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收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删节版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启民整理，转自“同代人”。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衣、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甚在形式主张上（例如上述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与梁启超的许多论说）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当然，量变为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与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它之所以能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而兴起，获得广泛的注意和传播，则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忌。例如邹容《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是鲁迅塑造的这种典型形象，具有很深刻的代表性。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这一呼喊是中国先进知识者们深思熟虑，经过重新长久考虑思索的结果。陈独秀在1916年春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其中说：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这里强调提出了“多数国民之运动”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洋务、变法、革命，最多也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结果“多数国民”并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自然让极少数人主持宰割。民国号称“共和”、“立宪”，招牌虽异，实质仍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而已。这怎么能谈得上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呢？所以，首要的问题便不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那么，“觉悟”什么呢？陈独秀接着说：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
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理论论据。即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从而，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所以，与上一阶段谭、严、梁相比较，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陈独秀便曾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角人物，与上一阶段康、梁、孙、黄也不同，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衣、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均大体如此。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
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做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它最早成熟在先秦各家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而在孔学儒家传统中表露得最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积极人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学生爱国运动更有其由来久远的传统。由于中国士大夫素来有上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怀国事民瘼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从汉代的大学生运动，到清末的甲午公车上书，和辛丑后留日学生的投身革命，都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前驱和榜样。民国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共和国第一代年轻的知识学生的心中。早在1918年，与新文化运动并列，学生们便有各种爱国救亡团体的组织。例如与“新潮社”、《新潮》杂志同时的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后者用的便仍然是文言文，而着重于宣传反帝救国。中国知识分子们始终在关切着国家大事。到欧战结束和巴黎和会时，原以为“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有出头之日；不料反遭列强欺压，德占青岛的主权竟被转让给日本，而政府卖国，准备签字。是可忍孰不可忍？1919年5月4日终于爆发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种从未曾有的学生“闹事”。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首先，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湮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镇。其次，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从北京到各地，那些在爱国反帝运动中打前锋作贡献的，大都正是最初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这两个运动的结合，使它们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
一方面，例如，“（1918年7月）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取名叫做《国民》杂志……它只注意反军阀、抗日的政治活动，没有尽力白话文的宣传，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狂澜中不为人注意”。“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援助，罢课游行的潮流自北至南，沿京津线而津浦线而宁沪线，终抵广州。上海学生所起作用极为重大，6月1、2、3日北京政府正在连日大捕讲演学生，上海学生想尽方法运动罢工罢市，终于获得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同情出而领导罢市，于是上海全市罢工罢市，而罢工罢市的潮流遂自南至北，沿沪宁线而津浦线；到了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大为震动，深恐北京罢市旦夕实现，只得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
另一方面，例如，“自民六至民七，文学革命的问题虽已渐为社会人士所注意，然究竞还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未能普及到全国。至民八，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文学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扩大，而进展。在五四时期，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还有许多日报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话作品，较为重要的，北方有《晨报副刊》，南方有《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生爱国运动在政治上的空前胜利，当然冲击了旧政府和政府所维护的旧传统的权威感和控制性，使启蒙能凯歌行进。从当时的文献和之后的各种回忆录看，都是说，五四学生主动之后，青年们思想和行为大为解放，他们得到了空前鼓舞，于是努力于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本来，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集体主义，就是陈独秀1916年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恪，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要变易“家族本位主义”，否定传统纲常，首先便是反“孝”。因为，皇帝既然没有了，几千年的“忠君”已经谈不上了，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但是，民国以来不断演出的复辟丑剧又证明“忠”纲犹在。这“忠”纲正是由“孝”纲所支撑的。从而，当时这些知识者抨击“孝”便有这两方面的论证，一是启蒙性的，即追求个体从大家庭中冲决解放出来，以取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一是政治性的，即揭露“孝”是“忠”的基础。这两者性质并不全同，批判时却紧密地连在一起，未加分割。
详考孔子之学说……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
