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旧圆窑、围着几间小草房，“牛拉碾、驴打场”，手拉坯、干燥靠太阳……在王尔孝的讲述中，淄博陶瓷业由筚路蓝缕发轫，一个个粗糙的泥坯在众多“窑博士”的双手下逐渐成形、修整、创新、完善，从产地淄博，一步步被“端”上了国宴餐桌，进入了千家万户，出口遍及海外。
抚摸着自己珍藏的大大小小陶瓷制品，王尔孝告诉记者，“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我净围着泥巴和窑炉转了。”
12岁的“窑博士”
“这些都是我的藏品，也有很多是我带头做出来的产品。”站在琳琅满目的博古架前，王尔孝向记者介绍自己与陶瓷行业结缘的开始，“我父亲就是陶瓷运输工人。所以，从小我就和陶瓷‘打交道’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王尔孝经常出入于“窑博士”的作坊。相传，“窑博士”一词是从北宋年间传下来对陶瓷工人的称呼，与茶博士、酒博士一样，是一种对陶瓷从业者的称谓。
后来，为了分担生活重荷，小小年纪的王尔孝也成了“窑博士”：“1958年，我12岁便进了博山陶瓷厂当了工人。7年后，我每班能括碗1200多个，还创下厂里的最高纪录。”
“在早些时候，淄博陶瓷还很粗糙，陶居多，瓷相对少，一般都在生产像‘套五盆’、粗瓷碗、大缸、豆腐乳坛子、‘硫酸坛子’之类的传统产品。”说起自己沉浸了半世纪的陶瓷行业，王尔孝对其发展史如数家珍，“当时，还有这样几句顺口溜，‘一座旧圆窑、几间小草房，牛拉碾、驴赶场、手拉坯、干燥靠太阳’。”
“牛拉碾、驴赶场”的工作场景
进入20世纪60年代，淄博的“窑博士”们不甘心行业现状，在创新道路上苦苦求索。“全国第一条日用陶瓷隧道窑、全国第一台大缸成型机、全国第一条坯体链式烘干线先后被‘窑博士’们创造出来了，我们的陶瓷也有了新发展。”王尔孝坦言有了新技术，淄博陶瓷才有了新气象。
1976年，年仅30岁的王尔孝被抽调到淄博市陶瓷公司（省陶瓷公司的前身）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副经理。“一干就是6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这里面。”在王尔孝的回忆中，自己老爱往车间跑，车间里总是会响起他大大咧咧的博山方言，和老工友们互喊绰号、一起劳动的声音。
“6年时间让我对陶瓷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有了自己的打算。”1982年，干得正起劲儿的王尔孝被调入了博山陶瓷厂任厂党委书记，让他再度有了大施拳脚的好机会。
“当时是工业调整的低谷期，但我们陶瓷厂就是不服输、上下一心，工人们摽着膀子干，厂里连续两年利润都在百万元以上。”
1988年，山东陶瓷联合总公司成立，省陶瓷公司联合淄博、济南、烟台、临沂、枣庄、济宁、威海等地的34个陶瓷企业，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有3万之众的集团，王尔孝担任总经理，次年5月兼任董事长。
“当时，淄博陶瓷行业领军企业是山东博山陶瓷厂、淄博瓷厂、山东硅院、淄博工业陶瓷厂等，其他的企业都奋力赶超，如后来居上的华光国瓷等。”出任总经理后，王尔孝坚定认为淄博陶瓷要创新，但选择什么方向、走什么路子，却还需要摸索……
新陶瓷“端”进了中南海
“那时，陶瓷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理论，认为淄博的原料不能生产高档陶瓷。”王尔孝说，“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淄博陶瓷难免‘死路一条’。”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有丰富性、多样性，才有陶瓷的艺术性、适应性。”在此基础上，王尔孝的“新”字战略出笼了。
“就是四个理念，树立新观念、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占领新市场。”王尔孝在1988年第5期《红旗•内部文稿》上发布了一篇题为《立足于“新”——淄博陶瓷工业发展的战略》的文章。
“我们先后搞了滑石质乳白瓷、象牙黄瓷、鲁青瓷三大瓷种，在全国也打响了淄博陶瓷的名气。”王尔孝告诉记者，“怎么打响的呢？品质是关键和创新。像我们的滑石瓷，滑石的化学成分是镁，因此也叫作镁质强化瓷。”
为什么说是强化瓷？“因为普通日用陶瓷正常白度是70℃，但滑石瓷的白度是85℃，抗折抗压强度比普通瓷高一倍，半透明度也非常好，釉面光滑细腻。我们研究发明的滑石瓷还拿了全国的创造发明奖三等奖。”王尔孝笑着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创新了一个瓷：高石英瓷。它的耐热程度在同类产品中是第一。”
当时淄博陶瓷的技术团队面临一个行业难题：传统陶瓷易碎、耐高温性能差，难以满足高端市场需求。经过不断试验，硅院的工程师们发现，石英作为陶瓷原料的“骨架”，若能提高其比例，可以显著增强陶瓷制品的硬度和耐热性。“石英在陶瓷中，就像人的骨头架一样，陶瓷有了骨头，就硬了，相对产品也就耐高温了，倒开水、煮稀饭都没有问题。”王尔孝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所以，就被中央相中了，我们淄博的陶瓷也‘端’进了中南海、端上了国宴桌。”
