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湖北抽调两个师团,加上原在岳阳、通城的两个师团为主力,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从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动进攻,声称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力图一举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而此时,主政湖南的是有“老虎崽”之称的薛岳。

1939年2月,早春的暖意悄然唤醒三湘大地,长沙数万民众却还未从去年冬日那场弥天大火带来的悲痛中走出来,人人面带戚色。

2月1日这天,湖南省政府大礼堂里济济一堂。身材瘦小的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用满口粤腔发表就职誓词:“兄弟与省府同人,文武同志一定要把所有的血汗流在这里,我们今后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次日,在省党部联合各民众团体设宴欢迎会上,薛岳又立下誓言:“兄弟和湖南的关系异常密切,同事中多是湖南人,部下也多是湖南人,兄弟今天来做工,如果妄用湖南一文钱,不是站在湖南民众立场去做事,不为湖南民众谋福利,湖南每一个同胞可以杀我!”下面掌声雷动,唏嘘一片。



薛岳来当省主席了!湖南有希望了!三湘大地遍传这一喜讯。苦难中的长沙人,紧锁的眉头终于慢慢舒展;断壁残垣中,那每天升起的太阳,似乎也明亮了许多,温暖了许多。

他是闻名遐迩的“百战将军”,湖南全省都在流传“老虎崽”薛岳的传奇人生。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个年头,粤北韶关乐昌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呱呱坠地,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薛仰岳”,取仰慕民族英雄 管岳飞之意。成年后,男孩改名薛岳,以示不仅仰慕岳飞, 修入外报更要身体力行以之为楷模。这个名字蕴含的意味,似乎 <也在冥冥中暗合了这个农家子弟一生的轨迹。晚清革命 薛岳风潮在广东一带兴盛,薛岳也深受影响。十五岁那年,他说服父母,离开家乡到广州学习军事,开始了戎马生涯。他参加孙中山早年的粤军,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营长。陈炯明叛乱时,他保护宋庆龄脱险。北伐期间,薛岳担任赫赫有名的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后负责协助陈诚“剿共”,湘江之战中,他让红军吃了不少苦头。



淞沪会战爆发后,薛岳在滇黔地区组建第三预备军处,离战争前线太远,不能到战场杀敌,这可急坏了薛岳。他一刻也不想待在后方,三次电呈蒋介石,主动请缨杀敌,并先将其下辖的第四军送往南翔参战。9月22日,赴沪参战的请求终被批准,他当天即出发,驰赴上海指挥作战。淞沪会战期间,他率兵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虽伤亡巨大,但也给日军狠狠一击。徐州失守的次日,他率兵参加兰封会战。南浔会战中,赢得万家岭大捷,粉碎了日军在行进间攻占南昌的企图,使日军遭到了“卢沟桥事变”以来最为惨烈的重创。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为适应由正面战场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当时,第九战区的辖区是赣西北、鄂南(长江以南)及湖南全省,配备五十二个步兵师,兵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为十个战区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湘、鄂、赣三省成为抗战主战场,蒋介石亲派心腹大将陈诚主政湖北,儿子蒋经国经营江西。他把湖南交给了薛岳,任命其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文武一肩挑。委以如此重任,足见蒋介石对薛岳的器重与信任。



当时湖南在战略和经济地位上都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湘省居全国中心,扼两广咽喉,控制四川门户,为重庆屏障。省会长沙是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如长沙被攻占,南可攻衡阳,西可攻常德、桃源。因此,日本也将军力重心配置此区域,实力最强的第十一军布阵于此,企图随时歼灭国军主力,迫使重庆政权瓦解。

薛岳负责的第九战区最主要任务是确保长沙不丢失。主政湖南后,薛岳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他一边抗战,一边治湘,提出了“安、便、足”三字治湘方针,推行“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六大施政纲要,并动员一切民众对日抗战。同时,又创造出适合长沙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战术,即守中有攻,以守为攻。

薛岳履任湖南仅仅七个月后,日军向长沙发动进攻。大敌当前,蒋介石为了“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策略,决定放弃长沙。他派白崇禧、陈诚向薛岳传达了保存实力、放弃长沙的指示。薛岳不以为然,坚决不放弃长沙,他十分生气地对“小诸葛”白崇禧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湘省所处地位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心中,敌人并非不可战胜,日寇的优势,为战车,为重炮,为飞机,为军舰,但一旦在湖南转入山岳湖沼地区作战,重兵器威力可能大减。



加上战前,湖南全省“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已把道路统统破坏掉,乡间田埂也被缩小到一尺以内,小到穿皮鞋的日军在田埂上行军都困难;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老百姓与部队的粮食也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就地补给。特别是薛岳在南浔和南昌与冈村宁次已经两度交手,对他侧翼迂回的惯用战术有一定了解。大战在即,蒋介石避而不接电话。

9月15日深夜,固执的薛岳拨通了宋美龄的电话,并立下军令状:“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以死报效蒋委员长。”或许,是薛岳那蛮不讲理的固执、憨顽痴绝的忠诚、宁死不屈的坚持,打动了蒋介石,毕竟,当时苟且偷生的,临阵脱逃的,敷衍应付的,甚至明目张胆高擎降旗的,都不在少数。

最终,蒋介石下达了决战命令。

日军气势汹汹地向长沙进犯。薛岳从容应对,沉着中甚至有几分期待。那些年,哪个有血性的中华男儿心中,不憋着一股子刻骨铭心的仇恨?薛岳调集二十一个军共五十二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以阻止日军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正面战场,但重点放在两侧山地。



会战打响后,薛岳先令部队阻止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又将鄂南的敌人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之敌。9月23日,五万日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强渡新墙河,突破了国军防线。初战,冈村宁次先发制人,暂时占了上风,一直冰封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而狰狞的笑容。但,他的笑容很快就挂不住了。