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前者发表在五四前，后者发表在五四后；前者是一般民主主义者的论述，后者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解释。但二者在攻击儒家理学的“孝”是“牺牲个性”、维护家族，是专制政制的基础，相当一致。前者从一般民主主义出发，也抨击孔学孝道的反动政治作用，后者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也指出对个性的扼杀。两者重点显然都在指出孔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儒学基本命题（三纲五伦）有内在联系。这实际也仍然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大骂“荀学”、痛责“名教”扼杀人性和为君主服务的批判的继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一）彻底性激烈性大增，特点是直接抨击“至圣先师”孔子。易白沙在1916年发表的《孔子平议》中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孔子弟子均抱有帝王思想”。痛骂孔夫子，打倒孔家店，这当然是惊世骇俗、吓人闻听的空前创举。（二）在政治批判和个性解放的双重性中，后者的成分比以前毕竟远为突出，并演变成实践的行动，使青年一代知识者的行为模式开始有所变异易。这一点非常重要。
个人应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这在康有为构思《大同书》时便已非常明确，但康却深恐先进的观念变而为实际的行动，所以秘而不宣。老一辈的先进知识者，不仅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就是鲁迅、胡适等人，其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也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对家族制度和传统家庭可以进行激烈的批判否定，但在行为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对父母、兄弟、妻子的传统规范和要求，以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认为他们是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中国）。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这个结构的改造转换，仅凭观念的变化，是并不能真正实现的。必须有行为模式真正改变。
五四及以后的年青一代，开始勇猛地作这种改变。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个体从旧传统家庭中的出走。其原因并非经济或政治，多数是婚姻自主问题，特别是女青年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而自杀而出走。充满在当时新闻、论说、文学中的，便经常是这一主题。妇女解放可以作为社会解放的某种尺度。在五四以后，新一代知识妇女由观念革新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正具有这种意义。它是个性解放问题，同时却又是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所引起的反应正是政治性的压制、干扰、打击、破坏，它激起的是保守派、卫道者的攻击、诬蔑、丑化、迫害。从胡适提倡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巨大反响到鲁迅为女师大风潮痛斥章士钊、杨荫榆，都反映了这一特色。可见，即使过了五四之后，中国的启蒙运动仍然注定了与政治斗争密切关连。就在一些远离北京的外地和一些似乎非常细小的问题上，也如此。
如果说，施存统在浙江写了篇《非孝》，而引起“‘非孔’、‘非孝’，那就大逆不道，这还了得！……一时真闹得满城风雨。不久《浙江新潮》被反动政府通令査禁，校长经子渊也就被迫离校，陈望道、夏丏尊也都离去了”。这还只是观念的犯禁的话；那么，自由恋爱、女子出走，便成为行为的越轨，更是舆论攻击、政治迫害的对象了。五国学生运动的胜利推动了这一个体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又引起更严重的政治斗争。先进者和反动派双方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个客观的趋势和规律，毛泽东在长沙发动的思想运动，也是以被逼出嫁、轿中自刎的新娘作为政治直传的自觉主题的。
而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五四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
除了个体反抗之外，当时另一颇具特色的行为模式，是青年一代自发地相互联系，通过构成团体、组织来追求真理和实践某种理想。当时各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1918年4月），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周恩来的“觉悟社”（1919年9月），以及“新潮社”（1918年11月）、“国民社”（1918年10月）、“工学会”、“共学会”……等等。这些小组织小团体的“宗旨”不一，大多相当模糊笼统，如“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新民学会）等等，但在这模糊笼统中，却又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新的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性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当时青年是面向未来作乐观的眺望，希望去实现那种理想的完美社会，并不是对黑暗现实作绝望的反抗而已。他们还没有现代主义那种荒谬感、孤独症、无可依旧感，他们还不是为反而反，不是纯批判性或破坏性的捣毁，而勿宁是在追求某些肯定性的理想。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和现实有关，同时又仍然是中国民族某种传统的表现。这也正是当时先进青年为什么要结成团体，为什么各种社会主义在他们之中会风行一时的原因。“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上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
“蜂拥而来”表示了其可接受性，之所以接受，则说明当时青年向往一种真正完美的理想社会，即不但要超过当时黑暗落后的中国现实社会，而且要超过当时虽先进却弊病百端的西方资本社会。有如李维汉所回忆，“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不仅召唤着他们去革新观念，扔弃传统，打碎偶像，而且还使着急的青年们（年轻人一般比较性急）立即要求实践，立即由他们自己去设计、组织、建立这个理想的社会，这种事例中最突出的，便是五四后轰动一时，吸引了不少青年，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帮助，有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热情支持的“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是由当时最著名的组织和影响最大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王光祈所倡办的。它的《旨趣书》中说：
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工人都去求学，要求高深学问的人、求学的人都去做劳力的工。
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
应该说，这两种行为模式——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和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没有行得通。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当时便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的悲惨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就是男性的娜拉，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连指导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一伙和《新潮》一伙不也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了黒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么？他们与鲁迅所看见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无太大的差别。可以有新的吕纬甫、魏连芟……
二 救亡压倒启蒙
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那么，出路究竟何在？明显的答案之一便是：
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拿社会来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
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中。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如前所说，陈独秀不但完全改变了“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初衷，而且还突出地强调，“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不复是“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而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这些本以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瞿秋白等人，如此迅速地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具体原因便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一切问题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革命后的俄罗斯似乎已经在开始实现它：
