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究竟起源于哪里？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史学家徐旭生在查阅了大量先秦文献后，认为两个区域需特别注意：一个是河南中部洛阳盆地及附近，另一个就是山西西南部。
1959年5月，徐旭生首先前往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进行调查，并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只不过，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初，徐旭生一度认为“是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直到在距离二里头6公里外发现另一座更像“汤都”的偃师商城后，学术界才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都。
正当徐旭生打算再去晋南找一找夏文化遗址时，却刚好遇到山西的麦收季节，无法开展田野工作，这次考察也就草草收尾。
此后，随着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城垣、道路遗迹以及青铜冶炼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象征广域王权的出土物，二里头的王都属性最终得到了确认。
但是，二里头究竟是不是夏朝的文化遗存，目前还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
2022年6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正式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从国家层面对二里头的属性给出了权威定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而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则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如此看来，夏朝起源地在河南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然而，由于二里头以及王城岗遗址迄今均未发现任何能跟“夏”建立关联的自证性材料，所以，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坚持以中性属性来描述二里头，称其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而不是称其为“夏都”。
既然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王朝，而二里头又已经证明了是最早的王权国家都邑，为什么二里头不能直接等同于夏都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认为的夏朝，是不是二里头人自认的夏。举个例子，中亚和东欧的突厥语和斯拉夫语系文献中，常称呼中国为“契丹”，但对于同辽对峙的另一个王朝—宋朝而言，是绝不会有这样的自称的。
所以，在二里头没有出土和“夏”有关联的直接证据之前，就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可能：
可能性1：“夏”确实是一个政权的自称，但却不是二里头，而是彼时与二里头同期的另一个政权。只不过后人因为“夏朝”的名气更大，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配得上“夏朝”的遗迹只有二里头。
可能性2：“夏”是一个它称，并不是夏朝人自己的称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比如商朝迁都殷后，仍然自称“商”，但周边诸侯却习惯以居地称呼其为“殷”，同时期的周人就在甲骨中称商王为“衣（殷）王”。同样，西周的曾国常被其他国家记载为随国。
事实上，在已知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体系当中，的确没有发现一处称呼某个政权为“夏”的记录，“夏朝”作为朝代名，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以后，正因为周人自称“有夏”，主张商朝的天下取自夏后氏，所以，西周以后的人才知道商朝前还有个夏朝。
除此之外，西周以来的文献记载，也与已知的考古发现出现了明显的Bug。
上文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主张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晚期都城斟鄩，而至于夏早期都邑，也同样需要在王城岗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寻找。
为了让结论更有说服力，专家组分别引用了《逸周书》“自洛汭延于伊汭，据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战国策》“夫夏桀之国……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等先秦文献记载，以佐证夏都在伊洛平原一带，与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形成相互印证。
但与二里头所呈现的确凿无疑的广域王权气象相比，上述所引文献的说辞显得十分含糊，充其量只能证明伊河洛河在夏朝境内，并无直接证据指向夏都就在偃师一带，更无法证明夏朝起源地也在河南。
同样是先秦时期的文献，对于夏朝的起源地，还有另一种说辞是晋南。《左传》说“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竹书纪年》记载尧、舜、禹“帝继位，居冀……启归于冀都”，冀，也就是山西南部一带（《吕氏春秋》：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世本》说“禹都平阳（今山西临汾）”。
而在更多的文献当中，山西南部又被冠以“夏墟”“大夏”等称谓，晋国在追溯祖先事迹时，曾言“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今山西临汾），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就连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地点“鸣条”也在晋南找到了归宿。可见，在古人眼中，晋南的确是夏后氏的活动区域。
当然，鉴于夏朝历史上曾在晋豫鲁多地间频繁迁都，仅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同样只能判定平阳一带曾是夏都，而无法证明夏朝的起源地在山西。
不过，随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逸周书》中一段关于夏起源的记载，意外得到了佐证。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是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因其地理位置、绝对年代、文化面貌与史书记载的尧帝陶唐氏高度吻合，所以，在陶寺遗址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何努言道：“经过对陶寺遗址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而随着尧都的基本确认，史书所载的唐伐西夏事件，也逐渐形成了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据《逸周书》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段记载说的是一个叫西夏的政权不重视军事、不修缮城郭，最终被陶唐氏灭亡。
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文化地层关系判断，在陶寺文化出现在晋南以前，该区域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特点是以筒形罐、釜灶、扁壶为典型器物，陶器纹饰为篮纹，且未发现任何城址。
而当陶寺文化出现在晋南以后，晋南地区不仅突然出现了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以及猪骨随葬等大汶口文化因素，而且崛起了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后来又扩建为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大城。
陶寺文化的诸多特征，与陶唐氏源自山东的历史记载同样十分吻合，而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向陶寺文化变迁的景象，又恰好与《逸周书》记载的唐伐西夏事件相通。
这就意味着，陶唐氏西迁进入晋南后，驱逐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西夏族群。
《左传》也曾记载了晋国大夫范宣子在讲述家族历史时的一段话：“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结合晋南的“夏墟”称谓，我们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夏这个族群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并且与陶唐氏存在恩怨纠葛。
那么原本生活在晋南的夏，与建立夏王朝的大禹的夏后氏是不是同一个族群呢？
根据考古文化溯源，当大汶口文化西进进入山西南部形成陶寺文化后，原本的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经晋西南的运城盆地进入豫西和豫中地区，与当地土著秦王寨文化融合形成了谷水河类型，此后，谷水河类型演变为王湾三期文化（又叫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可见，二里头文化族群与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族群存在延续关系，这也就意味着被陶唐氏征伐的西夏，的确与后来的夏后氏属于同一个文化族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在山东大学一场讲座上曾公开表示：“庙底沟是‘最初中国’的孕育期，陶寺是其诞生期，二里头是其成长期。就目前的证据来看，陶寺与尧之间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不排除舜、禹在此待过的可能性”。
陶寺遗址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共划分为三期，且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共出现两次权力更迭，一个相对和平，另一次则充斥着暴力。换言之，在考古工作者眼中，文献记载的尧舜禹传承顺序，在陶寺遗址中是能找到宏观上的印证的。
所以，在被陶唐氏从晋南驱赶到豫西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夏后氏以臣子的身份重新参与了以陶寺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体系。随着夏后氏实力的增长，到大禹时，夏后氏已经成为新的部落联盟核心。
只不过，与尧、舜两个族群相对和平的权力过渡相比，大禹继任新的联盟首领时，遭到了舜族群的强烈抵制。据《史记》记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这段记载说的十分隐晦，真实情况可能是陶寺遗址原本是部落联盟的中心，夏后氏在重新崛起后原本应当进入陶寺统御四方，但此时前任部落核心虞舜族群仍具备一定的实力，占据着陶寺城，迫使大禹只能放弃晋南，在阳城（今河南王城岗）组建夏政权。
到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随着老虎山文化族群南下，晋南的陶寺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此时的河南偃师一带，在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的繁荣发展后，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广域王权体系：二里头文化。
可见，如果从广域王权政治的角度判定，夏王朝的建立地的确是在河南，而如果追溯夏族群的起源，则指向了原本生活在山西西南的西夏（庙底沟二期文化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