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元至明初江右诗学思想的流变
陈光 著
2025年2月出版/128.00元
978-7-5228-506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以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为基础，钩沉元延祐至明永乐百余年间江右诗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元明台阁文学之关系。过程性与关联性是撰述本书的重要原则。所谓过程性，是指探寻江右诗学思想的形成、分化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所谓关联性，是指既要考察政治制度、文人心态、朝代更迭等历史因素对江右诗学的影响，又要辨析诗学思想内部不同话题、不同层次与不同面相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江右雅正诗学观是一种正统化与政治化的地域诗学观念，形成于延祐复科后，侧重诗文的典雅平和与有补于世，后经元末的承续、分化与明初的重振，经过永乐年间江右文人的接受与重塑，最终汇入明代台阁文学这一主流文学思潮。
结语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江右雅正观念作为正统性与政治性的诗学形态，与世道升降关系密切。正如《礼记·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强调文随世运的江右雅正诗学观，肇始于元代台阁文学，在元延祐至明永乐年间不断传续，又流入明代台阁文学之中。钩沉其在百余年间因革通变的历史过程，尚有两方面的启发意义。其一，江右诗学思想融入明初台阁文学的过程，是观念层面的微调而非整体性转变。其二，以江右诗学为切入点，可管窥元明两代台阁文学之差异。
一、明前期江右诗学思想的台阁化转变
台阁文学在明永乐至成、弘年间主导文坛，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此时台阁作家以江右文人为主。解缙、杨士奇、胡广、胡俨、金幼孜诸人在“靖难之变”后获得成祖信任，入职馆阁并预机务，成为江西士子进入馆阁、翰院的重要开端。江右文人成为台阁文学之中坚，实意味着本地诗学由地域到庙堂这一文坛地位的转变。具体而言，江右诗学思想有两点重要内涵经本地文人的承续与诠释，成为台阁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是对雅正雍容诗学审美形态的继承与新诠。杨士奇等明初馆阁文人对江右雅正审美旨趣的承续，实际上隐含三个理论侧面。首先是文辞的质朴简省、不事雕琢。以雅正雍容论诗，具有显著的复古意识，因台阁诗人所倡导的诗学统绪，是自《诗经》到汉魏及盛唐的历史脉络。在此一谱系中，诗作为抒写情志之载体，在拥有“粹然一出于正”这一特质的同时，实际上隐含着对浮艳文辞与雕琢之功的反对。杨士奇在强调《诗经》的经典性时称：“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闺门女子皆有作，以言其志，而其言皆有可传。”《诗经》因其言志传统的优长而打破作者身份的区隔，虽文辞质朴、工巧不足，但依然被视为诗学典范。而囿于格律诗法，反而会导致格卑气弱：“厥后作者代出，雕锼锻炼，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笃而气愈弱，盖局于法律之累也。”胡俨亦称：“险怪雕锼固验人，何如平淡见天真。”平淡天真的审美趣味，指向质朴简淡的文辞之美。对此，金幼孜说得更为明白：“后世之为诗者，率皆雕锼藻绘以求其华，洗磨漱涤以求其清，粉饰涂抹以求其艳。……而有愧于古作者多矣。”在此种观念的引导下，“援笔立就”“倚马可成”成为台阁诗人评判诗作的常用话语，它一方面蕴含对作者才情的称赞，另一方面则是尚质朴、去雕饰的审美趣味的呈露。此种审美倾向确乎为江右台阁诗人付诸实践，他们的诗作普遍具有文辞简淡的特征，如胡广“去程一何遥，离别在旦夕”“我爱南山好，幽偏称隐心”诸诗。杨士奇“愿得常携手，终岁不相忘”“白鸟自幽间，双飞背人去”等诗句，质朴平易、辞句流畅。钱谦益评杨士奇诗“不尚藻辞，不矜丽句”，可谓确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审美取向导致台阁诗作流于直白浅显、诗味寡淡。雅正雍容审美形态的第二个理论侧面是注重诗歌情感的含蓄庄重，这来源于江右台阁文人对情志的界定，它主要指忠君体国之情。因此，将情志付诸诗歌时，强调约束人情、含蓄隽永，避免“忧思之至，则噍杀愤怨；喜乐之至，则放逸淫辟”的情感放纵。因此可以看到，台阁诗作所蕴含的乐是悠然安闲之乐，忧是深沉含蓄之忧，而绝少出现真情实感的肆意喷薄。