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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用一篇文章讲述了晋国曲沃小宗用67年血腥政变取代翼城大宗成为晋国国君的故事。
曲沃代翼，让周朝建立宗法制中“大宗不可僭越”原则被践踏。
这让晋国公族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更致命的是，同时曲沃代翼树立了一个“榜样”，小宗可通过武力篡位。
晋武公的继任者晋献公，对此深怀恐惧……
献公的忧虑
晋献公是在曲沃武公统一晋国两年后即位的，依照曲沃武公以及晋献公几位公子的年龄来推算，晋献公此时正值壮年。
初登大位的晋献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而他身边的宗族们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功臣元老，这就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依据《左传》记载，晋献公即位初期面临着被“桓庄之族”逼迫的局面。
《左传》：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
这个情形，跟我们之前文章中讲述的晋昭侯即位时，受曲沃桓叔压迫的场景颇有些类似。
真可以说是，天道好轮回。
这里的“桓庄之族”，指的是晋献公的近支亲族。
其中的“桓”是就是指他的太爷爷曲沃桓叔，“庄”就是他爷爷曲沃庄伯。
他们的后裔中除了晋献公他爹武公一系之外的其他子嗣后裔，被统称为“桓庄之族”。
桓庄之族在之前的内战中与武公一系同仇敌忾，为曲沃最终统一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功勋贵戚的安置问题就成了新统一的晋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些人你封不封？如何分封？在大规模的利益分配前，如何保证公平？
这些问题，让晋献公绞尽脑汁。
最致命的是，晋献公刚继位，声威不足以服众。
就算他提出了方案，又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吗？到那时，会不会有人不服，站出来反对。
要知道，曲沃小宗正是通过内斗取代了大宗。
晋献公深知，若处理不好这个问题，放任公族壮大，自己也可能重蹈覆辙。
靠着谋反上位的人，绝不能容许任何后来者效仿的可能性。
于是，一场针对公族的清洗拉开序幕。
士蒍的毒计
正在晋献公无计可施的时候，士蒍出来说话了。
士蒍是晋国的异姓大夫，跟这些人都没有血缘关系，纯纯一外人。
士蒍向晋献公献策了：“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
说的很明白，杀掉并斩草除根！
这个建议，在当时来说有点惊世骇俗了。
虽说，春秋时期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迹屡见不鲜。
但是，还没有谁狂妄到敢把整个公族连根拔起。
周代的宗法制讲究的就是“亲亲尊尊”，国家本身就是通过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秩序构建起来的。
在这个框架之下，没有明确的罪行，还要杀掉至亲和地位尊贵的人。
晋献公在舆论上会承受到很大的压力，这可能是另一条通往毁灭的路。
更何况，“桓庄之族”个个都是拥有重兵的功勋贵戚，人家不会傻站在那里让你随便砍的。
诛杀功臣，向来是一项宏达且危险性极高的系统性工程，稍有不慎即遭反噬。
就在晋献公犹豫不定之时，士蒍又提出了进一步的方案。
士蒍说道：国君只需要除掉他们之中的领袖就好了，其余的公子也就好对付了。
《左传》：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
士蒍大概称得上是一个深谙人性的行家里手，也是一个心理学高手。
“桓庄之族”中，“富子”是他们之中那个具有超强意志和决断力的领袖。
而士蒍要做的就是打破“富子”身上的光环，并进一步压低整个群体声量。
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士蒍于晋献公六年首先与“群公子”合谋赶跑了“富子”。
第二年，又如法炮制杀死了游氏的二子，第三年将游氏合族消灭。
头狼没了，狼群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聚邑的围杀
“富公子”被清除之后，“群公子”之间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
这正是士蒍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当人们的焦虑情绪被充分释放出来，内心中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时候，便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
献公八年，士蒍以国君的名义，将诸公子安置到绛都南部的聚邑。
以为论功行赏的好日子终于来临了，这些公子们个个都欣喜若狂。
可他们没有等来晋献公的分封，等来的却是手拿屠刀的卫兵。
这些在曲沃代翼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公子们，除了韩万在武公时期获得了封地而得以幸存。
其他人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记，只有他们集体的称谓“桓庄之族”为后人所知。
晋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灭亲之举实在是骇人听闻，在中原大地激起了滔滔巨浪。
担当天子卿士的虢君起兵伐晋，意欲伸张正义。
但，此时统一的晋国，已经不是虢国可以对付的了。
晋献公用最残酷的手段，以最惨烈的代价，摆脱了公族势力的操控，保证了君权的稳固。
同时，也让晋国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晋国“国无公族”的悲剧，本质是一场制度与人性的博弈：晋献公防内乱，不惜自断臂膀，却未预见异姓卿族的威胁。
底线一次被打破，后面就能打破无数次。
人性是贪婪的，卿族在权力真空下迅速膨胀，最终反噬了晋国公室。
任何制度若只堵不疏，都终将引发更大的危机。
晋国以“绝公族”求稳定，却因缺乏制衡力量，走向自我毁灭。
这不仅是晋国的教训，更是历代王朝兴衰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