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作者在美国中世纪年会地点 哈佛大学Sever Hall 前留影
文 | 伍国，任教于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
自2020年以来，我持续指导历史系和国际研究（东亚方向）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其中三位学生分别是马丽莎·斯图里（Marissa Steury），她的论文题目为《词的诗意、政治与女性主义的萌芽：李清照（1084-1155）在南宋时期的生命与女性形象》（英文与历史双专业）；凯拉·卢因（Kayla Lewin），她撰写了《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非官方国家”及其双重性的研究》（国际研究专业，2023年毕业）；以及大卫·劳森（David Lawson），其题目为《联手帝国主义中的西方非国家行为者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对抗，1860-1864》（历史系，2023年毕业，目前在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历史学研究生）。
我教的课上的分组讨论
虽然人数并不多，但质量令人满意。大卫·劳森的论文《联手帝国主义中的西方非国家行为者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对抗，1860-1864》是一篇关于中西现代史的跨国研究，题为获得当年历史系的哈罗德·亨特利·海因优秀论文奖（Harold Huntley Haine Prize）。论文第二读者，知名古希腊文专家，哈佛博士贺尔曼教授（Professor Judd Hermann）评价其为“过去二十年来系里最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在担任第一读者的两个学期中，我指导大卫有意识地将毕业论文框架设定为着重关注全球非政府间交往和人员流动的“跨国史”，并运用专业的史学方法论。
凯拉·卢因是我过去18年教学生涯中极少数研究中国问题的非裔美国学生之一，我为她的成果感到骄傲。目前我正在指导的又一篇优秀论文来自玛丽莎·斯图里（2025届，英文与历史双专业），题为《词的诗意、政治与女性主义的萌芽：李清照（1084-1155）在南宋时期的生命与女性形象》。玛丽莎是我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学生，在她修的四门课中都表现出色。她在我教授的 ”HIST 165 前现代中国” 课程中第一次接触到李清照这位中国古代女诗人，这激发了她深入研究这位中国古代女性诗人及其政治和性别意识的兴趣。这篇论文被英语系提名参加2025年的优秀论文展览。
在她的 HIST 600 论文开题报告中，马丽莎写道： “我对这些主题和整体研究方向的理解，源于我在阿勒格尼学院修的课程。最有帮助的课程包括伍国教授所教的 “HIST 353 中国妇女与革命” 和 ”HIST 165 前现代中国”。在 HIST 353 中，我做了一次关于当代女诗人余秀华的报告和论文，这位诗人是伍教授介绍给我们的。我探讨了写作在中国如何常被女性视为对抗父权制的政治武器。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将余秀华的作品与早期女诗人的创作联系起来，发现许多诗歌中呈现的主题和问题在中国几乎没有变化……而 HIST 165 更凸显了诗歌和文学在早期与中世纪中国历史中的文化意义及其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影响。我从这门课中收获最大。” 玛丽莎凭借其深入的分析能力、复杂的思维方法，以及将历史研究方法与文学批评技巧的融合，又为历史系贡献了一篇杰出的毕业论文。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本科生可塑性极强，很多人转学，转专业，换指导教授。2021年入学的玛丽莎最初喜欢欧洲古代史，但最终彻底爱上了中国古代史，而从她第一次上我的课时在期末选择研究极少有学生想到研究“辽代妇女”，我就意识到，她是一个可塑之才。她本人也在临近毕业，忙于写作毕业论文时感慨说，作为一个美国的历史系学生，假如她希望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她完全可以（像其他很多学生一样）选择容易得多的美国史，而不是去挑战一个跨文化跨时代的主题—李清照的生平与创作。
我对学生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例如，大卫·劳森曾在台湾的一个数据库中独立找到一篇历史学家王尔敏撰写的晚清军事史英文文章，但因该平台主要以中文呈现，无法顺利获取，我帮助他获取了文章并亲自承担了费用。修英语和历史双学位的玛丽莎·斯图里在遭遇英文系的阻力——该系不鼓励她研究“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她则反击英语系为“种族主义”——时，我坚决支持了她的研究兴趣，鼓励她应对智识和制度层面的挑战，并具体指导她在论文结构和理论框架方面的处理。例如，在她最初不加批判地使用“女性主义”这个现代术语时，我建议她改用“女性主义萌芽”（proto-feminism）来更精准地分析一个非西方、前现代社会，而不要把“女性主义”这个现代西方术语强加到古代中国头上。
