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年初的某一天，香港的各种中小报纸突然刊登了头版，这些上面是这么写着的：
“前军统大员沈醉抵达香港”。
很多香港人对于沈醉并不陌生，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作家罗广斌出版了《红岩》小说，这部小说风靡中国大江南北，在七十年代也传到了香港，这部小说里面讲述了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交锋，沈醉作为国民党最大的特务之一，在这部小说里面的剧情，肯定不少。
而在香港的各个中小报纸刊登沈醉来到香港的消息的时候，香港的《新晚报》还这样为沈醉美言了几句：
“沈醉将军虽已六十七岁，但身体仍很健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并不像传说中和小说《红岩》中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严醉’那样可怕。”
到了香港的时候，沈醉看到了这些报纸上面看到的消息，也不禁笑了起来，而在香港的时候，很多老朋友都约他见面，其中一位老朋友带着孙女来与沈醉见面，老友教导孙女喊人，没想到，小女孩童言无忌，第一时间就问出了：
“沈醉爷爷，您当年为什么要用竹签扎江姐”。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沈醉和老友对视了一眼，然后也笑了出来，他蹲下来告诉小女孩：
“你听到的故事呢，其实不是爷爷做的，这都是小说写出来的，但是这件事情也确实是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是另一个大特务，他的名字叫做徐远举”。
沈醉随后给小女孩讲起了徐远举在重庆审讯江姐的故事，沈醉所说的，并不是小说的情节，而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在沈醉娓娓道来中，小女孩才知道当年江姐所经历的一切。
沈醉说完之后也是感叹不已，因为徐远举已经不在了，而且他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也给他的人生写满了到达终点之前的最后一个段落。
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特务人生，其实沈醉的心里很感慨，别人对他的误会，是他人生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也同样非常重要。
沈醉出生于1914年6月3日，原籍湖南湘潭，他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父亲沈俊卿是个靠祖业生活的公子哥，因酒色过度早逝，母亲罗裙则是南社成员，喜好诗词。
她以李清照《如梦令》中“沈醉不知归路”一句为他取名，寄托了对儿子的期望。
沈醉幼年时，母亲教他背诵唐诗，他能熟练背下许多篇章。
七岁时，他进入湘潭县第一小学读书，后来转到长沙修业小学，他的学业成绩优异，若未考到第一名，他回家总会独自哭泣。
他还学会了南拳，展现出过人的毅力。
沈醉的武功高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在国民党所有特务里面，沈醉的功夫是最厉害的，很多日本人以及特务都领教过沈醉的高招，戴笠当年就认为，沈醉就是一个天生的特务人才。
但1926年，随着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沈醉受到影响，因为当时的革命浪潮非常浩浩荡荡，湖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为浓厚的地方，沈醉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地主给百姓带来的压迫，不过戏剧性的是，他家是地主家庭。
所以，他曾带着同学到家中，当着父亲的面高喊“打倒土豪劣绅”，场面非常滑稽。
1932年初，十八岁的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但他因参与学潮，与高年级学生一起被学校开除。
没有了书读，沈罪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于是，他只身前往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和姐姐沈锦辉。
说到余乐醒，这又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特别人物。
早年间，余乐醒曾赴法勤工俭学，又在苏联留学，北伐时担任叶挺独立团教导员，但在“四·一二事变”后，余乐醒叛变革命，加入军统，屠杀共产主义者。
他因多才多艺受到戴笠重用，当时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沈醉的姐姐沈锦辉则是湖南湘雅学院毕业生，北伐时做过随军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余乐醒，然后跟他结婚。
沈醉抵达上海后，余乐醒将他引入军统特务组织，他在余乐醒身边担任交通联络员，开始了特务生涯。
1933年5月，沈醉被戴笠亲自提拔为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为了掩盖身份，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化名陈仓。
他挎着照相机，频繁出入各种场合，采访各界人士，实则收集情报，他曾两次寄出手枪子弹恐吓宋庆龄，试图逼她离开法租界，他还了解到宋庆龄家有个年轻女佣，便设计“美男计”勾引女佣，企图获取情报。
