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鸟啊，值得在全国数上几十年？

2024年6月20日，在大雪塘海拔3000米的位置，阿杜和同伴终于要开始执行繁殖鸟类调查的任务。

大雪塘位于成都郊区，主峰是成都的最高峰。这里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地势艰险，人迹罕至。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才抵达，进行调查的这一天，天刚好起了大雾。

接下来的一天里，他们背着睡袋，沿着没怎么修缮的山路爬升了一千米。每走约300米，他们就得停下来，记录接下来12分钟里、半径500米范围内所有看到和听到的鸟类——但周围都是大雾，他们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鸟。

正在进行调查的阿杜｜阿杜

这不是普通的观鸟，阿杜参与的是一项公民科学项目：繁殖鸟类调查。这项调查在成都进行了两年，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如果顺利，还将每年持续下去。而且，如此大规模的调查，可能还需要正在看文章的你一起参与。

这是什么调查？为什么需要年复一年地做下去？

在中国进行鸟口普查

“现在的鸟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阙品甲说，他常常被同行和鸟类爱好者问起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要回答却很难。

我国幅员辽阔，已知的鸟类有约一千五百种，要做大范围的普查不容易；哪怕只是讨论一个城市、一种鸟，也很难找到长期的系统性监测数据。主观认知的印象则不一定准确。例如禾花雀，大家过去总觉得它们铺天盖地、随处可见，一直到其数量下降了九成，人们才意识到禾花雀已经种群崩溃，极度濒危。

黄胸鹀，俗称“禾花雀”｜Madina Arystanova / Wikimedia Commons

如果，我们能在中国对鸟类的数量进行长期的、持续性的监测，或许就能避免禾花雀式的悲剧，也能回答“这里有什么鸟，有多少鸟”、“鸟变多还是变少了”、“环境变好还是变坏了”等等问题。

于是，阙品甲和与中山大学鸟类学教授刘阳一起牵头，于今年三月正式启动了中国繁殖鸟类调查（China Breeding Bird Survey，CBBS）。

他们计划在城市里进行“鸟口普查”：以10公里×10公里或5公里x5公里的网格，将城市划分为多个调查样区；每个样区内设置10～15个调查样点，调查人员需要记录在样点看到、听到的所有野生鸟类。

成都调查时的样区和样点设置｜CBBS

这样的调查，会在每年的鸟类繁殖高峰期进行一次。选择繁殖期，是因为大部分鸟类在繁殖期都会占区营巢，活动范围比非繁殖期更固定。在此时展开调查，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

这种调查所记录到的鸟类，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的常见鸟。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保护项目不同，CBBS所关注的并不是珍稀濒危物种，而是以常见鸟类为主。这些常见鸟有不可小觑的生态意义：

一方面，我们往往更关注珍稀濒危物种，而忽略了常见物种——却也是这种忽略，让我们过去错失了禾花雀的保护时机。用阙品甲的话来说，常见鸟“虽然常见，但也需要被看见”，CBBS正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被关注的机会。

另一方面，常见鸟也更能反映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相比于濒危鸟类，常见鸟的种群动态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通过对常见鸟类的监测，我们更能知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情况。

做一项长期的调查

除了关注常见鸟，CBBS更重要的一点是时间尺度。阙品甲希望，这个项目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做到数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这并非天马行空的设想，在北美，类似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鸟类学家钱德勒·罗宾斯（Chandler Robbins）正在研究DDT等杀虫剂对鸟类的影响。公众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于是他想到，可以开展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了解鸟类的种群变化，从而评估杀虫剂的影响。

1966年，他从观鸟网络中招募调查员，在密西西比河东部进行了600次鸟类调查。北美繁殖鸟类调查很快扩展到了美国各州，加拿大也迅速加入。

半个多世纪过去，调查仍在继续，目前美国和加拿大有约3700条活跃的繁殖鸟类调查路线。虽然密度不一，但这些路线结成巨大的路网，覆盖了北美的大部分地区。欧洲地区随后也仿照北美，开展了他们的繁殖鸟类调查。

2019年，基于北美繁殖鸟类调查及其他监测项目的数据，科学家发现，过去50年里，北美地区的鸟类减少了约32亿只，占总数的29%；而且，不论是迁徙性鸟类、鸣禽、水鸟，还是常见如麻雀，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数量下降。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在评估濒危物种、制定保护法规、规划保护区域、评估保护行动时，对不少鸟类物种的评估都参考了繁殖鸟类调查的数据。

从观鸟爱好者到公民科学家

早在几年前，阙品甲和刘阳就曾讨论过在中国开展繁殖鸟类调查的可行性。但直到2023年，阙品甲才在成都开始了国内的第一次调查试点。

为什么现在有了开展调查的时机？阙品甲的答案是：这几年国内的观鸟爱好者增加了。

不管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的繁殖鸟类调查，它们都是公民科学项目。这是一种公众参与的科学研究，科学家通常会招募非职业的爱好者和志愿者，一起完成数据收集、分析等科研活动。