在马丽莎因为英语系的冷遇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她：我对英语系对中国文学的无知和偏见并不感到奇怪，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因为“我们需要教育他们”—"We need to educate them.” 在这里，我也明确地感觉，就教学来说，中国式的直言不讳和方向明确，远远超过美国式的表面花言巧语，实质漫不经心，但是，很多美国学生，特别是大量的混混型学生，会非常喜欢后者。
我还鼓励她将中英翻译作为一种值得研究的跨语言实践，因为她所接触的都是经过英译的李清照作品。同时，我建议她避免对李清照的形象进行过度政治化解读，过度强调其“反抗性”，强调也要欣赏其诗作文本本身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在这里可以参照美国“新批评”文论思想）。她采纳了这些建议，不仅修改了标题，还增设了专章，批判性地探讨“翻译”及“外语诗歌的可译性”问题。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2025年4月3日，历史系自我评估的外部评审者告诉我，马丽莎和他们的谈话中对我的支持表达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在她尽力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而又不懂中文的情况下。
最终，这本在英语系最初不被重视，甚至没人愿意参与指导的论文，获得英语系2024-25学年度最佳论文奖，同时也获得历史系的最佳论文奖。
我相信学生按时完成高质量毕业论文，与作为第一读者的教授的指导是否有效、尽责与专业密切相关。
由于我的专业指导与长久影响，我与系友保持了良好的联系。2022年，2018届毕业生安德鲁·墨菲（Andrew Murphy）在匹兹堡教授高中“社会研究”课。他通过LinkedIn联系我，寻求关于宋代中国的教学建议和一手与二手资源推荐。在多次交流后，他将我推荐的英文中研究宋朝史的代表著作纳入教学中，后续反馈说他所教的高中学生对宋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流动特别感兴趣——这也促使我在 HIST 165 课程中进一步强调这两个主题。
大卫·海纳（David Heiner）目前就读于丹佛大学的约瑟夫·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作为研究生，也在上一名著名华裔学者，政治学家赵穗生教授的课。他于今年早些时候与我联系，希望重新建立联系，并表示有意进行学术合作，用他的话说，“可以一起写作，或者我协助你的一些研究”。并表示自己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感兴趣。
我也与一些更早的学生保持联系。具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菲律宾移民孩子阿尔布兰多·卢西诺（Albrando Lucino Jr.），拥有DNP（候选）、MSN、MS、CRNP和PMHNP-BC等多个医学和护理学学位，在LinkedIn上公开推荐我；还有尼古拉斯·扎帕德卡（Nicholas Zapadka，2013届毕业），他目前是费尔法克斯郡公立学校的校长，在LinkedIn上写道：“在我四年的阿勒格尼求学期间，我有幸与伍教授合作。”2024年11月，阿尔布兰多在推荐中写道：“……他在课堂中对学术广度的高要求，以及我们在课堂上进行的各种创意思辨讨论，促使学生跳出既定框架，并真正运用历史中的批判思维……我有幸在大四那年与他一起完成独立研究项目……”
我要特别指出，阿尔布兰多当年是医学预科生，后来也一直从事医学和护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历史学既不是主修也不是副修，只是个人爱好。然而他在我的鼓励和指导下完成的关于19世纪末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研究，最终发表为正式论文，并被一篇关于“亚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论文（杂志为负有盛名的学术出版集团Sage Publications 旗下的一本学刊）引用。多年后，他仍在Facebook上感谢我“让我理解殖民时期中菲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2019届毕业生布雷克·勒恩（Blake Learn）目前在阿勒格尼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是我推荐过去的。他的毕业论文《拒绝革命：文革中幻灭的大众》曾在本校佩勒蒂耶图书馆的优秀毕业论文研讨会上以学术海报（poster）形式公开展示，他本人则在一旁为感兴趣的观众讲解。他在论文的“致谢”中提到，是我的课激励他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主修方向，而非也很感兴趣的哲学。他母亲在毕业典礼时面对面地开玩笑地告诉我，布雷克在致谢中提到我比提到她还多，她简直感到妒忌。布雷克还承认，是我建议他从“社会”而非“伟人” 角度切入研究历史，这改变了他的研究方法和对历史的理解。这段经历使我深信在写作过程中积极参与指导，远比作为“放任型”导师更为有效。
