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建制：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研究》系探究中国教育学科如何在现代大学建制并实现其制度化的学科史研究。全书从“教育学”类目在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的变迁、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过程，以及大学附设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历程三个维度，考证历史事实，抓取教育学科建制之初及其发展过程的历史逻辑，勾画制度化的大节奏；通过个案，描写不同时期大节奏中的小侧面。以此呈现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因由、过程、附着其中的历史问题。
推进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研究的可能
及本书的主要内容
近些年来，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相关研究涉及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西新旧互掣下的制度移植与转型、知识输入与思想观念变迁等课题，学界深入探究了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等诸多问题。并强调，与其追求表面的井然有序、架构完整、全面界说，不如在基本的取向之下，先从具体的史实重建与问题发掘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逐步展现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对于处于知识与制度转型大背景中的教育学科制度来说，其“历史现场”就是顺着历史发展看从清末到民国教育学科的制度建构是如何从无到有地产生和转型的，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教育学科制度化的方式和走向。要回答这些问题，均有赖于具体的研究。
教育学科制度史的相关研究，不能完全凭政治史摆布，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将历史人物木偶化，以制度条文的罗列来替代生动而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条文的罗列本身不能提供历史解释，教育学科制度的研究理应回到“历史现场”。与制度相关的研究，很难排除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大动荡时代，从预备立宪到民国肇建，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思想领域，新学旧学之争、维新复古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后浪推着前浪；大学中政潮与学潮缠绕，历史人物身份复杂多变，出身某地、毕业于某校、留学于某国，身为某科专家、某党党员……社会上存在各种矛盾，每个历史人物身上也存在各种矛盾。凡是制度的改革与变动，都很难用单一的政治或理论的视角解释，必然源于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厘清各个时期外来的教育学科制度在中国移植与转型过程中的人事脉络和利益关系，是本研究的基础和重点。
历史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基础。随着近年来各类数据库的建设，史料的获取较前大为便利，按照某一关键词检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字面相关的文献资料，史料搜集及信息提取的效率随之大幅提高。相关史料的检出，是梳理基本史实必不可少的一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线索，奠定了文献基础。与教育学科制度化问题相关联的历史资料，涉及不同历史主体。目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历届会议记录保存了关于教育系科设置的论争；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的档案中保存了相关制度出台前后的函电、会议过程记录；各大学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系科的规章、课程设置、人事变动等资料可由各校的校办刊物等佐证；学术界围绕大学教育系科、中等教育师资培养的论争、教育系科所处的学术氛围等历史问题，在《大公报》《申报》《教育杂志》《独立评论》等报章杂志中有所体现。与教育学科制度变迁直接相关的历史人物蒋梦麟、陈宝泉、李建勋、李蒸、庄泽宣等皆有回忆性资料、文集等留存。历史资料数据库所提供的便利，使本研究有可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史料，推进历史认识。
陈宝泉
本书以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制度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教育学科在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的制度化、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及教育学科在研究机构中的制度化三个维度进行把握。
第一部分，“教育学”类目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的变迁。教育学科在中国图书分类系统的变迁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类别知识的变革是表象，变革的背后乃是学术转型。故对这部分的考察着眼于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不同时代的学人如何看待与安置教育学科。“教育”及“教育学”进入图书分类系统早于进入高等教育系统。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基于“类别知识观点的改革往往是学术视角转变的一种折射”的考虑，以19世纪末的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的引介、中西学书目表以及期刊栏目名称，20世纪初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各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为研究对象，考察“教育”、“教育学”及“教育科学”类目下辖范围的变迁。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第二部分，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一直与师资培养尤其是中等教育师资培养紧密结合。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过程，背后是日本与欧美各国不同中等教育师资培养制度类型的角力。在高师制度下，中等教育师资由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教育学科是高师所有学科的通习课。世界范围内，因中等教育年限延长，对中等教育师资水平的要求随之提升。19世纪中期之后，欧美各国都有“教育学侵入大学之运动”。欧美各大学设置教育学科，与大学其他各学科联合培养中等教育师资，一边培养科学研究实力，一边努力于教育活动的研究。教育学科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的。本书以教育学科进入大学之前、之时、之后为标准，设置时间的纵向线索，以1922年、1928年为时间节点；以不同历史时期（选科制实行前后）学科职业制度化、学习与训练的制度化为横向线索；以个案为研究载体，用制度分析方法综合考量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问题。
1915—1922年，教育学科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北高师设置教育专攻科及教育研究科，武昌高师设置教育补修科、教育专修科，南高师设置教育专修科，三所高师所设的专门的教育科，制度上并不统一，内容上各有描摹对象。教育专攻科、教育专修科及教育研究科在高师制度下各有所据地设置，在课程设置上，南高师教育专修科及北高师教育研究科已倾向于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课程内容。1922年学制实际上废止了高等师范制度，而将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责任归之大学。制度层面，仿照美国综合大学设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制度，以教育学为专门学科，在大学中设置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等综合大学最先开始设置教育学系。教育学科由此进入大学。