中国守军于新墙河、汨罗江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敌人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薛岳命令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利用河汊湖沼和山村屏障,节节堵截,阻滞和消耗日军。关麟征本是何应钦手下的将领,但薛岳知人善任,不管他是哪一派的,只要仗打得好,就重用。

日军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一路上几乎没有炮车可通过的道路,地图上的道路全都不见了,尤其被薛岳创造的“泥水泡猪皮”战法弄得苦不堪言。日军官兵们穿的猪皮大头皮鞋,遇水就涨,干后变硬。战前,薛岳命令部队和老百姓一起将所有的稻田都放进水,并下令各路部队尽量在有水田的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数万日兵脚上的大头鞋在稻田泥水里一泡,很快变得又重又紧,行动极为不便。而中国军队穿的是草鞋或布鞋,无论干湿都不影响行动。



到29日,日军虽连陷平江、湘阴、永安,但当第十三师团一部进至长沙郊区福临铺,第六师团进至白水车站以南的三姐桥时,突然遭到中国守军伏击。日军进入伏击圈。10月5日,日军慌忙后退。这一切,被手持望远镜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首先采用大炮袭击撤退的日军,惊天动地的“隆隆”炮声,给了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后尾的部队被打得死伤大片,幸存的东逃西散,一片狼藉。随即,他令各路部队快速追击、阻击和侧击。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四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四十余人。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湖南战场沉寂了两年,薛岳利用难得的间隙,一面大力发展湖南战时经济,一面不断派出游击部队袭扰敌人。

1941年初,日军第十一军发生人事变动,阿南惟几中将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木下勇任参谋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人到任后,满心想一雪前耻,制定了在长沙以北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作战计划。日军吸取了教训,这次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并效颦德军的“闪击战”,采用“雷击战”猛烈进攻。中国守军以四十个师约五十万兵力迎战,薛岳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不与日军正面交战,只是尽量将日军引向湖南的崇山峻岭。



但这次长沙会战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加上第九战区缺乏通信保密措施,直接用无线电话下达作战命令,结果,作战命令均被日方破译,使得日军对薛岳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日军一度占领了长沙,但他们认为已达到击溃第九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反转退却。中国军队展开追击和阻击,取得了部分战果,长沙得以保全,并收复新墙河沿岸原有前沿阵地,继续与日军对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担心第九战区军队南下支援驻港英军,日军在部队补充休整尚未完备的情况下,再度发动攻势。1941年12月13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并计划用两周时间结束作战。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教训,更娴熟地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敌决战。在随即召开的长沙战区会议上,薛岳将这一战法比喻为“火炉战法”,即当敌军深入我内线,兵力已分散时,我军在正面展开反攻、追击,原退入山区的部队包围、侧击,敌军犹如坠入火炉,遭到烈火的焚烧而瓦解。



这种战术打破了蒋介石曾说的:“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面对强敌的再三进攻,薛岳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在湘北方面,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必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敌军主力,反击而灭之。薛岳下发《天炉战》一书,要求各级军官人人学习,并召开战区军事首长会议进行战略部署:先是以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诱敌区和伏击区,第三道防线才是真正的决战区。

12月23日,日军发动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初期,日军依仗强大的穿插攻击能力,进展神速,四五天内,渡过新墙河,强渡汨罗江,逼近长沙。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30日,薛岳向军委会请命,拼死据守。31日,在岳麓山战时指挥所里,他向所有官兵发出“求心攻击”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为捕捉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二、职若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三、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还让第十军军长李玉堂率部戴罪守城,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敌我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为加强长沙的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七十七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最后,日军在飞机助攻下全线出击,与守军展开巷战,逐屋争夺,但守军在岳麓山的重炮群和各据点内的重武器组成了交叉火力网,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使得阿南惟几只能对天哀叹,一筹莫展。薛岳指挥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将部队分编成多个纵队,继续对敌施行全面游击、攻击。他同时动员民众参战。

湖南素以民风彪悍著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二十万民众参战,将战区中的公路、桥梁彻底破坏,把交通线挖得沟壑纵横,向稻田地里放水使之成为一片沼泽,导致日军机械化牵引的重炮兵、骑兵部队无法通过,日军陷入困境无法自拔。



1942年1月4日下午,中国守军全线反攻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日军突围时,沿途又遭到中国军民的堵截、围杀,几乎每撤退一步都要经过血战,损失惨重。最后,阿南下令日空军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加上第九混成旅团的舍命奔袭,才使第六师团退出了长沙。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五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薛岳也因此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将领。



三次长沙大战后,日军再不敢轻视薛岳的第九战区,他们恨称薛岳是挡道的“长沙之虎”。1942年12月底,美英中三国决定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中国战区。1943年1月,经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出任统帅,指挥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盟国军队。这意味着西方国家由原来观望中日交战,变成了和中国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蒋氏毫不掩饰此事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对此决定性的贡献。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与薛岳英雄惺惺相惜,他由衷地称赞薛岳:“薛将军第九战区的军队是在给养缺乏下多年对日本作战的军队的典范,并不是所有军队都像他的善战和惯战。由薛岳和他的军队看来,史迪威所谓除非在美国人指挥下中国人将不能战斗者,实属荒谬之至。在我观察三年来两人抵御共同敌人的动态之后,我以为薛氏在战略和战地指挥方面都胜过史迪威。”后来,他的妻子陈香梅女士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千个春天》,她在书里写道,抗战时期,天上有一个“flying tiger”(飞虎)陈纳德,地上有个“running tiger”(奔虎),这个“奔虎”就是有“长沙之虎”之称的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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