同时我也深深第感受到，通过四年的时间转变一个学生，对教学者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共同成长和不断反思的人生经历。
还有一位2019届历史专业毕业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集中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黑市”的毕业论文，这是一个此前极少有人研究过的课题。在2025年，来自西班牙孔普卢顿斯大学的研究生胡安·A·戈麦斯·加西亚（Juan A. Gómez García）注意到这篇论文，并联系我系请求查阅和引用。
我对非历史专业学生的影响，也可见于2020届毕业生杰西·汤姆凯维茨（Jesse Tomkiewicz）身上。他目前担任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司法助理法官。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修我的课程前，他曾主动写信联系我，说自己是政治学与哲学双主修，但声称“已完成所有相关课程要求。坦率地说，我对政治学和哲学有些疲惫了。”在他修完我开设的“HIST 272：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的中国” 后，毕业回家后又发邮件给我，因觉得日后难以再见，他写道：
“通过您的课程，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们常常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的恐惧，因为它太陌生了。当然，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全部中国历史，但我相信我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向我的邻居们传达一个更合适、更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而平息他们的好奇与猜疑。您的课程使我有能力对周围社区产生涟漪般的积极影响。”
2023年9月，我在校友返校活动上很高兴地与杰西重逢。
此外，在2023-24学年，我有幸在Gold & Blue Week 活动期间接待了两批历史系校友回访，与在校学生分享经验。我是推动校友与学生持续互动这一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相信这种跨代交流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返校校友与在校学生座谈
我还向学院职员Autumn Parker提供了一份包含27位历史系校友的名单，其中注明了他们的毕业年份及目前职务，以协助她提名来校分享的嘉宾。负责校友联络的同事Autumn 对我表示感谢，说：“这是一个内容充实、极具活力的校友名单。非常感谢您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我会将他们纳入我的联系名单。”此外，我也将一张照片分享给了组织此次活动的Jim Fitch，照片中是校友安德鲁·墨菲（Andrew Murphy）与2019届校友玛丽亚·格拉齐亚诺（Maria Graziano）在我课堂中与学生互动的情景。
社群建设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始终是我工作的重点。今年二月，我分别带领两门课程的学生前往校内学生自己经营的咖啡馆进行小组讨论。在轻松的氛围中，我请大家喝咖啡，并与他们深入交流课程内容。学生们对此非常感激，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既愉快又充实的学习体验。
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鲁迅小说
在目前教授的新生 SWS 105 课程中，我首次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环境问题。我尝试激发学生对全球环境治理、政治、行动主义，经济发展及其多重复杂关系的兴趣。简而言之，我相信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媒体偏好关注的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面向的关系，其间不乏紧张和冲突，例如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以及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引导学生从内部多元化的区域角度认识中国，而非把中国看成一个笼统和同一的整体：例如，为什么中国西南在自然生态，生物多样化，环保，水坝建设，近现代经济地理等方面比其他地区更有关注价值。同时，我也引导学生关注人与非人因素之间的联系，例如森林与动物等自然要素，并将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相关理念及政策及引发的思考放到对美国环境问题的批判观察之中。
