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
人们习惯了缅怀逝去的亲人，
却很少留意那些在生活中悄然消失的“自己”。
随着成长，人们学会了服从和自我规训，跟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失能，丢掉了习惯、思考、爱好和情感。
此刻，走到三十岁的我，发现了这些构成我们生命的元素，正在悄悄地进行着微小却深刻的告别。
今天，让我们一起进行一场“心灵扫墓”，通过探索“自我的消逝”，重新审视和修复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为那些走丢的自己画一张回家的地图。
撰文/ 李忠尧
校审/ 杨晓彤
当我们
与自己的身体疏离
上周，我在香港见了一位40岁的前广告创意总监大明。
我看见他时，他正坐在精品咖啡厅的皮椅上读书，一副深思的样子，那家店是他来香港指定的见面地点，我走近叫他名字，他被我从心流中唤醒吓了一跳。
大明很爱思考，我和他聊很多，当他得知我在运营这个公众号，还在写关于纪念“消逝的自我”的文章时，立刻向我坦白：
“其实，我的第三条腿的活力在我生活里消退的速度，比我想象中快很多，哈哈哈。”
“突然有那么一刻，说实话是不想碰那件事，就在那一秒钟，我就意识到自己老了，完全没有给我缓冲。”
但他一再强调只是一瞬间，这种念头并没有持续很久，他现在还很厉害。
坐在同一桌，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科技公司产品经理浩浩，也在参与我们的闲聊。
他半开玩笑地找补，说：“大学时为了约会，能不顾舍友死活，连夜练习吉他，准备给她惊喜，现在她什么都不穿从我面前走过，我脑子里只会想着新品发布如果出现的意外该如何应对，哈哈哈。”
“整个人都异化了。我感觉心理和身体逐渐疏远，自己偶尔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
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对身体和亲密关系的理解会经历一场静默的风暴，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理冲动，逐渐被对安宁的渴望所取代。
这或许不单单可以用荷尔蒙水平的变化来解释，更是生命优先级的重新排序。
就像年轻一代探索着超越传统亲情、友情、爱情的“第四爱”，或者体验非主流的Side边缘亲密关系一样，中年男性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探索，只不过他们的旅程是向内而非向外。
当身体开始发出变化的信号，当睡眠质量超越性满足成为首要追求，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连接。
“整个人都异化了。”这句简单的感叹背后，隐藏着现代人的普遍困境。
我们的情感不再自然流露，而是被社交媒体的即时反馈所塑造，成为了效率的工具。
当浩浩看着赤裸的伴侣只会想到工作，当大明感受不到曾经熟悉的冲动，“共振关系”的丧失，让他们无法与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真正产生连接。
这种现象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对自我的基本认知，如果我不再渴望曾经渴望的事物，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吗？
如果我的反应与过去截然不同，那么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那条生命主线是否已经断裂？
阳刚猛男们很少公开讨论上面这些内容，年轻人都觉得身体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永恒动力。
如今讨论性欲衰减的男人，才刚刚站在这些年女性和同性讨论性愉悦话题的起点上，跳出外界的条条框框，异性恋男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在朋友圈发“睡觉才是一天的开始”，狠狠点赞的三十个中年男人应该都有膝盖中箭，显然大家人生重点的次序已经完全变了。
因为身体一旦起了变化，就再也无法忽视。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强哥，我有时会向他咨询一些我业务上的医疗问题，他经常和我说，如果我的客户分不清心脏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知道心肝脾肺肾胃肠的位置，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单纯下去，因为只有生过病的人才最清楚五脏六腑在哪里。
“再微小的阴影，都是心理阴影。”医生强哥指着自己的胸口说，“你知道从大学毕业那年起，这些结节和心结就开始有了，定期我还得请同事看看它们长势如何。”
“如今多模态AI识图能发现连我们医生都难以察觉的微小变化，让人越来越焦虑。”这次见面强哥苦笑道，“我现在反而要学着假装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精确无用的数据”对比“健康无知的身体”，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现代人的困境，我们量化了前所未有的身体指标，却失去了与身体直接对话的能力。
以前的哲学家会说“身体是我们与世界相遇的媒介”，而如今，我们却将身体简化为纯粹的道具，作为这个地球Online的游戏NPC，数据化的监测和优化取代了真实的体验；我们的时间被压缩，体验被碎片化，我们与自己的身体、情感和记忆的关系变得疏离，许多现代人的自我认知也随之分裂。
