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中国心法》新书发布会。 分享嘉宾：赵昱鲲，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高级笔记达人 | 李云 责编 | 柒 排版 | 拾零 第8912 篇深度好文：7435 字 | 16 分钟 阅读
思维方式
笔记君说：
有些问题，一直徘徊在我们脑海中。
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快乐，是种怎样的状态？有了钱，有了权力，有了知识，我们能获得幸福吗？
压力、情绪、关系及身心健康，成为国人主要的四大心理难题。
实践发现，单纯依靠西方科学理论，很难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特别是探寻人生终极意义时，科学解释常令人陷入虚无。
其实，当我们学会生活的时候，人生意义自然就会出现。
一、现代人的焦虑与困境
1.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找到焦虑的解药
① 别为1%的事情，付出100%的痛苦
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各种不确定的事件（关税战、股票波动）。于是有很多老朋友来找我，讲述自己这几天的损失，讲述对未来的焦虑。
以前我也会和他们说一些心理学上的话语，虽然他们也听，但总觉得讲不到根上。现在我把积极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结合之后，他们一下就觉得讲到心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西方脑、中国心”。
身为70后，我们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彼时，我们非常饥渴地向西方学习，同时，形成了偏重理工科的直线型思维方式。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认为任何问题都有且仅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且一定能找到那个标准答案。
它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但我们习惯于用这个方式来学习，也用这个方式来生活。尤其那几位朋友，要么是做投资的，要么是做企业的，更加偏向于西方式思维，因为投资必须得进行非常理性、精确的计算。
他们不自觉地把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特别地严谨地用公式去推导人生的样子。假设人生是“x+y=z”这样的公式，“y”这里本来应该有这么多钱，但最近一个星期损失了一些钱，所以人生就不够完满了，因此而焦虑。
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偏整体化的。要是做科学研究，做投资，肯定要做细化。但人生不是如此，应该更多从整体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用中国文化来看待这些问题。
于是，我问他：现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家庭”。我又问：你的人生第二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是“健康”。我又接着问：那第三重要的又是什么？他说是“钱”。
那我告诉他：前面两个已经占了三分之二，钱只占了三分之一，而你的损失并不是全部，可能只有5%。其实算下来，你所损失的钱在人生重要的盘子里可能只有1%。
那为了1%的事情，今天付出了100%的痛苦，值得吗？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其实真不应该想得那么多。
② 东方对人因材施教，西方追求统一答案
实际上，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西方化，只是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隐含着许多西方文化的假设。这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整个教育体制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它在潜移默化中体现出一种西方式的思维。比如我们做题时，总是认为有且仅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
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并非如此，以孔子为例，不同的学生向他请教同一个问题，比如在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什么是‘仁’？”这个问题，孔子对各弟子的回答各不相同。
对于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孔子给出了“仁者爱人”这样核心的答案；而对于子牛（司马耕，字子牛），孔子则说“说话慢一点就是‘仁’”。
这让大家感到疑惑，孔子解释：因为子牛平时做事太快，所以“慢下来”便是“仁”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每个人的独特性，主张因材施教，不会用同一套真理去要求所有人。每个人本身就是天道的体现，因此追求真理的方式因人而异。
而西方“天人二分”的观点，其根本在于认为存在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真理，并将其自上而下地灌输给每个人。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这一代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相当西方化。我也是最近才逐渐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西方脑”与“中国心”的冲突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我们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教育的，但在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面，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国式特点。因为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会轻易改变，我们与父母的互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都深深受到中国文化的塑造。
所以，我们的心依然非常中国化，比如我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我曾像彭凯平老师一样，在美国生活了较长时间，那时我就很佩服美国人，他们真的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③ 既是冲突，也是资源