在课程设计中，我将这些学术与政治议题与几项核心基础技能结合，包括积极倾听、公共演讲与辩论、以及学术写作技巧的进阶训练——从总结能力逐步提升到批判性分析，再过渡到严谨地使用可靠的资料并遵循学术和征引规范。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多数计划主修生物学，并无中国研究背景，但他们正在稳步进步。其中一些学生在课堂参与和写作作业中表现出色，已初步达到我所设定的沟通能力目标。
在我多年教授新生研讨班FS 101、FS 102 和目前的 SWS 105 课程过程中，我始终与图书馆馆员 Douglas Anderson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在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使用数据库进行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图书馆馆员Douglas Anderson指导我的学生运用相关数据库和软件进行研究
我所开设的 HIST 165 课程在内容上丰富了历史系课程体系，为课程结构引入更多古代史元素，同时也重塑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我已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持续分享和发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文章。2025 年 3 月底，我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美国中世纪学会”百年年会上（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MAA）宣读了一篇关于六世纪（南朝）中国佛教史书写的论文。与欧洲史及中世纪研究学者在会议期间及之后的深度交流，为我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也使我的教学内容更加扎实。
这一研究与教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体现在我目前教授的新生 SWS 105 课程中。我将自己关于动物与佛教的研究文章，与其他美国学者以佛教为关照角度探讨动物与环境问题的作品共同纳入课程核心阅读材料，作为学生讨论的基础，这一视角直接改变了美国学生对动物的固有认知，（如一名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说的：在美国，如果鹿过度繁衍那人就自然而然地直接猎杀鹿。但鹿在中国儒家经典和印度佛教中的形象都极为惹人喜爱，并具有巨大的道德象征意义，相关传说和寓言非常之多）并导致一名学生在期末研究中追溯基督教的动物观。所有学生都获得了一个重要机会，可以绕开美国主流媒体，直接阅读中国学者对当代环境问题和相关治理的研究以及接受的访谈，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环境史专家包茂红教授的英文论文。学生还在没有预设立场的前提下观看并讨论两部中国电影：故事片《可可西里》和纪录片《穹顶之下》。有趣的是，班上的多数美国学生并不完全认同柴静的批评。
此外，我的研究与会议之旅也直接丰富了课堂教学。作为一位发表过一些作品的摄影者，我在历次旅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将其替代网络图片融入课堂用的 PowerPoint 演示中。这些照片展示了历史遗迹、文物及博物馆展览，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们让学生通过教师的视角看到历史现场，并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想象的讲述；第二，它们激励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亲自前往这些地点，推动学生将学习延伸至课堂之外；第三，对于有意从事博物馆相关职业的学生来说，这些材料为其提供了展陈语言的实际案例。通过分析现有博物馆的展签，学生可以练习如何撰写简洁而富有吸引力的公众说明，从而思考“公共史“这一职业道路。
学生的研究同样反哺了我的教学兴趣。事实上，Alexandra Ashbrook（2016 届）的毕业论文围绕中国古代环境（Mark Elvin 《大象的退却》当然是这里的必读书）议题展开，这促使我思考如何在更广阔的历史与全球视野下探讨中国环境史，进而催生了 SWS 105 的课程设想，引导学生把中国的环保政策，措施，理念 （学生非常喜欢“美丽中国”这个概念），以及儒教和佛教与环境（如何看待动物和植物）相关的思想，纳入他们对美国环境问题的反向思考中——这就是我最终希望实现的一个教学目标：鼓励美国学生以中国作为方法思考西方，而不是总是用西方理论来衡量和评判中国。这和我在自己的第三本英文专著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into Confucianism: Ritual, Emotion, and Rational Principle （2022）(中文名暂译为《对儒学的人类学考察：礼，情，理》)的主旨相关。在这本书中，我自己尝试（尽管未必成功）以“礼”（规范和礼制），“情”（积极和消极的人类情感），“理”（理智和合理性）三个中国概念之间的理论上的三元平衡，与实践中的动态博弈为视角，重新诠释儒教的一些根本特征，并敦促英文读者以这个三元结构为方法，重新思考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