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华人群体占比高达七成，但其官方语言却并非汉语，而是英语，这个现象着实令人费解。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新加坡的开国领袖李光耀。当时，他力排华人社区的反对，甚至表示：“如果让华语成为主语，那就先把我打倒。”
明明李光耀也是华人，那么他为何会对汉语持有如此坚决的抵制态度呢？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如果单从从国土面积上看，新加坡可以说就是个弹丸之地，其面积甚至不及中国北京。然而这个国家所具备的战略意义与产生的实际影响，却远远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的东端，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键枢纽。全球约40%的贸易船舶经过这里，其港口年吞吐量超3700万标准箱，承担亚洲约20%的石油转运。
而且新加坡还推行“单一窗口”通关系统，通关时间压缩至48小时以内，吸引3000多家跨国企业将区域总部设在此处。
并且作为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新加坡管理着亚洲22%的私人银行资产。其金融衍生品市场覆盖12个时区，吸引国际资本24小时流动。
更为关键的是新加坡推行“监管沙盒”机制，允许金融科技企业安全试错，已孵化出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跨境汇款系统。
这种平衡创新与风控的能力，使新加坡成为资本进入东南亚的“首选跳板”。
如今的新加坡无论是在教育、医疗还是环境都可以说是东南亚国家中的佼佼者，居民的幸福指数很高。
但谁能想到，曾经的新加坡却是一个被联邦抛弃的小国。
«——【·地狱般的开局·】——»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新加坡以“特殊州”身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赋予马来人特权地位。
同时吉隆坡政府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新加坡的金融自主权，甚至要求其在五年内逐步关闭港口和机场，这直接威胁到新加坡的生存根基。
而且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对新加坡征收的税收远高于其他州属，却拒绝合理分配关税收入，导致新加坡财政困窘。
1964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使双方信任彻底破裂。吉隆坡认为新加坡在煽动族群对立，而新加坡则指责联邦政府在危机中坐视不管。
当新加坡方面提出构建邦联制国家体系，以期实现权力制衡的设想时，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转而启动宪法相关程序，将新加坡从联邦体系中剔除。
整个分离协商过程仅仅用了48小时便宣告结束，新加坡甚至没有机会参与条款拟定。
就这样，新加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逐出联邦，不得不匆忙宣布独立建国。这种被迫的独立使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陷入无比困难的境遇。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李光耀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走向光明·】——»
当时的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到连淡水都需要从邻国进口，失业率更是高达12%。
为了最快的改变现状，李光耀摒弃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热衷的进口替代战略，转而以出口导向对接全球市场。
他亲自带队前往欧美招商，在裕廊工业区还只是一片荒地时，就敢向跨国企业承诺“你们需要的我们都会建”。
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使新加坡在十年内实现从转口贸易到电子制造业的转型，GDP增速持续保持两位数。
同时在裕廊工业区开发中，他创造性地采用"分层定价法"：底层土地以成本价吸引重工业，中层以市场价布局电子制造业，顶层以溢价发展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
这种立体产业布局使每平方公里土地产生GDP达15亿美元，相当于香港的3倍。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500美元，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时，已突破1.5万美元。
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李光耀也不可避免的遭遇了争议。
1966年他废除汉语，将英语作为主语时，引起了华人社群的集体抗议，毕竟当时的新加坡有超过70%的人都是华人。面对抗议，他直言：“如果让华语成为主语，那就先把我打倒。”
那么他为何要坚持将英语作为主语呢？
«——【·放弃汉语，选择英语·】——»
李光耀在伦敦留学期间目睹英国通过语言优势构建全球贸易网络，这使他深刻意识到：在冷战背景下，新加坡要想打破地域资源的限制，就必须融入以英语为载体的国际经济体系。
当时全球90%的尖端科技文献用英语撰写，跨国公司的商务邮件几乎全是英文。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社会融合的紧迫性刻不容缓。新加坡独立时，74%的华人、13%的马来人、9%的印度人构成"语言马赛克"。华校与英校学生之间竖立着无形的语言藩篱，种族冲突时不时的就发生。
所以他选择英语作为"中性语言"，既避免华语主导可能引发的马来人、印度人疏离感，又通过共同语言消解族群隔阂。
而且李光耀发现，学习英语的效率要比学习汉语的效率更高，经过统计华校学生需花费3000小时才能掌握2000个汉字，而英校学生用相同时间能掌握5000个英文单词。
所以选择英语也是考虑到了效率的问题。
到1975年，双语分流制度已使85%的中学毕业生具备英语工作能力，裕廊工业区的外企工程师不再需要翻译即可与本地工人交流。
所以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选择英语作为主语，无疑是最符合国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