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们曾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更是彼此信赖的好友，可为何最终却走向了决裂、分道扬镳呢？
两人首次激烈争执在1906年，焦点就是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当时参议院选定五色旗，红、黄、蓝、白、黑，分别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寓意五族共和。但孙中山坚决反对，他认为五色旗曾被清朝海军用过，且其上下排列的样式极易让人联想到阶级差异，这与平等理念严重相悖。孙中山力荐青天白日旗，可黄兴却持有不同看法，他觉得青天白日旗与日本的旭日旗太过相似，一旦采用，仿佛像是中华民国被日本吞并了。听闻此言，孙中山顿时大怒，据章太炎记载，孙中山厉声吼道：“在南洋依靠这面旗帜的有几万人，要是更换旗帜，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黄兴同样被激怒，愤而回怼：“既然你如此坚持，那我退出！”
孙中山之所以对青天白日旗这般执着，是因为它不仅是兴中会的会旗，更是由挚友陆皓东精心设计。陆皓东还未来得及亲眼见证这面旗帜广泛飘扬，便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这面旗帜对于孙中山而言，承载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情感与非凡意义。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孙中山还是做出了妥协，接受了五色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流亡日本，分歧再度浮现。孙中山深刻反思后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内部的不团结，黄兴的“自以为是”与“独断专行”更是直接导致了革命的失利。因此，孙中山下定决心创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还提出“日助我则我胜”，试图寻求日本的支持。
黄兴则有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不可挽回，只是公理暂时被强权压制，党内存在的问题通过改革便可解决，实在没必要另起炉灶。而且，中华革命党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时需立下“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愿，还要按手印保证至死不渝，若有违背就得接受极刑。黄兴觉得这分明就是在搞个人崇拜。此外，中华革命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个等级，在黄兴看来，这与袁世凯用金钱和权力拉拢人的手段并无本质区别，基于这些原因，所以他坚决拒绝加入。
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忧虑，他深知若不采取这些措施，党组织恐怕还会像过去一样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由于两人分别作为兴中会和华兴会的领袖，矛盾一旦爆发，党内成员迅速分化。孙中山一派创办了《民国》杂志作为机关报，黄兴则主持《甲寅》杂志。孙中山阵营中的激进革命党人邵元冲，甚至冲动地直接捣毁了《甲寅》的印刷工厂。
1914年5月，孙中山给黄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诚恳地说道：“若兄当日能听从我的建议立即出兵，上海就不会落入袁世凯之手。如今我们又产生了分歧，能否给我两年时间？若两年后仍未成功，今后一切都由你决定；若侥幸成功，我也一定会邀请你前来协助。”黄兴很快回了信，一方面坦然承认自己在南京战事失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坚定表示革命绝非一个人的事，毅然拒绝了孙中山让他“歇两年”的提议。孙中山再次回信，信中表达了深深的感动，同时无奈地表示今后两人的私交依然会维持，但只谈论私人事务，不再谈论公事，这番话让黄兴感到无比痛心。
黄兴一生都秉持着“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的理念，每次起义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多次婉拒担任领袖之位，还主动提议让孙中山担任同盟会总理，甚至都无需经过选举程序。当陶成章公布孙文罪状时，黄兴更是全力以赴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革命成功后，黄兴拒绝接受任何职务，一心等待孙中山从国外归来主持大局。章太炎都曾评价：“若推举总统，论功劳黄兴当之无愧，论才能当属宋教仁。” 即便如此，黄兴始终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然而如今，孙中山让他“歇两年”，怎能不让他感到无比心寒？于是，黄兴怀着满心的失落与无奈，决定离开日本前往美国。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孙中山担任总理，特意为黄兴设立了协理一职。但直至黄兴逝世，直至黄兴离世，他都未曾加入中华革命党，那个特意为他设立的协理一职，也始终空悬着。
191年，孙中山与黄兴这两位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无奈走上了不同道路。再次相见已是1916年，可此时的黄兴，生命已如风中残烛，垂危至极。兴去世后，孙中山送上挽联，那句“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满是对黄兴的缅怀与悲痛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