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习尚
山东地区的金石收藏传统，自古有之。金石学初兴的北宋，就有诸城人赵明诚、章丘人李清照夫妻，倾其所有收买金石器物，并写出著名的《金石录》。清代中晚期是金石学的又一个高峰，山东同样收藏名家迭出，如诸城的刘喜海、海丰的吴式芬、潍县的陈介祺、福山的王懿荣、黄县的丁树桢、利津的李佐贤等。如果综论家学渊源、收藏质量、研究成果，则以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丁树桢、王懿荣五人更胜一筹，堪称清代山东金石收藏五大家。
诸城刘喜海
刘喜海（1793年—1853年），出自诸城刘氏，家世显赫，从清初累世为官。六世祖刘必显（1600年—1692年），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曾任户部广西司员外郎；五世祖刘棨，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历任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高祖父刘统勋，曾任东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谥号文正。刘统勋的长子刘墉，就是大家熟知的“宰相刘罗锅”，为官清廉，曾查办和珅贪污案，谥号文清；次子刘堪（刘喜海的祖父）早卒，其子刘镮之（李喜海的父亲），由伯父刘墉抚育成人。刘镮之乾隆五十四年中进士，曾任户部、兵部、吏部等三部尚书，谥号文恭。
作为名门之后，刘喜海自己也很争气。他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人，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
刘喜海少年时就喜欢金石收藏，他在《嘉荫簃论泉绝句》自注中说：“余束发受书，即嗜古泉。”十八岁到北京求学后，刘喜海更是如鱼得水，四处搜求古物。对于有价值的藏品，他还亲自拓印，得到墨本，方便研究与交流。
二十一岁时刘喜海花费重金，从北京一家古董店购得后来闻名于世的颂簋。簋高30.1厘米、口径24.2米，不仅工艺精美，而且器盖内有15行152字的长篇铭文。该青铜器上世纪50年代入藏山东省博物馆，被誉为“镇馆之宝”。
四十岁开始，刘喜海离开京师，历任福建汀州知府、陕西延榆绥道、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等地方官。每到一地，在处理政事之余，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和研究古物上。在四川时，他留意收购有铭文的青铜器，在他的影响下，地方收藏家改变了“只以花纹色泽及完好者是珍”的做法，逐渐注重器物的文化历史价值：“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辞官浙江时，他曾经花费千金，购得虢叔鼎，一时传为美谈，被《清稗类钞》记载。
刘喜海一生收藏宏富，钱币、青铜、碑帖、封泥、古籍等都极为可观。他有金石拓本五千通，重要的青铜器有父丁方鼎、鱼父癸方鼎、宋公鼎、善鼎、季屖簋、且癸爵、父戊爵、史父辛爵、旅父乙爵等。
他还是金石学研究大家，注重器物的编目、辑录、绘图、考证等，有《金石苑》《嘉荫簃藏器目》《古泉苑》《长安获古编》《海东金石苑》等著作。
海丰吴式芬
吴式芬（1796年—1856年），字子苾，号诵孙，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与诸城刘氏一样，海丰吴氏也是人才辈出，被誉为“进士世家”“九世朝臣”，时人称赞吴家：“四省承宣三掌节钺，九封光禄两列史晟。”乾隆时，高祖父吴绍诗与两子吴垣、吴坛（吴式芬的曾祖父），都精于刑律，受到皇帝器重，曾经“父子同朝，三巡抚三侍郎”。吴式芬本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进士，曾在江西、广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浙江等地任职，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赠光禄大夫。
吴式芬投身金石收藏，受家庭影响很深。曾祖父吴坛，好古成癖，精于赏鉴，广涉金石，在圈内小有名气，著名金石学家毕沅称：“余与公卅年金石交也。”祖父吴之勷，同样喜爱金石器物，收藏有西周“虞司寇壶”一对和苏轼使用过的“雪堂宝砚”等珍品。吴式芬的外祖查氏家族，也是收藏大家，外祖父查礼收藏有一面汉代铜鼓，因此将书斋命名为“铜鼓书堂”，著有《铜鼓书堂遗稿》。
幼年即酷好金石文字的吴式芬，三十五起供职京师，他广交古董界的朋友，尤其留意金石器物的拓本，收藏日丰：“余自庚寅以后游京师，获交当代好古诸家，每遇古器，必手自摹拓，而四方同好亦各以所藏拓赠，所获寖多。”
拓本之外，吴式芬收藏有铜器七十七件、汉封泥三百多方。最珍贵的要数祖父留给他的一对虞壶，他的书斋“双虞壶斋”即因此得名。在双虞壶斋的书桌前，吴式芬勉力著述，有鉴于《寰宇访碑录》以时间为序，查找不便，且多有舛误，他按照地域重新修订，编成《金石汇目分编》。他还有《捃古录》二十卷，收录自商周至元代金石文18128种，《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共考释有铭文的钟鼎彝器1329件，以及《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双虞壶斋日记八种》《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等，可谓著作等身。
让人欣慰的是，吴式芬的儿子吴重熹，与山东另一位收藏大家潍县陈介祺的女儿结姻。受双方家庭的影响，也喜好金石，曾在陈州搜集汉砖数百方。吴式芬去世后，收藏品也由他保管、研究，吴重熹后来整理校订刻印了父亲的金石书稿，使之流传于世。
潍县陈介祺
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今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父亲陈官俊，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