雅正审美形态的第三个理论侧面是“舂容”审美取向的窄化，此为江右诗学思想在此际流变性的体现。元明之际江右诗学的“舂容”论，所谓“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具有显著的辨体意识，指向乐府古体的宏大壮阔之美。陈谟、刘崧等活跃于元明之际的文人，其古体创作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审美趣味，大多雄壮恣肆。永乐后江西馆阁文臣对舂容审美形态的理论阐述，突破了诗体的限制，将其阐释为涵盖诸体的平和简易之美。如杨士奇评王沂诗云：“色庄气温，雍容怡如，语简理尽，无不乐就之焉。”语简理尽、辞约理明的评价，实已遮蔽“舂容”本来具有的阔大审美意涵。再如其评翰林侍讲王进的诗“辞气雍容，简而适当”，亦为此意。舂容和平的治世之音成为涵盖不同诗体的理想审美形态，可用永乐二年（1404）授翰林编修的吉安文人周孟简之论作为总结：“凡诗赋诸体，沨沨乎有治世和平之音，可谓正而不易，奇而不艰，浅而不近，深而不晦，非枉非萎非俚而非靡者也。”在鸣治世之音的文人自觉中，“舂容”所具备的阔大之美随之消解。
其二是对江右学术所强调的内修德行的沿袭，并由此生发出两点诗学内涵，并进入台阁诗学思想的建构：首先是将元明之际江右文人所倡导的自适之乐改为盛世之乐，并沿此形成平和典雅、辞气安闲的诗风；其次是将个人修养向外拓展，强调诗歌润泽人心之用，形成重实用的诗教观。本书前文曾谈及元末江右家族内修德行、外求物理的学术旨趣，永乐后的江右馆阁文人将其继承。但他们的修养目的，在于养成一种盛世安闲之乐，而非元明之际的适性自足之乐。对此种修养目的之转换，杨士奇以际遇之不同予以疏解：“盖惟中之所守，确乎不可拔；而以之遇，则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乐，非志于道者不足语此。”江右馆阁文人在事功方面称得上成功，因此他们理诸情性的结果在于养成内涵丰富的盛世之乐。梁潜将盛世之乐的形成归结为时代气运与个人修养，云：“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乐，谂其劲正高迈之气，有以明夫培植养育之功，是皆平时蓄之于中，随所感而发之于此也，岂非盛哉？”感于外而蓄于中，治世安闲之乐因以养成。盛世之乐对台阁诗学的影响有二。一是导出安闲平和的诗风。以往的研究认为杨士奇、梁潜等馆阁文人的平淡诗风是受陈谟、梁兰诸人的影响，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本地学术宗旨的接受，即通过内修德行而养成盛世文人之乐。二是盛世之乐取代自适之乐，意味着对倡导超然意趣的山林诗的否定，进而形成台阁诗一统诗坛的局面。因此，他们的山林诗普遍抒写从容之乐与事上之忠，如杨士奇“为报明朝着双屐，及时清赏莫相违”的自我鞭策，陈循“聊怡物外情，且醉尊中醁。为乐亦何多，况乃富荣禄”的富贵安闲，周叙“漠无外物萦，幽居足盘桓。……愿子慎终始，勉旃力希颜”的自我勉励。这些诗表面上抒写怡然自适的情怀，实则包含勤于政事、媚上尽忠的官僚自觉，有山林诗之形而无其实。之所以如此，因其将山林之乐视为调节仕宦困顿的方式，正如胡广坦言：“安逸非所尚，习隐恒自娱。谢兹尘网羁，爱此泉石居。”本应具有超然意趣的山林诗成为台阁官僚玩弄光景的文字游戏，而彻底失其神韵。
江右文人将内修德行的学术旨趣向外拓展，强调诗歌润泽人心之用，形成重实用的诗教观。明初江右文人的诗教说，乃根植于理学的修养论，其基本内涵是通过诗歌发明义理，或灌注作者醇厚道德，进而通过“观感兴起”的感化过程，最后达到规范彝伦之目的。对此，王英称：“《南陔》《白华》其辞虽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犹可讽咏。言约而明、肆而深，悲而不怨，可以观感兴起，诗之谓乎？”对“悲而不怨”的规定，属于理学以天理约束人情的观点，杨士奇“蹈乎仁义而辅乎世教”之语可为概括。
二、江右诗学思想与元明两代台阁文学
元明两代台阁文学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江右诗学思想是重要的历史线索。一方面，江右诗学在元明之际的传续是两代台阁文学具有相似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同的历史语境又造成两代台阁文学具有重要差异。