但沈醉的计划暴露，阴谋未能成功。
失败后，他向戴笠献计，提议制造“车祸”撞伤宋庆龄，让她在医院长期住院，甚至通过医务人员下手，使她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这一计划虽未实施，却显示出沈醉手段的毒辣。
1935年初，沈醉被戴笠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担任了组长之后，他决心练好枪法，加入上海骑射会，每天在侦察大队部的甬道里练习射击，打出几十发子弹。
而后，他亲自参与追捕、绑架和暗杀活动，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他都毫不手软，有机会时，他甚至将被捕的活人当作射击靶子。
后来，他成为军统内能双手使枪的“神枪手”。
他还研究出一套“政治绑架”方法：
当被绑架者挣扎时，一人打开车门，一人用手枪抵住腰背，一人猛击小腹，使其弯腰，再由另一人按住上身，车内的人迅速拉入，这种方法经过训练，特务们只需一两分钟便可完成。
他还开发“软性”抓人手段，带领行动组设计新花招，使被绑架者在懵懂中被带走。
沈醉曾训练两名年轻女特务，在人多处实施绑架。
一次，目标在法租界悠闲行走，一名女特务上前扇他耳光，揪住衣领大骂：
“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我母子在外胡搞！”
另一女特务则在围观人群中劝说：
“大哥，你两口子快回家吵吧。”
装作围观者的特务趁机将目标推入汽车，在哄笑声中完成绑架，另一次，他为绑架桂系特务头子陈大安亲自出马，他穿着便装侦察陈的行踪，见陈大安走向出租车行，便抢先叫车，帮助司机打扫车辆，陈大安误以为他是车行助手，上车后，沈醉坐在司机旁。
车开出一段，他叫停，两名助手持枪上车，陈大安束手就擒。
沈醉还多次主持残酷审讯，使用“双指吊”“炒排骨”“老虎凳”等刑罚，他曾深夜带队包围法租界一幢四层楼，搜捕一名共产主义地下工作者。
房间内无人，他摸到被子尚有余温，判断人未走远，他发现天窗通向屋顶，便爬上去，一人从烟囱处扑出，抱住他的腰，两人搏斗后从屋顶摔下，对方先落地身亡，沈醉被竹竿挡了一下，落在对方身上，仅左眼受伤，留下疤痕。
他死里逃生后，继续反共活动，其中包括轰动中外的“怪西人案”。
他根据线索逮捕一名“第三国际”特派员，因查不清身份，案情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沈醉也并不是只会对着共产党人下手。
1937年，在“七·七事变”后，他带领潜伏组进入上海虹口区，侦察日本军情，他发现一处弹药库，报告上级，中国军队炮轰成功，但平民也受损失，而他雇潜水员炸日军舰未果，因此他又亲自带队在空楼装炸弹，引诱并炸死几名日本兵。
抗日战争初期，沈醉在湖南临澧担任“临训班”行动术中校教官，教授逮捕、暗杀等课程，他带女生队学游泳时，救下险些溺水的粟燕萍，两人相爱并订婚。
1938年8月，粟燕萍毕业后在军统长沙站工作，沈醉调任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
1941年初，他因下属贪污被撤职，前往重庆。
在重庆，沈醉被戴笠任命为警察局侦缉队长。
到了重庆之后，他扩编队伍，成立直属队监视《新华日报》和郭沫若等人，四个月后，他调任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上校督察长，两个月后升副处长。
1942年冬，他成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任职六年。
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协助戴笠修建“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逼死煤窑主人，将其改造成“活棺材”。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沈醉又变回了那个专门反对我党的国民党大特务。
1946年戴笠死后，他拉拢郑介民妻子柯淑芬，帮助毛人凤上位，只不过，毛人凤显然对沈醉并不放心，1948年，沈醉被调往昆明，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1949年，沈醉接到暗杀李宗仁和杨杰等人的命令，但他却犹豫未杀杨杰。
他犹豫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他的母亲斥责：
“你若再杀人，我便与你断绝关系。”
同年12月9日，卢汉起义，他被软禁后起草通电，号召部下投降，只不过，沈醉在国民党阵营之中也被人所讨厌，毕竟国民党的特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所以他的起义名字也被涂掉了，1950年，他被押往重庆，1957年转至北京功德林，1960年才获特赦。
在特赦之后，他在政协文史委员会任职，撰写《我所知道的戴笠》等作品。
1980年，经过中央的调查和平反，他被认定为起义将领，恢复厅级待遇，1981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整理三百万字资料，出版多部著作。
也是在不久之后，他前往香港与前妻粟燕萍见面，这一次见面，两个人放下了所有的过去，互称兄妹，也同样是在香港之行中，沈醉见了很多的老朋友，并且给前面提到的老友的孙女，解释了自己和徐远举的区别。
沈醉后来拒绝了所有老友的挽留，决定回到北京生活，当他离开香港的时候，他回头看去，年轻的时候他来过很多次香港，但每一次离开都总觉得还会回来，可这一次，他心中却没了底气。
沈醉还会回来，但是少年，不会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