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画里的芍药，倒像是要跳出纸面似的。”1956年深秋的上海美术馆里，陈毅市长在《芍药图》前足足站了半盏茶工夫。身旁的妻子张茜会意一笑：“听说作者是徐志摩的遗孀？”陈毅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走，咱们去见见这位半个师母。”
要说陆小曼的日子确实过得艰难。自从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后，这个曾经名震北平的交际花就锁死了自家洋房的门闩。客厅里的自鸣钟停在十点三十五分——那是噩耗传来的时刻。佣人记得清楚，太太撕碎了三件旗袍，把未完成的画稿全塞进了壁炉。直到翁瑞午端着汤药推门而入，才在满地狼藉中扶起哭晕过去的陆小曼。
翁先生是个妙人。早年跟着丁凤山学推拿，一手“一指禅”功夫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徐志摩生前为治陆小曼的哮喘，托人辗转请来这位郎中。谁曾想这位穿长衫的郎中不仅会针灸，还能唱全本《牡丹亭》。陆小曼斜倚在贵妃榻上，看翁瑞午往香炉里添沉香，恍惚间总把青烟错认成徐志摩吐出的烟圈。有回翁瑞午给她揉着穴位，忽然叹道：“志摩兄若见你这般，怕是要把云彩都哭湿了。”
这话倒不假。当年徐陆二人的婚事闹得满城风雨，证婚人梁启超在婚礼上当众训斥：“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徐父气得摔了茶盏，陆母攥着佛珠直念佛。可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哪管这些，从北平到上海，从霞飞路的舞会到四马路的书场，硬是把十里洋场走成了自家后花园。直到某日徐志摩翻开账本，才惊觉太太的貂皮大衣能抵他半年的讲课费。
1931年11月19日那个雾蒙蒙的早晨，济南开山脚下散落的飞机残骸，带走了诗人最后一句未寄出的情诗。陆小曼收到噩耗时正在画《寒江独钓图》，笔尖的朱砂滴在宣纸上，洇成血珠似的圆点。从此她再没碰过胭脂，倒把徐志摩的书信文稿理得齐齐整整——八十六封情书用绸带扎着，压在樟木箱最底层。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名媛成了里弄间的“徐陆氏”。政府要收回花园洋房，她默默打包搬进延安中路的石库门。翁瑞午每月送来大米和煤球，总在门缝里塞几张钞票。有次被邻居撞见，老太太拄着拐杖嘟囔：“作孽哟，徐先生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陆小曼听见也不恼，转身从晒衣绳上取下新画的山水，墨迹未干就送去朵云轩寄卖。
陈毅市长找上门那天，陆小曼正对着《徐志摩全集》的校样发愁。门铃叮咚作响，她以为是收水电费的，开门却见个穿中山装的方脸汉子。“师母，还记得北京中法大学那个蹭课的学生么？”陈毅的川音震得玻璃窗嗡嗡响。陆小曼怔了半晌，突然想起徐志摩说过有个激进学生总在课后追着讨论苏俄文学。
要说陈老总这人也真有意思。1926年他跟徐志摩在《晨报》笔战，气得把报纸撕得粉碎。三十年后翻着泛黄的合订本，倒跟秘书感慨：“徐先生文章里的音韵美，革命队伍里找不出第二个。”他给陆小曼安排了两份差事：上海文史馆员月薪八十块，画院画师另算稿酬。有干部嘀咕这是搞特殊化，陈毅眼睛一瞪：“你们晓得她画一幅工笔要熬多少夜？”
陆小曼的新工作证压在玻璃板下，旁边摆着1957年出版的《志摩诗选》。画院同事常见她捏着钢笔校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有回小年轻问起徐志摩，老太太摩挲着书皮：“他要是活到现在，准在文联跟老舍斗酒。”说完自己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
要说翁瑞午终究是懂她的。1961年送来两罐碧螺春，附的信笺写着：“闻君任画师，喜极而泣。当年志摩兄嘱我照料你，今可告慰矣。”陆小曼盯着“告慰”二字出神，往砚台里多倒了三滴清水。她给陈毅市长画的红梅图，特意在枝干处添了抹重墨——像极了那年徐志摩别在她衣襟的绢花。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华东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个牛皮纸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历年工资存根，最上面是陈毅亲笔写的便条：“师母作画可用上等宣纸，费用从我津贴扣。”窗外的玉兰开得正好，花瓣飘落在未完成的《春山图》上，仿佛谁轻轻叹了声“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