江右诗学思想在元至明初的传承与流变，是导致两代台阁文学具有相似性的重要原因。元明两代台阁文学在诗学观念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鸣盛理念与典雅诗风。此种相似性固然来源于二者同为政治性文学的属性，亦来源于江右诗学思想的深度参与与代际传续。其中，家族与师友是重要的传承方式。先看师友传承。危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与虞集、范梈、欧阳玄等元代馆阁文臣过从甚密。《明史》载其“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梈门”，可见其与范梈有师生之谊。危素与欧阳玄亦有交往，他坦言自己从学欧阳玄的经历，云：“素宦学京师，尝从公于史馆。晚辱与进尤至，谓可以承斯文之遗绪。”此外，至元三年（1337），隐居临川的虞集曾为危素《云林集》作序，可见二人亦有所交。再如刘崧，他曾在《自序诗集》中称：“会有传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者，诵之五昼夜不废。”可见虞集、范梈对其影响之深。由刘崧而后，这种对虞、范诗风的追慕通过其弟子萧翀而继续传承。练子宁通过其父练高的家学教育继承了馆阁先贤的诗学观念。再看家族传承。例如以陈谟为代表的陈氏家族，梁兰、梁潜父子的梁氏家族与以萧岐、萧用道为代表的萧氏家族，其核心特征是将理学的学术精神与文人的用世取向紧密结合。杨士奇在少年时期便受到陈谟的学术指导，潜心训练既关乎治道又具现实操作性的实用性诗文的写作。此种训练为他后来从事台阁文学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概言之，家族与师友传承，使元代台阁文学崇尚典雅、追求平和的诗文观念延续至明代台阁文学。
元明两代台阁文学亦有重要区别，这来源于两代江右文人不同的政治境遇与群体心态。元代江右文人具有志不获伸的苦恼，他们虽然位列馆阁，却始终处于权力外围。此种政治边缘化造成的尴尬境遇，虞集亦不例外。他作为仕宦最为显赫的南人，其人生追求是发挥文人的经国治世之用。但在现实中，奎章阁却远离现实政务，而只是品评文物、观览书画的场所。对于奎章阁的功能，元文宗曾谓：“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事实的确如此。虞集任职时期的奎章阁，主要职能便是讲说经史、鉴赏文物典籍、研讨诗文绘画。而明初的江西籍馆阁文臣则不同，他们可以切实参与当时的文治建设与具体政务。与虞集、揭傒斯等同乡前辈相比，此时的江右文人并非兴文艺事的文学侍从，更多具有朝廷官员的属性。因此，其诗学思想并非只是鸣盛，而具显著的政治色彩，如理学化的诗歌观念与创作形态，与倡导文风简洁、功能实用的文章观念。概言之，这是一种与政事高度融合的诗学思想。至于文人心态，亦可看出元明两代江右文人的差别。无论是虞集还是揭傒斯、范梈、欧阳玄，他们虽都食俸元廷，却具有典型的文人化的人格特征。这种特征，在元明之际的刘崧、明初的解缙身上依然存在。而永乐年间，尤其是解缙惨死之后，江西文人的心态则具有官僚化与模式化的群体特征，端庄敬敏、老成持重是此时期馆阁文臣的理想人格。此种人格特征投射在诗文创作上，呈现为倡导内心优游不迫、风格工稳平正的体貌特征。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欠缺使元明两代台阁文学历来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就此一点而言，本书对元至明初江右诗学思想流变的考察，或可为认识两代台阁文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延祐复科与雅正诗学观的形成
第一节 刘辰翁与元初江右诗学的基本形态
第二节 延祐复科与馆阁文臣的诗学观念
第三节 地域文坛领袖的更易与雅正观念的播衍
第二章 雅正诗学观在元末的承与变
第一节 馆阁文臣与布衣文人的山林之作
第二节 雅正内涵的嬗变与台阁、山林诗的互动
第三节 宗唐复古的主流思潮与坚守情性的诗史之作
第三章 雅正观念的重振——明洪武、建文朝江右诗学思想
第一节 对明初“江右诗派”文学史概念的检讨
第二节 “鸣盛”与“抒怀”：两种诗学观念及其实践模式
第三节 洪、建两朝江右文人与台阁文学之关系
第四章 永乐间江右诗学思想与台阁文学
第一节 江右文人政治际遇与士人心态
第二节 现实与传统之间——江右学术与家族文学
第三节 继承与新变：江右诗文观念的台阁化转向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陈光 ，山东邹城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思想史。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人文杂志》《安徽大学学报》《文艺评论》《华中学术》《中国诗歌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毕业论文获评首都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编辑：佟 譞
审校：王霄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