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本人担任皇帝，有决断力、坚毅力，也有担当感。给大臣的命令，也都很明确，底下的大臣只要奉旨办事即可。甚至，乾隆本人曾公开发表上谕，表示过自己治下的时代，不需要名臣，也不会有奸臣，只需要听话之臣。原话叫，“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清高宗乾隆》）等于乾隆的行事逻辑，是把国家的兴衰和他本人的精力，高度绑定在了一起。当乾隆凭借着集权制度与政治手腕，操纵群臣，将王朝推向巅峰时，也为王朝，埋下了未来坍塌的种子。因为人都是会老和懈怠的。其中，乾隆朝风气转变，有一个鲜明的转折点，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首席大军机刘统勋的去世，那一年乾隆63岁。
刘统勋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乾隆朝一共前后有过九位辅政的首席大军机，而刘统勋是最后一位既充分得到乾隆信任，又为人正派的首席大军机。这里，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乾隆朝的九位首席大军机，分别是鄂尔泰、讷亲、傅恒、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阿桂、和珅。前五位，以傅恒和刘统勋为代表，能力品行俱佳，又深得乾隆信任。在傅恒和刘统勋去世之时，乾隆都曾亲自登门吊孝，并且当刘统勋去世之时，乾隆还曾痛哭流涕，表示“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然而，在刘统勋死后，接续而来的四位首席大军机，舒赫德与阿桂虽正派，但所受信任不如各自同一时期的于敏中及和珅。而乾隆朝的系统性危机，也正是产生自于敏中与和珅辅政时期。
那么，从傅恒、刘统勋到于敏中、和珅，乾隆朝的政治风气，到底有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参考清朝皇室宗亲爱新觉罗·昭梿在《啸亭杂录》中的一段记载。原文叫“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于文襄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意思说，当傅恒与刘统勋相继去世后，国家辅政的大权，落在了于敏中手上时，整个朝堂的风气，开始变了。到和珅掌权，官场上下更是日趋腐坏。于是问题来了，乾隆到底为什么会起用于敏中与和珅？他们两个又是如何搞坏官场风气的呢？我们逐个来说。首先，乾隆对于敏中的重用在于三点。
第一，于敏中本人学问很好，他是乾隆二年，由乾隆帝本人钦点的殿试状元，属于天子门生。
第二，于敏中很擅长讨乾隆欢心。作为一名汉族状元，于敏中进入翰林院后，反而大量学习了满文知识。极大迎合了乾隆满洲至上的心理需求，乾隆需要这样一个汉族状元作标杆。
第三，于敏中能力很强。不管是在地方担任学政，还是在中央担任官员，做事情都极为妥帖。
因此，于敏中身为一名状元出身、圣眷优渥、能力出色的天子门生，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的重用，并一路做到了首席军机的高位。而当乾隆晚年精力衰颓之时，对于敏中的盲目信任，也给于敏中的贪腐，留下了巨大的机会窗口。我们今天聊起，乾隆晚年的政务懈怠时，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乾隆直到于敏中死后，才发现于敏中家里有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甚至，当乾隆发现时，还发出了极其愤怒的疑问，说“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意思讲，朕用了于敏中几十年，他不是一直都很清廉的么？怎么家里能有这么钱。持续调查之下，乾隆发现，从江南到西北，各地官员都曾与于敏中有过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截至此时，虽然于敏中的财产被没收，名誉被剥夺，但官场上已然贿赂成风。
不过，真正在乾隆朝，造成系统性危机的，并不是于敏中，而是乾隆朝的督抚上贡问题与和珅改造后的议罪银制度。我们逐个来说。首先，督抚上贡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有。指的是，各省地方官员，在任职期间，会给皇帝上贡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只不过，早期各地督抚，送的都只是水果、药材，或者笔墨纸砚一类的，顶多江南地区会送一些丝绸瓷器，这就算非常昂贵了。可到乾隆朝时，地方督抚的上贡制度，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官员们为了讨得乾隆的欢心，开始内卷了。既提高了送礼频次，也提到了礼物价值。
首先，从频次讲，传统上，督抚送礼，一年只送三次。皇上过生日送一次，元旦送一次，冬至送一次。可乾隆朝中期开始，除了传统的三次外，连什么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全都要上贡。其次，从礼物价值上讲。传统上贡，都是以当地土特产为主，而到乾隆中期，因为乾隆喜爱古玩字画了，下面的地方督抚，就开始四处淘换古董，来上贡。于是，随着各地督抚，每年都要高频次地给乾隆上贡礼物，而且越送越贵，一个核心的问题出现了，官员送的礼物，从哪来？或者一个更直白的说法，钱从哪里来？很简单，要么是盘剥百姓，要么是贪污索贿。最终，由于督抚上贡传统的异化，那些本来不贪污的官员，单纯为了给乾隆送礼，也不得不开始收受贿赂了。尽管乾隆在这一期间，还在严厉打击贪腐，但多少都有些自欺欺人。
说完乾隆朝的督抚上贡问题，我们再来聊一聊，和珅亲手塑造的议罪银制度。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时候，同时担任了清朝的户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清朝的中央财政，一共就两笔钱，一笔政府财政，在户部，属于国家的钱；而另一笔皇家财政，在内务府，属于乾隆个人的钱。等于乾隆四十五年时，这两个钱袋子都在和珅一个人的手里了。而很快和珅就发现了，这两个钱袋子的重要区别。就是当朝廷处理官员时，存在两种罚钱方式。一种普遍使用的叫罚俸，也就是扣工资，这节约的是户部的钱，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跟乾隆没关系；而另一种，较少使用的罚钱方式，叫议罪银，它收上来的钱，不经过户部，是直接进内务府的账，供皇家花销，属于乾隆自己的钱。
在和珅看来，只要能保证户部的财政平稳，那内务府的存银，自然是存款越多，乾隆越开心嘛。于是，和珅就跟乾隆提议，要将议罪银进行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用和珅本人的话来说，就叫“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鉴，嗣后即遵此办理。按季具奏。”（《文献丛编·密记档》）意思说，从今以后，就将一众官员的议罪银，条理化记清楚，然后按季度向乾隆汇报。而晚年懈怠，有意享乐的乾隆，也最终批准了和珅的请求。那么随着议罪银的制度化，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很有意思了。首先，因为乾隆中期的督抚上贡问题，就已经有大量官员，走上了贪污的道路。紧接着，议罪银制度的规范化发展，又给这些贪污官员，出了一条免罪的道路。
等于从乾隆四十五年起，督抚上贡问题和议罪银制度，就成了双重驱动。督抚上贡，塑造了大量的贪污犯；议罪银制度，又极大降低了贪污犯的犯罪成本与风险，只要你贪污的钱，比议罪银的罚款多，那么你就是安全的。这就太离谱了，清朝的制度运行，也就此形成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整个官场风气吏治，都迅速崩塌。以至于乾隆之后，虽然也有过一些反贪行动，但因为制度上的问题没能解决，所以贪污之风，屡禁不止。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地方官员的集团性腐败。以至于，清朝后世文人评价乾隆朝的官场就叫“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做一个比喻，乾隆朝后期的官场，就像一个充满细菌的水族箱，什么鱼进去，都会被感染。乾隆不把水换掉，只是去里面捞死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当乾隆驾崩后，新皇帝嘉庆很快就叫停了督抚上贡和议罪银制度，但官场风气已然积重难返，嘉庆本人做事，又远不如他父祖精明强干，最终，清朝盛世的崩塌，注定无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