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道，吕德文在多地调研发现，由于“过度留痕”的工作要求，几乎每个乡镇、每个村都要找一个专门写文字材料的人。
某小学教师说，“网络防诈、防溺水、用火用电安全、交通安全等都需要老师教导，老师要对这些教导内容做记录，并且这种教导和记录不是一次性的，可能每隔两个星期就要重申一下，然后反复记录”。此外，学校要求这些记录全部由教师手写。
在“过度留痕”的要求下，不少“痕迹”实际是通过造假完成的。南部某村一名村干部说，村里有一些土地已经难以恢复，却仍要恢复并拍照留痕，无奈只能作假。“有些农田是靠海的，过去海水倒灌不那么严重，但是现在海水倒灌严重了，土壤改变、水质改变，已经种植不了了，怎么恢复？没办法，还是用挖土机去整地，然后一排一排插上番薯。” 为了拍照留痕，村里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近一次翻整土地、插番薯就花费了大约10万元。
可以说，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乡村，恐怕都有不少人困于“留痕”当中。而这样的“留痕”，不仅是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程序流程，而且还可能陷入内卷之中，以至于有的地方和单位“留痕”都能留出新高度、新花样。
其实，大家都能认识到“过度留痕”的危害，也能识别什么是“过度留痕”，但是想要彻底根治这种“过度留痕”，却还是有些难度。
一者：避责。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因素，特别是有些会议、活动方面的记录、拍照，明显就是如此。正如前述教师所说，假如学生在学校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在学校里摔倒磕碰了，或者是坐电瓶车上学时没戴头盔出了问题，家长来问责学校，学校就可以拿出手写记录，证明学校就这些事情教导过学生。
对避责影响最大的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检查考核；另一种是问责追责。这两种都可能对“留痕”提出要求。虽然说强调不以“留痕”为主要依据，但一旦有了什么问题，完全没有“留痕”，恐怕也是有嘴说不清，而有了“留痕”之后，至少可以提供。这也是当前一些基层干部仍然自我加压“留痕”的心理写照。
二者：懒政。主要表现为一些检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懒政。也就是说，为了自己更为省事，一些检查者、监督者、管理者，往往都要求被检查监督管理的对象自己提供相应佐证。
比如做了什么工作，要自证做了；比如发现某某问题，要自证没问题。这样的自证，对于检查监督管理者来说，当然就会简单、舒服得多，只需要被检查监督者拿出来即可，如果拿不出来，就可能是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检查监督管理喜欢坐在室内看台账资料？
三者：政绩。关于“过度留痕”，对于热衷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者来说，觉得是一种“政绩”。比如，某某工作如果有很多的“留痕”，有的上级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部署在基层得到了落实，自己提的要求是正确的、有创意的。还有，作为有的基层，也会想着以“留痕”的政绩来向上邀功请赏。
如此，“留痕”成为一项专门工作。文字材料工作也成为一项专门负担。
其实，真正的“留痕”本是落实工作的痕迹，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数据。然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因为“过度留痕”制造了不少数据垃圾，特别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数据，不仅增加了基层负担，而且让工作脱实向虚、助长形式主义，还会大大干扰正确科学的决策、脱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