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猛将”陈阿大的人生沉浮

作者丨霞飞；来源丨凤凰网

许多老上海人都还记得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还当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

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那么，陈阿大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当过工人参过军

陈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浙江省的绍兴县陶南乡。1942年5月，陈阿大出生。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陈七二给他取名陈阿大。

后来，陈七二独自来到上海打零工。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对陈七二这样在上海打零工的人也十分重视，将其安排到造船厂，当上了一名正式搬运工。

1952年，陈七二将家人接到了上海。1958年，16岁的陈阿大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部队在上海征兵，中华造船厂也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陈阿大也报了名，并顺利通过各项审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年，陈阿大19岁。

入伍后，部队上分配陈阿大去教导营当饲养员，任务就是养猪。这让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陈阿大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安心在饲养员的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

鉴于陈阿大表现好，部队上又让他当连队的炊事员。陈阿大想方设法为连队改善伙食，受到连长的表扬。入伍一年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并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的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在训练中，陈阿大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在军事演习中，他们一组士兵曾经取得较好成绩。在退役之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

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陈阿大复员回到上海。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陈阿大曾兼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生在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

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细致的事情，他做不来。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

陈阿大和年轻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缘。他利用这个条件，了解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向工作队汇报，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

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造反头目在参加“四清”工作中，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

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

后来，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造反兵团人数不断增多。陈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这个造反组织的发起者。

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胆子大，敢冒险；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动向，作出决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组织能力，会笼络人心。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

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

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作手下的一员“虎将”。

“武斗猛将”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

在这一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是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社领导作出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声明”上签字。

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10万多人，把“赤卫队”3万多人围在康平路。

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几个人抓一个。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全部“解决”。

陈阿大指挥着手下的造反队员，押着“俘虏”，在马路上集中。陈阿大洋洋得意地训话，还要“赤卫队”队员把袖标摘下来，集中了六大堆，然后下令烧毁。

陈阿大还把缴获的“赤卫队”的几百箱饼干如数上缴，以表现自己的“清廉”。

在这件事中，陈阿大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

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又调来灭火用的高压水枪，向“联司”喷射。他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掌权有术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

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让秘书和主办会议的单位商量，由主办单位先拿出稿子来，由他的秘书修改，抄清后，他在会上念。

当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后，总要作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几条，他怕话说多了，出漏洞。发表这些指示后，他要求秘书记下来，也要求下边的单位记下来。过几天，他就让秘书打电话问落实情况。

如果基层单位忘记了他的指示，或者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他就会直接打电话，找那个单位的领导，先让他背诵自己去检查工作时的指示，然后再训那个单位的领导。如果连他的指示都背不下来，他就让这位领导“靠边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

他的兼职，可不是虚的，这个厂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汇报，都要听他的指示。厂里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能任命。

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突击入党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内定”陈阿大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安排自己的秘书和陈阿大谈话，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陈阿大竟然没有听明白。

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了，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

可陈阿大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晓得入党还需要先写申请书。

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这位常委找陈阿大谈话时，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入党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了吧。

最后，这位常委没有办法，干脆点明：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陈阿大回去后立即动笔。可是，他不会写，写个草稿也有不少错别字，只好让秘书代笔修改后，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

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决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会上，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先后发言，介绍了陈阿大怎么出身贫苦，怎么从小当工人，怎么当过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等等。接着，由党员发言评论。事先，王秀珍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发言，歌颂陈阿大的功劳。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发展陈阿大入党的会议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极力为陈阿大评功摆好。这个说：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说：陈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先锋，当闯将，担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后，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还有人说：陈阿大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

在这些人发言之后，王秀珍也在会上发言，把陈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说：我和陈阿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陈阿大阶级斗争觉悟高，勇挑革命重担，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在王秀珍之后发言，称赞陈阿大有水平，觉悟高。他还一连说了陈阿大“十个好”。

会上决定，发展陈阿大入党。按当时规定，通过之日，陈阿大就是正式党员。陈阿大从写入党申请书，到正式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

陈阿大入党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记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上海政坛上出现了一颗“新星”。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王洪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及其党羽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就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必要时，就打巷战。他还参与制订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民兵作战方案。

陈阿大在向民兵讲话时，公然宣称：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陈阿大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将来王洪文可能会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们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决定调动3500名民兵集中，3.1万名民兵待命。此时的陈阿大，跳得最欢，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又是检查电台安装情况。

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们上海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搞武装叛乱，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草包司令陈阿大

作者丨叶永烈

来源丨党史博览

陈阿大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此“推理”，名唤“陈阿二”。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二十二岁，陈七二做在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做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三十二岁那年，陈七二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炊事员，做门卫。

1942年5月2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外婆家度过。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1957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他是长子，要为家里分忧。

因为陈七二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 1958年，他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叶永烈在陈阿大的人事档案里，见到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1958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之后，1961年8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的陈阿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1962年8月21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

“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3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

申请书

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

1965．6．29

1966年1月，已经24岁的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

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入，总是用脚把门踢开；

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

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

“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

“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

“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

“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

“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

“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

“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

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1917年才发生，袁世凯在1916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像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

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1977年11月20日上海《文汇报》披露：

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

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间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

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

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1967年1月6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有他，8月4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10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1968年10月10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1968年10月19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精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