……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这不与“工读互助团”的思想非常接近么？小团体的平和实验失败了，大社会的革命改造却可以成功，这似乎证明着马克思列宁胜过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胜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陈旧理想了。这个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李大钊最先接受了它，井把它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大钊在1919年5月、11月的《新青年》6卷5、6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当全面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后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又说明：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做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陈独秀不久也强调区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指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的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所有这些，说明原以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的文化斗士，这时却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推翻旧制度，以取得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这样，其他一切才可迎刃而解。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从而，一切问题、所有出路便集中在这个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焦点上。承认或拒绝、积极参加或退避拒绝阶级斗争，就日益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一条基本划分界限。这条界限与其说是由“学理”上争论或论证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更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历史结果。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能解决这么多的一大堆社会问题，性急的年轻人一般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何况这种研究和主张改良并没带来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决”——进行阶级斗争便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形势比人强，尽管杜威、罗素来华讲演，也轰动一时，但急进的青年却更多地接受了那点非常简单幼稚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组成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批批地走向了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阶级斗争”。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接受是经过一番自愿的思想斗争的。在马克思主义占领他们之前，许多急进青年们都接受过、信仰过、热衷过无政府主义。
但是，不久之后，无论是在国内或在法国勤工俭学青年中，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本文不打算论述这场论争。但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在理论上弄清了两者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原则貌似而实非的差异，还不如说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套切实可行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正是这些，符合了急迫追求实效的当时青年们的现实要求和中国实用理性的无意识心理传统。而马克思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便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和实行。蔡和森说：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景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
这当然不止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正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对各种社会党和修正主义激烈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建党，即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的、全党服从中央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所组成的队伍。陈独秀在国内、蔡和森在国外不约而同地达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结论。
以后的一切不必再详加叙述。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总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这是因为建党以后，面临的便是十分紧迫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使人们来不及作任何理论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动舞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斯诺曾记述说：
事实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实在都不记得这些私人的细情。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谈论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几百几千个曾经来往过，而从未听见说过的地方；但这些事情好像只集体地对他们有意义。不是因为当做个人的他们，在那里做成了历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红军到过了那里。在这红军后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的有机的力量，而为着这种意识形态，他们是在斗争着。这是一个有兴趣的发现，但因此使我的报告更加困难了。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有趣的发现。从进步的青年学生到红军指战员，从北京、上海、长沙等大中城市到井冈山、鄂豫西、延安的穷乡僻壤，从知识者追求真理的个体主义到浴血战斗的工农集体主义；并且，长期地紧密地处在农民出身的指战员和农民群众所包围所簇拥所共同战斗的环境中，这一转变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便指出，“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毛泽东、斯大林也再三说过，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特别是现实斗争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各种方面（包括文化和文艺领域）强调民族形式的形势之下。所以，无论是北伐初期或抗战初期的民主启蒙之类的运动，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所掩盖和淹没了。
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曾经带来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大震荡，某些沿袭千百年之久的陈规陋习被涤除。例如，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观念上和家务劳动上的空前平等，至少在知识界和机关干部中，已相当现实地实现。这当然是对数千年陈旧传统的大突破，同时甚至超过了好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解放”一词在扫荡种种旧社会的和观念上的污泥浊水中，确曾有过丰富的心理含义。
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约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惟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拒，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漫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大收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或放松了对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致“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