1922—1928年，各大学成立教育学系。教育学科进入大学之后，围绕中等教育师资培养的制度、大学教育学系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学系的课程等问题的论争此起彼伏，未有定论。由此，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问题亦有中国特殊的时代底色。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大学教育学科组织规章及课程内容进行规范。教育部确立以基础知识作为制定大学课程标准的政策后，对各大学教育学系课程进行了“整理”，试图完成教育学系课程训练的制度化。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教育部公布“教育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实现了课程训练的制度化。陈立夫主政教育部期间，主张综合大学附设师范学院，教育学系为师范学院的核心学系；1946年朱家骅重新担任教育部长后，撤销大学附设师范学院，师范学院的教育学系恢复为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
第三部分，未完成的教育学研究机构制度化。相较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机构，民国时期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有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学研究机构始终未设立，而主要由大学设立教育研究所代之，且各大学教育研究所面临设立、发展及停办等各种问题。比照华勒斯坦所分析的学科制度化的途径，可以说全国范围的教育机构的制度化在民国时期并未实现，教育研究的制度化主要由大学附设教育研究所来体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纵向上看，涉及大学附设教育研究机构的历史分期问题；从横向上看，涉及不同时期教育研究机构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如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整理”与大学管理者及师生的矛盾，教育学者与非教育学者就教育学研究机构的论争等，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对教育学研究及教育研究机构的态度，亦多方位展现了民国时期教育研究机构的步履维艰。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从创办到停办，穿插着教育学者与其他学者的争论，充满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师大校长、学者的角力，充分体现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的矛盾，是研究中国教育学科制度化问题极好的切入点。
本书在论述以上三个维度的问题时，力图在史料基础上回到“历史现场”，阐明教育学科建制之初及其发展过程的历史逻辑，把握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过程的大节奏；通过分析各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科、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等个案，呈现不同时期大节奏中的小侧面，以获得更为丰富生动的体认。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较为系统地对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因由、过程及其中的历史问题有所交代，能够理解和解释当下教育学科制度的现实和面临的困境，能够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供教育学科制度发展的方向。
摘自本书绪论
何以建制：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研究
张小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作者简介
张小丽，1982年生，山东青岛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育学科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清末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状态研究》，围绕中国教育学科史主题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项。研究成果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山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
目录
绪论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
二 推进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研究的可能
三 本书主要内容
第一章 教育学科知识版图的形塑：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科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的变迁
一 新学书目中的“学制”、“学校”与“教育”
二 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前国人对“教育”的分类尝试
三 清末各地图书馆的教育学科分类实践
四 杜威十进分类法影响下的图书分类中的教育学科
五 20世纪上半叶图书分类对教育学科知识版图的形塑
第二章 民国初年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科的设置与更易
一 高师开办教育科的因缘
二 北高师教育专攻科的历史境遇
三 武昌高师的教育补修科与教育专修科
四 南高师的教育专修科
五 北高师的教育研究科
六 教育精神的更易：从赫尔巴特到杜威
第三章 与争议同行：教育学科在国立大学中的制度变迁
一 教育系科在国立大学的设置
二 “新教育”地位骤降：无宗旨的“新教育”受到各界批评
三 “师范大学制度”及大学中教育学科地位遭到质疑
四 《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颁行后的“教育学院”与“教育学系”
五 师范学院中的教育学系（1938—1949）
六 困扰教育学科制度的问题
第四章 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大学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变迁
一 选科制下的大学教育学系的课程设置问题——以几次调查为例
二 20世纪30年代教育部统制下各校大学教育学系的课程调整
三 “教育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的颁行
四 20世纪30—40年代教育学系常用教材
五 个案：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历史境遇 （1924—1937）
第五章 未完成的教育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一 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始终未实现的“计划”
二 教育部的“中央教育研究所”亦未成立
三 20世纪30年代设置的大学教育研究机构
四 个案：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
五 1938年之后的师范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及教育学研究所
余论 无关“规训”的制度化
一 教育学科制度化的动力在培养师资的实践需要
二 “教育”还是“教育学”？
三 大学教育学系培养目标的“学”与“术”
四 “教育纷乱”并未因教育学科制度化而终止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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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畅
审校：宋荣欣 李丽丽
转载自：鸣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