这并不是说“西方脑、西方心”就好，事实上，许多西方人也存在心理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由于“西方脑”和“中国心”的冲突，额外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
当然，这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这种冲突一方面带来了矛盾，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资源。
在解决问题时，我们既可以借助西方的资源，也能运用中国的资源。过去，我们往往过于依赖西方的资源，比如在心理学的认知疗法中，强调通过调整认知、改变想法来解决问题。
我刚开始接触认知疗法时，觉得难以理解，怎么可能仅仅改变一些想法就能解决问题呢？这其实是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理性应该压倒感性，所以只要理性思维改变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但中国人从不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要解决问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慢慢地磨合，从内心深处进行改变。
二、99%的人困扰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我而言，人生意义问题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引领我走进了积极心理学领域。
1.答案求而难得，只会让人痛苦不已
以前，我在美国是一名工程师，从事码农工作，生活还算过得去。
作为有着理工科思维的人，我们总是习惯追根溯源，探寻事物的本质。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总结出规律，再依据规律进行倒推，这样似乎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理工科思维的根本假设。
我将这个假设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我们经历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无疑就是人生本身。于是我开始思考，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那时的我只相信科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意义似乎是一场空。人生没有所谓的意义，我们不过是基因传播自身的工具而已。
我们是在父母受基因驱使下偶然诞生的，只要当时的时机稍有变化，基因组合就会不同，我们也就不再是现在的自己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基因的驱使下做着各种事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基因基础之上的。最终，我们会走向死亡，化为灰烬。这样看来，人生确实毫无意义。
当时我陷入了虚无的状态。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虚无主义非常盛行。以前有宗教作为精神依托，可当宗教难以发挥作用后，人们便纷纷陷入了这种虚无。
表面上，我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生子，和其他人一样沿着世俗的道路前行，但内心却充满了不安，不知道自己这辈子究竟要做什么。
2.积极心理学，改变自身即改变世界
很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积极心理学这门学科，一了解发现它竟然研究人生意义，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学习。
然而，我却感觉自己“上当”了。积极心理学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人生意义是什么，它只是给出了一堆关于人生意义的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在强调人生意义的重要性，比如有人生意义的人会更幸福、更健康，人际关系也更好等等。这反而让我更加焦虑，越学越担心自己找不到人生意义该怎么办。
我学习积极心理学的过程有点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向菩提祖师学艺。我本是为了探寻人生意义而去学习的，可第一节课老师却讲如何调节情绪、拥有积极心态，让我们凡事都往好处想。我觉得这是心灵鸡汤，不想学。
老师又说要教我如何进入福流状态、实现人生目标、成就一番事业，我还是认为这是成功学，予以拒绝。接着老师说要教我如何构建人际关系、去爱别人、获得更好的人际支持，我想到“他人即地狱”，依旧不想学。
老师说我什么都不想学，还不如回家，科学无法直接回答人生意义是什么，得先学这些。无奈之下，我只好听从老师的话去学习了。
临近毕业时，我惊喜地发现，积极心理学所教授的内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积极心理学与我之前所学的学科截然不同。
我曾在美国获得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计算机专业，一个是化学专业。那时的学习模式很常规，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我们在下面记笔记，课后完成作业、做项目并提交，以此获取学分。
然而，积极心理学却不是这样。它要求我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所有知识都运用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像理工科那样应用于机器或化学试剂。这一本质区别意义重大。
我尝试后发现，那些看似像心灵鸡汤、成功学的方法，实际效果却非常显著。曾经的我非常自我，秉持着理工科思维，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大脑，坚信“我思故我在”，觉得只有自己的思考才是真实的。
但学习积极心理学之后，我认识到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身体以及情感同样至关重要，并且我的观念和行为真的发生了改变。
毕业时，我告诉我的老师马丁·塞利格曼（美国心理学家），他的项目让我脱胎换骨。虽然我依然没有完全弄清楚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他已经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3.人生的意义，是活出来的
回国后，我得到了彭凯平老师的诸多指点，并将所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如今，我终于明白，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原本就不应该单纯用科学来解答。在心理学中，我们通常研究的是“meaning in life”（人生意义感），而不是“meaning of life”（人生的意义）。