说到起兴处，王尔孝拿出了自己珍藏很久的“常委杯”中华杯。
从外观上看，白色握把茶杯简单大气，线条自然流畅，釉面光洁细腻，使用起来也相当“顺手”。但这小小杯子出现在中南海桌上之前，还有一个“千雕万琢”的小趣事。
“当时，我们就带着设计好的杯子去了北京，我们信心满满，这就是那时全国最好的瓷了。但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却告诉我们，杯子在洗刷的时候伸不进手，不好清洁，能不能把杯型做饱满一点，杯盖顶做得大一点。”听完意见的王尔孝立马修改设计图，将杯型进行了改进，“这下都满意了，咱们淄博陶瓷‘中华杯’也就进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国宾馆了。”
“那时，淄博的宾馆瓷不仅提供中南海紫光阁、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还卖给了北京饭店、香山饭店、京西饭店、丰泽园饭店等，供不应求。”王尔孝骄傲地说。
王尔孝向国家领导人介绍陶瓷产品
等到淄博陶瓷在北京各大饭店、各大宾馆打开了市场，声誉大振后，“这下，景德镇坐不住了”，王尔孝笑着跟记者说，“当时江西省省长带着景德镇的市长，还有景德镇陶瓷厂的厂长一块来到了淄博。”
“看了咱们的产品后，他们也很佩服，说你们瓷器的确强度高、耐温度高，是怎么搞的？”面对这个问题，王尔孝大气回赠了一套瓷器和资料给对方，“咱们一块进步。”
全中国第一家自营出口陶瓷企业
“除了乳白瓷、象牙黄瓷、鲁青瓷，我们先后研发了很多新瓷种，像以长石为主要原料的高长石瓷、以焦宝石为主要原料的各种色瓷、以石英为主要原料的高石英瓷和以彭阳瓷石为原料的鲁光瓷，以及以石灰石为原料的新骨瓷等。用这些新材质制造的陶瓷产品，或以质细胎薄、娇嫩明快见长，或以色泽悦目美观大方取胜，广受国内外市场好评。”在王尔孝的介绍里，不少陶瓷仍然是当下行业中的“明星产品”。
当下行业中的“明星产品”
“我们为各大饭店、宾馆设计的宾馆瓷一套有大大小小136件日用陶瓷餐具，咱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了136件，所以就变成17件一套、32件一套，里面有圆的、方的，还有扇形的。这些设计的产品很受欢迎，供不应求。”
正是这样，“价格适宜、质量又好”的淄博瓷器销量大涨，淄博陶瓷也慢慢摸索出了新产品路子，“走淄博陶瓷自己的路。”王尔孝说。
与此同时，王尔孝也密切关注着淄博陶瓷以外的陶瓷世界，陶瓷产品、原料、机械、销售……
“自1989年元月起，山东省陶瓷公司可享受外贸进出口权，有了开展自营出口业务的权利。我们成为全中国第一家自营出口陶瓷的公司。”王尔孝回想起关于做自营进出口的决定，还是很感慨，“自营进出口不仅意味着国家补贴没有了，还要负担省里的指标。”
因此，王尔孝想尽办法为出口创汇“招兵买马”。
“我们当时陶瓷贸易公司有个汽车装卸工，叫周茂良（音），他的英语很好，我知道了立马就把他调来做外贸工作。后来，还从学校里调了几名英语老师培训，负责工作。”第一批人手招足了，王尔孝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陶瓷出口工作，“1990年便成为创汇大户，到了1999年底，全省日用瓷生产超10亿件以上，其中出口4.1亿件。”
“我们当时主要产品，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炻器，它是我们发明的出口骨干产品，出口量大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还有多种颜色釉的咖啡杯等等，外方企业闻名来合资生产……”王尔孝介绍。
与陶瓷结缘，原本年幼的“窑博士”早已变成了行业中的“博士”专家，王尔孝经历和见证了淄博陶瓷产业自立自强不断向前的发展之路。从粗坛瓦罐到精美高端陶瓷，从小作坊到“当代国窑”，从乡间地头到国内外千家万户，从城市名片到国家名片，淄博陶瓷始终贯穿着永恒不变的奋斗旋律。
“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淄博就有了陶瓷生产。宋、元时期规模已颇大。到了明末清初淄博的陶瓷不仅成为‘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而且做工、造型、生产规模等已令人惊叹。”王尔孝告诉记者，贯通古今，淄博陶瓷仍然要不断奋斗下去、创新下去。
（大众新闻·鲁中晨报记者宋明君 通讯员袁波）
人物档案：
王尔孝，中共党员，1946年生，山东博山人。工作期间，先后任博山陶瓷厂党委书记、省陶瓷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山东陶瓷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市政府党组成员，特邀顾问等职务，2008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