身体的变化还只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面临的多重“自我消逝”之一。
如果说身体的异化是显性创伤，是直接触发重新审视人生优先级的扳机，那么下面要说到的职业认同危机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慢性中毒。
当工牌
不再定义自己
我们的身体开始背叛我们时，至少这种变化是可感知的。如同大明、浩浩和强哥一样，他们会察觉出性欲减退、精力不济、微小异样的明确信号。
而职业认同的消逝则像是无声的潮水，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已经漫过脚踝，直到某天我们突然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职业标签已经无法定义真实的自己。
这种职业方面的自我消逝，我在小林身上看到了最典型的例子。
我在去年体重达到人生巅峰时，断断续续去健身房挽救自己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做跨境电商的同辈小林。她的时间也比较自由，去年刚认识那会儿，她正好开始参加各种健身团课。小林告诉我：“以前我总是把身体当工具，现在开始倾听它的声音。”
“我开始和我的身体对话，而不是与它对抗。”
小林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她之前做过很多与生活的对抗。
小林比我大两岁，出身于企事业单位世家，继承了“一生一职、一人一企”的传统职业观。她在社会繁荣巅峰期毕业，顺利进入互联网巨头，拿到了同届毕业生中最顶尖的岗位薪资。
这种认同感在她职场生涯的前五年给予了她极大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然而，当她因为比较沉重的家庭原因需要换更高收入的工作时，却遇到了内部晋升的瓶颈，这种认同感开始逐渐崩塌。她在投完好几轮简历后发现“大厂光环”并不是万能的职场通关卡。
这种认知的转变带来了长达半年的身份危机。
她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甚至一度陷入自我诊断的抑郁情绪当中。“我把自己的价值和公司捆绑得太紧了，当这个联系断开，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转机出现在她偶然接触到跨境电商的机会，没有了大公司的框架，她反而找到了更大的创造空间。
她开始发现自己喜欢解决实际问题，喜欢看到自己的决策直接带来结果，喜欢迎接挑战。
她现在也会烦恼，比如最近的全球关税大战，引发行业未知前景的担忧，但是一旦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擅长和热爱的事情，而不是头衔和标签的时候，一切困难对她来说都只是待办事项而已。
如今的小林如果不和我讲述以前的“她”，我完全无法想象她以前的模样，现在小林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的认同危机。
“当我把工牌锁进抽屉那天，我哭了你信不信。不是因为不舍，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那个工牌从来不是我，只是我的一个tag。真正的我，比任何标签都要立体。”
职业认同的崩塌虽然痛苦，但也是重新发现自我的绝佳契机。当我们不再被外部标签定义，反而能够更真实地面对自己。
小林之前那种职业观念其实很古早，十几年前就已经不是那样了，我在讲述硅谷创业的书里常会读到：“在美国的创投圈子，人们不会问你‘在哪里工作’，而是问‘你在做什么项目’。”
“身份认同早就从机构转向了个人能力和兴趣。”
相比之下，在传统意义上亚洲东部的企业文化中，公司忠诚度仍然被高度重视。
我在X上关注了一位在东京工作的中国留学毕业生，他说：“（日本）这里的同事们会把公司的logo展示出来，以此为荣；在中国，我的很多朋友也把自己的公司名字挂在嘴边，与自己划等号。”
导致中日同一现象的原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微妙的差异。
日本的企业文化植根于日式的集体主义传统，个人身份融入组织是一种自豪的文化认同；而我们中国年轻人的公司认同，则更多来自于社会竞争压力和阶层流动的焦虑。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职场文化更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使人们不太可能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于职业身份。
最初我也以为成功就是财务自由和社会地位，在我自己经历过职业认同的危机之后，现在大概明白了这种“阶层流动焦虑”的来源，真正的成功是找到能让你保持热情的工作，即使它可能看起来很平凡很普通。
当年媒体传播与广告创意行业遭遇寒冬时，我曾怀疑自己作为创意工作者的价值。
之后，我不再把工作看作是“我是谁”，而是“我在做什么”，这种转变让我从职业焦虑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到了新的工作乐趣。
前面提到的小林也因有几乎同样的感悟，让她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向往“组织内的攀爬”，转变为“体验无边界的旅程”，最终在电商行业中找到了新的兴趣土壤。
不仅是职业认同会改变，当我们熟悉的地方消失时，承载记忆的物理锚点也随之被时代连根拔起。
当故乡
不再是故乡
多年前，我去到北方一个城市，认识了一位毕业返乡开小店的同龄青年大伟。那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他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创业。