“meaning in life”指的是我们在人生中所感受到的意义，而“meaning of life”则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不同定义。
人生意义感是可以通过科学来研究的，比如研究我们能感受到多少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来源于哪些方面。
经过探索，我发现人生意义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内心的感受，包括情绪和情感；
二是自身的行动，涵盖动机和目标；
三是与他人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一开始着重教授的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最终都汇聚到了人生意义感的探寻上。
在我看来，积极心理学非常有趣。它表面上没有直接回答人生意义是什么，而是关注如何让我们把生活过好。当我们学会过好生活，人生意义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这种理念其实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取向，而非西方人的思维取向。
“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并非一直存在。1798年左右，德国大文学家歌德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人活着的意义。
后来，两位德国哲学家基于他的想法创造了“人生意义”这个词汇。但问题是，在1800年之前，全世界的人难道就活得没有意义吗？
显然不是。歌德在1798年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偶然，当时最聪明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上帝可能不再可靠。
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他们依靠上帝，人生意义很容易解释，即“从上帝那里来，到上帝那里去”。然而，当上帝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时，他们的信仰和人生意义感出现了巨大的空洞，于是他们试图填补这个空洞，但这绝非易事。
如今，各种意义危机层出不穷。可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中国人并非浑浑噩噩地生活，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也不是盲目度日，他们都有着各自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追求。
当我深入了解了这些前因后果后，恍然大悟：其实关键并非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人们为何会提出人生意义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找到问题的答案，二是判定问题为伪问题。作为心理学领域的一员，我们基本采用第二种方式。
举个例子，曾经有位男士向我倾诉，说他的朋友抱怨老婆总是和自己闹，他已经给老婆买了十个包，可老婆还想要第十一个包，他纠结这第十一个包到底该不该买。
我告诉他，这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朋友的妻子可能存在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或许心里对丈夫有怨气，这些内心的情感问题才是关键，而不是包的问题。
同理，人生意义其实也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人生过好。对于这个问题，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等先哲早已给出了诸多答案。实际上，答案就隐藏在我们自身的感受、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所做的事情之中。
我发现，积极心理学所采取的方式与中国古人的方式不谋而合。中国古人从不纠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坚信人生本就具有意义。
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人秉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天的意义、真理就蕴含在人自身之中，我们生来就带有“天”的一部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降生于一个充满意义的网络之中。
我们的身份既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权利，也规定了我们应尽的义务，而将这些权利和义务充分展现出来，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在。
西方人则不同，他们主张天人二分，认为自己与“天”是分离的，因此必须去寻找“天”，无论是寻找上帝还是真理。由于“天”不在自身，所以他们一直在苦苦追寻。
若有上帝作为依托还好，可当上帝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后，要找到一个能替代上帝的东西谈何容易，人类至今都还在探索。
最终，中国文化让我豁然开朗，我回归到孔子、孟子等先哲所倡导的精神境界。《论语》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就是拥有了有意义的人生，而无需非得在外界寻找一个所谓的答案。
中国人认为，我们自身就是答案，无需向外寻求，因为我们本心具足，一切意义都蕴含在自己身上。
这便是中国文化给予我的最大启发，也帮我解答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三、当代人的困境：
思虑太多，行动太少
1.心理问题的根源：基因与环境的不匹配
以饮食为例，在古代社会，甜的、香的、油多的高热量食物十分匮乏，所以我们的身体本能地偏好这类食物。然而在现代社会，继续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就容易导致发胖等健康问题。
其实，在心理层面也存在诸多类似的基因与环境不匹配的情况。现代社会与人类进化的远古社会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现代社会过于优越，人类似乎“不配”如此美好的生活。
具体表现为过于安全、舒适、便利，同时危险却极少。就像手机的普及，正如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人》中所描述的，人类并不适应科技如此发达、便利且缺乏挑战的社会。
事实上，人类需要生活在具有一定挑战、压力、不适感和痛苦的环境中。这听起来或许有悖直觉，毕竟人们通常认为活着就是为了解脱痛苦，但没有痛苦的生活反而会让人难受。
