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思想冲击波”
1958年，雅科夫列夫被苏共高层选中，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踏上了前往美国的特殊旅程。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参与的是一项旨在让苏联有潜力的年轻官员接触和了解西方社会的进修计划。
雅科夫列夫在哥大进修期间，得以系统性地接触和学习当时在西方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学理论。这与他在苏联国内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体系形成了鲜明对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成为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学术沙龙的常客。
在这些每周举行的沙龙活动中，他不仅聆听，更积极参与讨论，与来自卡内基研究院等知名智库的学者们，就诸如“自由市场理论”等在当时的苏联被视为异端的经济和社会学说进行深入探讨。当雅科夫列夫结束进修返回莫斯科后，他将自己的访美见闻和感想整理成文，投给了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这篇文章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引起了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注意和高度赏识。赫鲁晓夫本人以其不拘一格、锐意改革（尽管充满矛盾和反复）的执政风格著称，或许是雅科夫列夫文章中某种新颖的视角或对美国社会某些侧面的观察触动了他。他被赫鲁晓夫破格提拔，直接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贬谪他乡的“另类积淀”
进入七十年代，苏联社会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后，逐渐步入勃列日涅夫执政下的所谓“停滞期”。1973年，雅科夫列夫在苏联知识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苏共党内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其主要批评者被认为是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最终，雅科夫列夫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被解除了在中央宣传部的职务，并被“贬谪”至遥远的加拿大，担任苏联驻该国特命全权大使。他成为了加拿大著名学府麦吉尔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常客。雅科夫列夫频繁出入此地，与学者进行交流，了解西方世界对苏联的研究视角和观点。
更进一步，他还与一些在加拿大定居或流亡的、对苏联现行体制持批评态度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了联系，甚至组织了读书会，共同研读和讨论一些在苏联国内无法公开接触的文献。其中一项尤为引人注目的行动是，他利用其资源和影响，参与或主导了将当时在苏联被严厉封禁的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出版的工作。
1983年5月，时任苏共中央农业书记、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加拿大。作为苏联驻加大使，雅科夫列夫负责了接待工作。
雅科夫列夫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向这位被普遍视为苏联政坛未来希望的新星，系统性地阐述了他长期思考的关于苏联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核心观点是：苏联若想真正实现有效的改革和振兴，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解放”，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
重掌意识形态的“大破大立”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式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以“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仅仅几个月后，远在加拿大的雅科夫列夫就被戈尔巴乔夫召回莫斯科，重新进入权力核心，并很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后更是晋升为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成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团队中主管“上层建筑”的关键人物。
重返莫斯科并手握意识形态大权的雅科夫列夫，利用其职权，首先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官方长期以来精心维护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的评价。在他的直接授意和支持下，苏联发行量巨大的官方报纸《消息报》（Izvestia）开设了一个名为“历史真相”的专栏。该专栏以刊登所谓“最新解密的历史档案”为名，系统性地、持续地披露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政治迫害、农业集体化悲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卡廷惨案真相等一系列历史阴暗面。
在掌控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Gosteleradio）期间，雅科夫列夫更是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出格”的决定。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震惊世界，其后续处理和信息透明度问题在苏联国内外都引发了广泛质疑。雅科夫列夫批准了在苏联国家电视台完整播放一部由美国制作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纪录片，而且是未经过任何删减的版本。
其在苏联的公开放映，引发了对政府信息公开和执政能力的质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除了“破”，雅科夫列夫在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立”方面，最核心的举措是瓦解旧有的新闻审查制度。
198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简称《出版法》）。此前被压制的批评性报道、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甚至对苏共领导层的直接质疑都开始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
釜底抽薪式的“体系瓦解术”
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苏共培养和教育干部的核心阵地——各级党校。在他的主持下，党校的教学大纲和核心教材被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改变是，传统的、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理论基石的“科学共产主义”课程，被悄然替换为了一门名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课程。这门新课程引入了对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的介绍和分析。
除了改造现有的组织架构，雅科夫列夫还被指控参与或主导了建立新的、具有替代性的政治组织。1990年，在苏联政治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雅科夫列夫“秘密组建”了一个名为“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Reforms）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据称是团结和协调苏联内部主张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改革的力量。该组织吸纳了像鲍里斯·叶利钦这样当时日益崛起的、立场更为激进的政治人物。叶利钦等人后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雅科夫列夫在组织体系层面采取的这些“深入内部、改变规则”的举措，其对苏共执政根基的破坏性，甚至可能超过了戈尔巴乔夫那些公开的改革宣言和政治动作。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是党员人数的变化。
到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的前夕，已有高达200万党员选择退出苏联共产党。虽然退党潮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雅科夫列夫主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层面的变革，无疑是促使许多党员对党的未来丧失信心、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的“持续影响力”
雅科夫列夫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依然持续发挥着其独特的影响力。他主导了一个名为“政治迫害平反委员会”的机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为约87万人恢复了名誉。值得注意的是，资料特别提到，这其中包括了大量曾经拿起武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军后代。
此外，他还担任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罗马宣言》。这份宣言被认为在客观上为后来北约的东扩扫清了部分政治障碍。晚年，雅科夫列夫撰写了回忆录《记忆的迷雾》（或译《暮霭》），这本书在西方多所大学被列为研究苏联历史的必读书目。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观点，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策划的阴谋”。
近年来，随着“港独”和“台独”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在我国全力抗击新冠疫情时，不少声音在背后挑拨离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境外势力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了我们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同胞之中安插了不少心怀叛逆之心的人。
其中，一些“亲美派”分子，尤其令人关注。每当有人揭示美国对我国施加的各种不正当压力和无耻手段时，总有一群人站出来为美国辩护，宣称美国不过是“想要帮助我们”。这些言论看似温和，实则危害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境外势力以这种隐蔽的方式，悄悄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他们通过散布似是而非的观点，试图颠覆我们对于国家、民族、信仰的认知，渐渐瓦解我们国家的凝聚力和民族的团结。
这些隐蔽的破坏者，其实有着与雅科夫列夫类似的策略。雅科夫列夫式的这一类人物，非常善于隐藏自己。他们像隐匿在黑暗中的幽灵，混迹在我们的同胞中，利用一系列看似无害、温和的方式，试图改变我们的思想、削弱我们的集体信念。正如温水煮青蛙一般，他们的做法常常是缓慢的、逐步的，然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带来巨大的破坏。
参考资料：[1]张捷.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J].当代思潮,1996(5):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