根据《2023年中国内地观鸟爱好者和观鸟组织本底调查报告》，国内约有34万观鸟爱好者，且数量持续增加。成都近几年开展了如迁徙猛禽监测、越冬水鸟调查等公民科学活动，当地的观鸟人也熟悉了这类公共科学研究——满足观鸟爱好的同时，还能帮科学家收集数据。

观鸟爱好者是繁殖鸟类调查的群众基础｜陈霖

正是这些公民科学家，一起完成了庞大繁杂的调查工作。去年，成都的繁殖鸟类调查总共有71个调查样区、586个调查样点，面积共计6204平方公里，占成都市总面积的43%，覆盖海拔397米到4204米。繁殖鸟类调查不仅记录到了林沙锥等成都市的新物种，还发现了成都鸟类的分布规律：郊区有着更高的鸟类物种多样性，但城区鸟类的数量和密度则更高。

不过，调查工作与平时娱乐性质的观鸟不太一样。

繁殖鸟类调查本质上是一项科研活动，需要严谨和规范。参与调查的公民科学家，不仅需要严格按照设定的路线和时长进行调查，还得遵循鸟的作息时间——他们得在日出前半小时就到达监测地点，开始4小时左右的工作，这样才能记录到最准确的数据。

日出前开始工作，可以看到跟平时不一样的成都｜周鹤潼

在监测中，很多鸟类并不是靠眼睛看、靠相机拍，而是靠耳朵听，这不仅跟平时观鸟“加新”的体验不同，还要求调查员得熟悉当地常见鸟的鸣叫声。因此，在正式“上岗”前，公民科学家们还需要接受多次培训和考核。

属于自己的那一刻

但参与了两年调查的阿杜告诉我们，听音辨鸟没那么难——实在遇到不认识的鸟鸣，还可以用手机录下来，求助鸟类识别软件和工作组。

在他的调查经历中，最有挑战性的，是成都当地复杂的地形。

去年，阿杜选择了“成都第一峰”大雪塘。调查样区为海拔3000～4000米的区域，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禁区里，不仅需要巡护员的协助才能进入，还得先花上一天时间进山，再花一天时间爬到调查起点。山上连手机信号都没有，路也不好走，只有经验丰富的户外爱好者才能胜任。恰好，阿杜同时拥有登山和观鸟两项技能——他爬了20多年的山，也是在户外活动中爱上了观鸟。于是，他拉上了同为登山爱好者的朋友，一起上了大雪塘。

调查当天起了大雾，能见度低，很多鸟都听得见但看不到。他们只能一边背着睡袋，沿着原始的山路爬升，一边在大雾中听音辨鸟。后来，一阵风把雾吹散，眼前的景色突然清晰起来，阿杜才发现，不远处山顶的悬崖上就站着几只绿尾虹雉！

大雾散去，看到了绿尾虹雉｜阿杜

绿尾虹雉被誉为“高山上的彩虹”，是我国的特有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虽然知道它们在四川的高山草甸上有分布，但亲眼得见并非易事。这种拨云见日的体验，或许正是山林野外与飞羽生灵的馈赠，这也是阿杜在调查中最惊喜的时刻之一。

不同于阿杜有着丰富的登山和观鸟经验，同样参与了成都调查的周鹤潼当时却是一个观鸟小白。

当时的她还在念初三，几乎没有观鸟经验，只是机缘巧合被拉来当记录员。在每个样区的调查中，至少都需要一名调查员和一名记录员的相互配合：阿杜就是调查员，负责鸟类的观察和识别；记录员则负责记录、计时、拍生境照和记录观测轨迹，可以不参与找鸟和识别，因此观鸟经验不多也能胜任。

当记录员的时候｜周鹤潼

她一连做了四个样区的记录员，在调查中走过的路，改变了小小的她对自然的幻想——原来自然不全是鸟语花香的美好或飞禽走兽的奇观，原来那些杂草丛生的荒野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原来不起眼的乡间小路也可以是动物的一种生境。

最后一次调查时，调查员去洗手间前，将一部调校好的望远镜扔给鹤潼，让她数视野中的白鹭。她拿过望远镜——清晨的太阳光洒在岷江上，亮闪闪的，繁殖期的白鹭扬着仙气蓬蓬的繁殖羽，翅膀在江水上啪嗒啪嗒地打着。她后来才知道，白鹭这是在抓鱼。

这一刻的画面，透过略带冷光滤镜的望远镜，直接让她爱上了观鸟。

一起来数鸟

今年，阿杜和鹤潼都将继续参与成都的监测工作，而其他城市的朋友也有机会参与当地的调查！

作为全国调查的第一年，CBBS今年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CBBS三月初正式启动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找到工作组，希望之后可以加入。另外，考虑到城市人口更多、观鸟爱好者更集中，CBBS采取的是从城市开始、向周边辐射的策略，希望最终可以覆盖到国内尽可能多的地区。

对于一个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的调查项目，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较性，现在的调查方案将一直延续下去。因此，工作组也在欧美的经验之上，优化了一套更先进、更适合国内的调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