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的元好问，在大多数现代人的心目中是模糊的，只略知其“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名句。实际上，元好问的一生正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他年少成名，春风得意；中年山河破碎，历经丧乱；老时长歌当哭，书写国难。一生的修行似乎都是在为书写金史作准备，以诗存史，留下一个朝代真实的背影。
曾国藩说：“元好问是自汉魏至宋金之际，中国五、七言诗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诗人。”而金元易代之际，在国破家亡面前，华北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真空和失序，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中原士人阶层也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如何在新朝体面生存？如何叙写亡国的正统论？如何安放乱世理想？如何背负易代责任？是现实的问题，也是理想的危机。
日本学者高桥文治以近40年之力，逡巡在元好问与他的时代周围，采取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学的视角看历史，从历史的视野看文学。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以强烈的好奇心与同理心，聚焦元好问诗文中刻意未载的历史片段，“在记录的东西中寻找没有被记录的东西”，追寻失落的时代真相，还原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写成了《元好问与他的时代》。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日]高桥文治 著，陈文辉 译，中华书局2024年出版
高桥文治长期关注金元时期宗教、戏曲，擅长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相关文学资料。本书尤其注意从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元好问，以“时代的空白”开篇，敏锐地指出金王朝灭亡后华北地区出现了“约30年间历史上的王朝空白”，只有蒙古政权以榨取为目的的税收体系，元好问等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了解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深切地感知以杜甫为榜样的元好问对撰述金朝史的执著与焦虑，也能真切地共情他千里迢迢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这样可笑称号的举动。他自觉背负起为金朝著史、为文人和民众争取生存空间的责任。正是如此的研究视角，可以从中观或宏观层面更全面地认识元好问。
高桥文治善于从小处入手，深入挖掘，有意留心元好问“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在文本细读中，得出新的结论与判断。有些章节直接以某篇诗文为标题，如“《宛丘叹》的真意”“《薄命妾辞三首》”。元好问“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作者选取《金史·白华传》以及相关诗文为例：《白华传》取材于元好问收集的原始资料，用超长的篇幅，只写白华12年间的事迹，对其他人生阶段的经历，一笔带过，甚至连其卒年都没有记载。元好问与白华交往的诸多诗文，“对于亡国后的白华的生活，元好问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原因就在于白华的降宋、再降蒙古的经历是元好问不愿意面对的污点，虽然其对白华之子白朴关爱有加。类似的还有张汝明墓表和张汝翼神道碑，对其亡国后的17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称，弗著”“君尚多可称，弗著”这样暧昧的表达。这些都体现了元好问的政治操守和做人原则，在文字表达上不去刻意揭短评恶。
元好问以诗文为金存史、著史，而时代成为他的背景。读懂他，也许就能读懂那个纷争丧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