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涛在后记中说，《浩荡七十年》成书之前，他已积累近二十年的晚清史阅读和六年多的晚清史写作，这本书是他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说，有了这本书，这四十年生命足矣。这不由得让我急切地翻阅这本鸿篇巨制的正文。
《浩荡七十年》以“衰亡”与“现代化”的并置，撕开了一道重新凝视历史的裂口。张守涛摒弃了传统史观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以“三波浪潮”重构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的器物震颤，到甲午战败后的制度惊雷，再到辛亥革命的灵魂觉醒。这三次浪潮不仅是技术、制度、思想的递进，更暗合了文明碰撞中“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士大夫阶层第一次跌跌撞撞地触摸现代性的轮廓；甲午惨败的屈辱里，维新派在制度变革的深水区蹒跚学步；新政改革的废墟上，革命者以凤凰涅槃的姿态叩击新时代的大门。这种“浪潮说”的建构，既打破了传统历史分期法的机械切割，又超越了简单线性进化论的思维定式，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迂回性与层累性。
书中以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为经线，以现代化浪潮的涌动为纬线，编织出一幅远比传统叙事更富张力的历史图景。
在张守涛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是由龚自珍的孤愤、林则徐的困顿、李鸿章的权谋、康有为的执念、孙中山的炽烈等交织而成的命运长卷。他以“借人明史”的笔法，让曾国藩的“社畜式修身”、左宗棠的“现代性人格”、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的文化焦虑，成为透视时代困境的棱镜。这些被传统史观边缘化的“失败者”与“妥协者”在浪潮中或如魏源般“铁皮屋中的呐喊”，或如张謇般“实业救国的突围”，共同拼贴出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形图——既有“中体西用”的迂回智慧，也有“全盘西化”的激进幻灭，更暗藏文明转型中人性与时代的永恒撕扯。这种让历史人物“在场”的书写方式，使读者得以在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共振中，触摸到历史的肌理与温度，产生强烈的共情共鸣。
在这部兼具思想锋芒与人文关怀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清帝国衰亡的病理切片，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精神觉醒。那些在历史山谷中挣扎前行的觉醒者，他们的迷惘与顿悟、妥协与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最原初的精神基因。当张守涛以知识考古学般的耐心拂去时间尘埃时，我们终于发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则是中华文明在阵痛中重生的精神史诗。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与对生命温度的回护，或正是当代史学研究最珍贵的品质。
“浪潮说”不止于解释过去，更试图锚定当下：当技术迭代加速、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是否仍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认知震荡？书中对“经世致用”传统的再诠释颇具启示——洋务派的“器物救国”与今日的科技自强，维新派的制度探索与法治建设，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与现代政治文明，构成了一条绵延的现代化光谱。这种历史纵深感，让书中的“浪潮”不仅是过往的回响，更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路径新的密钥。
《浩荡七十年》的终极叩问，是“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重要命题。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晚清衰亡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启示录。在技术霸权与文明冲突的今天，重读这段“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许能让我们在浪潮的喧嚣中，听见历史深处的涛声——那是对开放、包容、创新的永恒呼唤。王金亭
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