大伟当时指着一片尘土飞扬的在建高层说：“以前我舅家就在那里，他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很少见，但它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树没了，人也散了。”
这棵梨树的消失，意味着大伟童年记忆的锚点消失了，他的身份认同也随之产生了动摇。
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他承认自己返乡创业部分原因是想重新连接童年的记忆，他自己就曾是留守儿童，不再想让他的孩子再度留守，但他发现家乡已经面目全非。
“我回来寻找的那个‘我’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和兄弟爬树的男孩，那个在泥地里骑车的少年，那个等妈妈每周打电话回家的儿子，都随着这些地方一起消失了。”
大伟的困境代表了许多人在城市化浪潮中的共同经历，当物理空间中的记忆点改变时，他不得不在一个陌生的“新家乡”中重新定义自己，当时他在那个推倒梨树的高层小区买了房，但是要重建他童年的那种“附近”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所以，不仅我们的身体认同和职业认同会随时间变化，甚至消亡，我们的记忆和精神空间也需要不断重建和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找回童年和过去的连接非常重要。
我有一个前同事乐乐，她一直都非常与众不同，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真正在实践找回这种连接的朋友。
去年她发朋友圈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奶奶的旧照片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编排成了实体的影集，放在老家的客厅里。
图片里，每张照片背后都用铅笔标注拍摄背景，一些奶奶中青年时候的照片，由于乐乐和她妈妈也记不起故事背景，她就会根据照片中奶奶的表情和场景，写一段模拟奶奶当时拍照心情的描述记在背面，这种做法很像创伤修复式的怀旧，既是对消逝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新自我的一种建构。
“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这样感觉她还陪着我们。”
乐乐在自己的卧室角落里也复刻了一个类似当年奶奶用过的书架，不是为了复制过去，而是为了保留那段对于自己有意义的记忆，同时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舒适环境。
大明和浩浩变化的欲望、强哥不想面对的健康数据、小林锁起来的工牌、大伟家乡被砍掉的梨树、乐乐用心编排的旧照片，这些消失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最终都成了我们重建精神地图的界碑。
失去的空间和人物无法真正回来，但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方式保留且转化那些记忆。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分享过类似的经历，那条笔记大概的意思是，妈妈去世后，她开始做她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一开始是为了怀念妈妈，后来发现这成了她和她女儿之间的新传统，母爱在不经意间被延续了。
这些小小的仪式和重建，帮助我们在失去中找到连续性，在变化中保持某种永恒。
那些看似“消逝”的特质，比如炽热的欲望、敏锐的感受、纯粹的热情，或许并非真正消失，而是转化为了更深层、更内敛的形式储藏起来，以便未来拿取。
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妈妈，是一个私立学校的高级教师，她曾说过一些让我惊叹的话：伴随着情感资本化，年轻人的气力正在各种算计中被渐渐消融。若要让现在的孩子们在以后可以对世界始终充满期待，企业和社会不愿也无能肩负起这种责任，我们在校园里必须要递给学生一颗种子，把它埋进学生的心里，等它发芽时，它会自己寻找光的方向。
这位朋友自己则说：“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开心过，2019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了，现在又过去这么久，我已经忘记了快乐的感觉了。我很感谢我妈在我小时候当我的班主任，让我对这片土地扎根很深，我很了解我自己，我这棵树才不会倒。”
在打压、否定和拒绝之下，天性会渐渐消退，与自己断联；在缺乏情感价值的环境中，敞开的本心也会逐渐封闭，与社会断联；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过去的初心会成为回忆里的遗憾。
为了适应社会、工作和生活，我们不断地调整自己，抛弃过去，切换角色。这些身份的震荡让我们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化的自己，
所以一切看似断裂的经历，拼在一起才会构成我们完整的生命叙事。
从身体变化、职业认同，到时空记忆，正是这些失去与变化，给了我们重建的机会。
在这个清明节，仅以此文，悼念那些被扼杀的自己，更庆祝那些正在成为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