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厂设置”就是要在各种危险环境中“打怪升级”，一旦缺失这个过程，就会浑身不自在。
而且在AI时代，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现代社会的便利只是初露端倪，到了AI时代，会有更多巨大的诱惑，人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享受一切，幻想与明星谈恋爱，或者体验成为秦始皇、唐太宗等不同的人生，这种过度的刺激对心理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应对这类问题上，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解药”。西方文化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的很多做法都走向了极端。
比如，西方社会对孩子的保护就到了另一个极端。在美国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母亲让不到10岁的孩子独自坐地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被报纸报道后，警察甚至上门要剥夺这位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权，这在我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我们并非否定安全的重要性，但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不可取。舒适固然重要，但过度舒适也不行。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西方那种直线型追求极端、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性压倒感性，凡事追求极致且认为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这种思维方式催生了现代科学、商业和法治社会，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让我们的心理状态变得过于极端。
2.中国心法，对中国人心理问题的解药
中国文化提出的“解药”可归纳为认知、情感和精神三个方面。
① 认知解药
在认知方面，彭凯平老师做了很多研究。一是整体性思维，二是辩证型思维，它又包含变化和矛盾共存两个要点，并且由此可以推导出中庸之道。
在现代社会，中庸之道尤为重要，因为现代环境容易让人走向极端，而技术也支持人们每天过着极端的生活，古代则难以做到。中国文化从根源上就倡导不要走极端，这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
② 情感解药
在情感方面，中国人对世界抱有一种正面情感。
我们认为天本善、人本善，这与西方文化中隐含的“天本恶”假设不同，这可能与我们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相对较好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而西方的上帝形象往往较为严酷，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也多被认为是负面形象。
中国人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会对世界和他人投射正面情感。这种对世界好坏的认知会极大地影响心理状态，若认为世界是坏的，就容易紧张、焦虑、担心。
尽管以前中国人物质条件艰苦，但仍有许多优秀的诗词歌赋，如苏轼的作品，古人能够安贫乐道，追求孔颜之乐，正是因为本质上相信天地和人生是美好的。
此外，中国人强调情理交融。而西方人则强调理性压倒感性，认为人的本能和感受是不好的，要靠理性去追求真理，如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
但现代心理学证明，感性的力量比理性更强大，情与理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心理状态。
而现代人普遍存在思考过多、感受过少、行动过少、爱他人过少、思辨过多的问题，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帮助。
③ 精神解药
在精神方面，可总结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以及“道成人间”。前两句话出自《易经》，梁启超先生将其借来作为清华校训。
中国人相信人来到世界上是负有使命的，我们身处一个已经构建好的意义网络中，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而西方个人主义认为，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当上帝不存在时，就无需对任何人负责，导致一些人可以随意构建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现在大家常说中国人“太卷”，但这也有好的一面。中国在人均资源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能创造经济奇迹并进入小康社会，与中国人自强不息、有责任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密切相关，体现了“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的修身之道。
同时，中国人强调厚德载物，重视人际关系和仁爱，现代心理学也有大量研究证明了良好的人际连接对心理的重要性，这与西方“他人即地狱”、视每个人为孤岛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再者，“道成人间”意味着我们不在彼岸世界寻找人生意义，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人生意义。
因为在彼岸世界寻找意义往往虚幻且困难，只有在现实中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才更有可能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是寄希望于突然顿悟找到人生的终极答案，毕竟所谓的终极答案可能是错误的。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士兵很多人带着海德格尔的书，海德格尔鼓吹世界没有意义，需要自己构建，而纳粹将其与意识形态结合，导致很多士兵相信为纳粹牺牲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而西方存在很多宗教战争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更注重把现实生活过好。
当然，我们并非完全站在中国文化这一方，而是主张中西结合。一方面要把日子过好，另一方面要有一些基于内在人生价值的超越性追求。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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