岳父李璋煜是嘉庆年间进士，京城金石圈的名人，藏有商父癸爵、兕形父乙举、汉大梁鼎等珍品，著有《爱吾鼎斋藏器目》。正是在岳父的影响和支持下，陈介祺步入了金石的殿堂。42岁回到潍县后，陈介祺再未出仕。在故乡，他依托扎实的家底、浓厚的兴趣，将全部精力用于金石收藏与研究。
论收藏品的丰厚，陈介祺称得上晚清第一。他的藏品类别齐全、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包括青铜器、玺印、石刻、陶器、造像、砖瓦、古币、泉范、碑帖等，总量超过两万件。其中被称为“海内三宝”之一的毛公鼎，有铭文499字，是已知铭文最多的西周青铜器。《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论研究成果的丰硕，他被奉为金石学界的泰山北斗，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等。他还精于全形拓等墨拓技术，在照相术还未流行之前，留下了青铜器物的三维造型。
在古印、封泥的研究方面，陈介祺开了先河。他收藏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并将自己的小楼命为“万印楼”。有《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以及与亲家吴式芬合撰的《封泥考略》等专著。
福山王懿荣
王懿荣（1845年—1900年），字正儒，山东福山（今烟台福山）人，光绪六年进士。他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在金石学领域的成就已尽人皆知，在此我们不过多展开，只说说他的家学渊源。
始祖王忠，明洪武年间任山东登宁盐场盐课大使，至王懿荣共十六世，累世为官。祖父王兆琛，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父亲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曾任兵部主事、成都知府，官至四川按察司使。
王祖源爱好金石，在京时，经常带儿子王懿荣逛琉璃厂，搜寻金石：“京秩清苦，父子尝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连于厂肆中，量力购置，虽箪瓢屡空弗恤也。”王懿荣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走上了金石收藏研究之路。
黄县丁树桢
丁树桢（1861年—1915年），字干圃，号陶斋，山东黄县（今龙口）人。与其他收藏家相比，丁氏虽然重科举，但却以经商闻名，是富甲一方的大族，时称“丁百万”。据《丁氏族谱》：“清康熙间，子孙积累渐厚。乾隆中，元鹏、元沂、际云等科第仕宦亦渐显，遂蔚为黄之巨族。”
丁氏家族从丁元沂（1738年—1798年）开始，经营典当等金融业务。名下的当铺、钱庄数量众多，有案可查的就有202座，遍及国内十一省。据说丁家人从黄县到北京，一路上不需要住旅馆，住在自家的当铺就可以。
丁氏后人，如丁葆筠、丁鲁臣、丁佛言等均笃好金石收藏。1916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佛言，收藏的龟甲、彝鼎、泉玺、陶玉、拓片等有七八千种，有《说文古籀补补》《续字说》《说文抉微》《还仓室述林》《古玺初释》《古陶初释》等著述，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丁树桢也不遑多让，他家大业大，在金石收藏中投入巨资，仅三代青铜器就有200余种。收藏品有亚形鹿鼎、谌鼎、三年师兑簋、父戊簋、曾侯簠、射妇桑鉴、虢叔旅钟、作宝尊彝鼎等，是清末有名的金石收藏家。丁树桢经常委托古董猎手，在各地搜寻珍宝。光绪年间，洛阳龙虎滩出土三体石经，其中《尚书·君奭》残石就由丁派来的人员购得。该石经残片非常珍贵，拓本的价值就达十金。刘喜海收藏过的西周颂簋，后来也归丁树桢所有。
为什么是他们？
五大收藏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以下三个因素密不可分。
一是有家底。金石器物，主要包括青铜器、石刻碑碣、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等。年代久、铭文多的精品，价格都不菲。如著名的周虢叔钟，铭文较多，有钲间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1821年时，曾以一千二百两白银的价格售出；1872年冬，又以五千两白银的价格再度成交。即便是青铜器之外的普通器物，价格也居高不下：“南中古物不独金器为有力者收括殆尽，即碑帖书画磁玉等类稍可入目者，价便奇贵。”能拿出余钱购买这样的非生活必需品，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二是有文化。清代文人收藏金石，不是为了谋利，也不在炫耀，而是研究铭文。“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爱文字之心，必须胜爱器之念。”通过辨读古文，得到史籍中缺失的资料，达到证史、补史的目的。在当时人看来，金石器物只是铭文的载体，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金器无文字者，仅与废铜同价。”研究金石，绝非茶余饭后观赏把玩那样简单，而是需要墨拓、制图、鉴证、考据，需要较高的古文字和历史学修养，门槛是很高的。
三是有兴趣。金石不会说话，铭文大多数只有寥寥数字或数十字；金石文字与通用文字差别又很大，难以辨认、解读。金石研究因此是枯燥的，需要能耐得住寂寞，有枯坐书斋的定力。没有兴趣作为基础，很难坚持下去。
综合来看，家族所起的支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的子弟，既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作研究、著录，又有足够的资金可投入器物收藏，师长、同学的熏陶，也能将他们引入金石收藏研究之路。正是因为这些有利条件，刘、吴、陈、丁、王等人才成为山东五大收藏家。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