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见外宾，突然北面的一块玻璃“嘭”的一声裂开来。
安保人员听到这个声音，立马警觉起来，这分明是子弹撞击玻璃的声音。当时，所有人马上进入警戒状态，护着周总理和外宾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并马上过去检查窗台。
几分钟后，接到报警电话的民警过来查看，发现一颗子弹击穿了两层玻璃，掉在两层玻璃中间。
民警神情严肃，竟然有人向人民大会堂射击，这威胁到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周总理指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当天公安部就成立了专案组，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
专案组根据射击造成的两个弹孔的延长线，通过推算，得出射击者的位置应该在长安街上。当时的值班人员仔细回忆当天周围的人，确定没有任何异常，那天经过的人也都很正常。
办案人员设想，会不会是有人开车经过长安街，在路过人民大会堂时，举枪射击，然后随车逃跑，这样想抓也要费很大功夫。
每天经过长安街的车辆不知凡几，当时能开得起私家车的并不多，排查结果也很快出来，那个时间点，多辆经过长安街的汽车，并没有任何异常和不同。
案件陷入僵局，大家好像陷入一个圈里，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其中一位办案人员提出一个大胆推测，有可能这枚子弹并不是来自长安街，而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呢？比如离人民大会堂几百米的居民区？
这位同志再次仔细查看玻璃的碎片，发现破碎的玻璃大小不一，他认为当子弹第一下击打到第一层玻璃上时，碰到一定阻力，子弹头的力量肯定会减弱，那弹道可能就发生变化，不再沿直线运动。
这个发现，推翻了之前大家的推测，这颗子弹有可能是从更远的地方过来。为了验证他的推测，办案人员找来与子弹口径一致的步枪，进行实地射击实验。
他们模仿人民大会堂的二楼玻璃做了一个窗户，从不同距离发射子弹，结果很快出来，有两颗从400多米左右射击出来的子弹，在玻璃上形成了和案发现场相近的弹孔，轨迹也类似。
实验下来，基本可以确定，这颗子弹应该是从大会堂北面的居民区射来的。这里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要查案并不容易，在请示周总理后，办案人员才能在这范围内查证。
射击实验让大家有了方向，办案人员在区域内，展开拉网式排查，在南长街44号大院里，办案人找到工作可疑枪支。经过对枪支膛线进行检查，确定这把枪就是打穿人民大会堂玻璃的那把。
找到“犯案”工具，紧跟着嫌疑人也浮出水面，竟然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原来，那天他在家里闲着，看到院子上空很多鸟飞过，于是把家里的枪拿出来打鸟，结果鸟没有打到，这发子弹竟然打到人民大会堂二楼玻璃上。
这个小孩着实贪玩，弄得虚惊一场，孩子年纪还小，也并没有故意作案。周总理指示民警对小孩进行一番教育，就送他回家了。
案件告破，却提醒中央领导，个人持枪的事，需要规范起来，不然这次是小孩不小心打破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下次如果有敌特想掀起风浪，很可能就不是打碎一块玻璃那么简单。
从那以后，新中国加强对全国枪支的管理，直到1996年全面禁枪，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