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为使红军争取主动、寻机发展，毛泽东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都遭到了时任领导人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的拒绝。
在博古和李德要将红军带入危局的严重情势下，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不断向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大家都意识到，纠正错误领导，让红军摆脱困境，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因此中央红军在夺取黔北重镇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的最大功绩，是取消了“三人团”，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决定以王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的领导。
遵义会议参加人员共有20人。其中有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李卓然，以及列席会议的邓小平、李德和伍修权。
参加遵义会议的这二十人中，可能大家对李卓然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当时他和聂荣臻、杨尚昆一样，都是以军团政委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只不过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卓然由于种种原因，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并且在建国以后，也没有担任过太显赫的职务，根本无法和聂荣臻、杨尚昆相比，以至于不少人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都会提出疑问 ：李卓然是谁呀？他的结局如何？
一、
1899 年，李卓然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山枣镇洪塘村一个农民家庭。就读于湘乡县立中学时期，他便立下了报国志向。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卓然于1919 年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进步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
留法期间，李卓然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李卓然受党委派，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革命和军事教育。
1929 年，李卓然从苏联回国，随后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央局代秘书长和中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一职。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李卓然很快便熟悉了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和特点，知道毛泽东喜欢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国民党的情况。因此他专门下了道命令，要求前线各部队无论打仗行军，见到报纸都要收集起来，送到毛泽东处。他的这一作法，让毛泽东十分满意，对李卓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和军事指挥权。此时已调任赣南特委工作的李卓然，还专程去看望了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令毛泽东深为感动。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使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李卓然临危受命，担任红五军团政委，与军团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
从这时起，李卓然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一直和中央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打了无数场阻击战。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殿后的红五军团为保护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付出了巨大牺牲。战斗中，一架敌机朝着李卓然的指挥部进行了一通盲目扫射，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李卓然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二、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李卓然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参加遵义会议。当他赶到遵义城里时，正在患着重感冒毛泽东听说李卓然来了，非常高兴，将李卓然请到自己的住处，要他谈谈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的情况。
李卓然也不隐瞒，实事求是地把红五军团目前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告诉毛泽东，部队指战员现在对目前的中央领导意见很大。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
李卓然也没有让毛泽东失望。在遵义会议上，他实事求是地讲了部队巨大牺牲，以及广大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在会上明确表示要求撤换错误领导，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在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上，李卓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为左、右两路军，李卓然被安排随左路军行动。面对张国焘要求左路军掉头南下的命令，李卓然坚决反对，几乎惨遭张国焘的毒手。
1936年 10月，中央组织西路军西征，李卓然也参加了这场西征的战役。在宁夏和甘肃，西路军遭到了的优势兵力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严重损失。
在徐向前与陈昌浩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后，李卓然与李先念等 8 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统一指挥西路军。在他的领导下，西路军余部最终摆脱了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和中央取得了联系。李卓然高兴地说 ：“好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爹娘啦！”
李卓然率西路军余部回到延安后，有人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他，甚至还有人将他和张国焘联系在了一起，说他支持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当时那种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错误的浪潮中，李卓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问题的包袱，从此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卓然一直在西北局宣传部门工作，担任的也只是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样的文职，失去了指挥部队的机会。
四、
尽管没有了疆场厮杀的机会，但是李卓然仍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1941年，为了解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改进党的政策，毛泽东决定组建调查组开展调查研究，地点选在固临县。
李卓然带着调查组，走遍了固临县的每个乡村，共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对当地农民种了多少地、秋粮打多少、夏粮打多少、负担多少、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拟了40多个，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
在实事求是和严谨细致的调查基础上，李卓然向中央提出了当时陕北农村存在的边区农村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增加，贫农减少，但耕地、粮食未增加；脱产人员增加，财政收入锐减，群众负担过重等十大问题，为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依据。而大生产运动，也解决了部队给养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费问题，帮助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
在 1942 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各单位都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抓出所谓的“反革命”的指标，当时的《边区群众报》社好几个知识青年被怀疑为特务，遭受了审查挨斗。李卓然不顾自身安危，将这些人全部保了下来。他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被乱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在延安，李卓然对年轻干部的关爱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李卓然奉毛主席之命搞一个专门的调查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终于完成了调查报告的初稿。可就在他让秘书校对时，这位秘书却因为抽烟，不小心将整本书全烧了。
看着烧成灰烬的书稿，秘书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会遭受什么样的处分。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卓然却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只是对干事说，你不要害怕，我再根据回忆重新写一次就是。别的同志很不理解，问李卓然为什么不狠狠批评这位秘书？李卓然说，他又不是故意的，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是骂他打他，稿子也无法恢复了，还不如我再写一遍更节省时间。
五、
新中国成立后，李卓然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相对他的资历，这个职务的确有些低。但李卓然认为：如何看待名利，是摆在每一个员干部面前的问题。
1955年实行工资制时，中央最初内定李卓然为行政 4 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并征求他的意见。李卓然立即写信给中央，认为定 4 级过高，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终被定为行政 5 级。
据李卓然的儿子李延风回忆，对于职务和级别这种事，他从没听父亲说过一句怨言。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西路军这个历史问题最终能得到解决，可惜直到去世，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因此在李卓然去世时，他的遗愿就是能把他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和西路军牺牲的将士永远在一起。
虽然担任了高级干部，但李卓然对孩子们的教育却十分严格。他的女儿李若谷回忆说：小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没东西吃，父亲还主动要求减定粮。那时候我读小学六年级，28 斤定粮，他要我减掉 5 斤。家里有车不能用，有一次我发烧 42 度，还是警卫员拿自行车从学校驮回来的。家里的电话不能用，穿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
“文革”中，李卓然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肯违心地揭发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所谓“罪行”，更不愿歪曲历史。正因为如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遭到了长达十年的迫害。
1989 年 11 月 9 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 90 岁。在他的追悼大会上，他西路军的一位老部下，用“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个字总结了李卓然的一生。
参考资料：
《党史研究》：《鲜为人知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李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