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是吴敬梓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是一部誉满文坛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世情，尽讽其伪。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范进中举为解剖刀，切开了康乾盛世表象下溃烂的社会肌理。这个表面上荒诞的喜剧故事，实则蕴含着封建社会最残酷的生存法则。
范进二十年科场困顿，从“面黄肌瘦”到“花白胡须”，在穷困潦倒中始终保持着对科举的宗教式虔诚。当喜报传来时，这个54岁的老童生竟因承受不住命运剧变而疯癫，在集市上披头散发、污泥满身地高喊“噫！好！我中了！”。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场景设置，远比单纯的讽刺更为深刻——它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已到何等程度。
胡屠户的变脸术堪称封建社会的生存教科书。中举前，他将女婿贬为“现世宝”，用市井俚语编织出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暴力；中举后，这个粗鄙的屠夫竟能瞬间切换文雅辞令，将范进奉为“贤婿老爷”，甚至用星宿下凡的谀词重塑其形象。这种人格分裂式的转变，恰恰印证了封建社会中价值评判体系的彻底功利化。
中举前后的物质待遇对比更形成绝妙反讽。范进卖鸡途中得知喜讯时，家中正经历着“三日无米下锅”的绝境；而转眼之间，张乡绅的三进宅院、胡屠户的四五千钱贺仪、乡邻的“酒肉鸡米”如潮水般涌来。这种从赤贫到暴富的突变，暴露出权力体系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绝对掌控——个人的生存境遇完全取决于其与权力中心的距离。
吴敬梓的笔触穿透了科举制度的表皮，直指皇权专制的骨髓。范进的疯癫不是个案，而是整个士人群体在权力绞杀下的集体症候。当张乡绅捧着银两房契登门时，看似温情的“同年世谊”下，实则是权力网络的暗中勾连。这种精心设计的社交礼仪，本质上是在重构地方权力格局。
专制社会中的权力垄断和异化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系中，科举制度实为君主的权力炼金术。它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熔铸成权力祭坛上的供品，使“学而优则仕”异化为“仕而优则奴”的生存法则。范进二十载寒窗的本质，是将个体生命置于皇权锻造的模具中反复捶打。这种异化过程在范进发疯的瞬间达到高潮。当报录人高喊“贵府老爷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时，不仅宣告着个人命运的转折，更象征着皇权对知识分子的终极征服——通过科举认证的士人，必须用疯癫来释放被压抑二十年的精神重负，这种癫狂恰是臣服于皇权的精神烙印。
权力垄断的闭环体系中，科举成为唯一的上升通道。胡屠户的市侩哲学深刻揭示了这种垄断的残酷性：当中举前的范进试图借乡试盘缠时，他嘲讽“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而中举后立即改口“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这种前倨后恭的戏剧性转变，实则是底层民众对权力垄断的本能妥协——他们既憎恶权力体系，又不得不依附其中求生。
张乡绅的“赠宅”行为更暴露权力网络的排他性。这个曾“拜会过新中的举人”的乡绅，其馈赠绝非善举，而是在重构地方权力同盟。当他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时，实则在用物质贿赂编织保护网。这种封闭的权力联盟，将科举功名转化为政治资本，形成排斥平民的统治壁垒。
“以官为大”的价值体系塑造出畸形的社会生态。范进中举后，连最朴实的乡民也突然懂得“拿鸡蛋酒米，背了斗米来贺”，这种集体意识的突变，折射出官本位思想已渗透至社会毛细血管。在生存资源完全由权力分配的体制下，民众不得不将道德准则让位于利害计算，形成“畏官如虎，媚官如神”的集体无意识。
皇权通过科举制造出精密的等级秩序。范进从“白衣”到“老爷”的蜕变，本质是进入特权阶层的身份认证。当他获得见知县“分庭抗礼”的资格时，也意味着自动获取司法豁免、赋税减免等隐性特权。这种制度性特权构建起“刑不上大夫”的保护层，使官僚集团成为超越律法的特殊存在。
在权力垄断的阴影下，整个社会陷入集体癫狂。胡屠户“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才敢打醒范进的细节，暴露出平民对权力符号的病态敬畏。当众人建议“他平日最怕的人莫过于胡老爹”时，实则是用暴力仪式完成对疯癫举人的“祛魅”，这种荒诞的救治方案，恰是权力异化人性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