是：史迪威熟悉中国事务，对中国人民友好，而且美国政府不容易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去取代他。最后罗斯福还表示，在有关租借法案事务上，宋氏可以代表蒋介石，而霍普金斯可以代表罗斯福，由双方就近在华盛顿解决问题，这样就能让史迪威专心执行联军参谋长职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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