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葡萄牙语言殖民化和语言政策——多样性、不平等和差异中的巴西和莫桑比克

葡萄牙语言殖民化和语言政策

——多样性、不平等和差异中的巴西和莫桑比克

作者简介

贝塔尼亚·马里亚尼，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语言学讲席教授，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研究员，出版了《巴西共产党和新闻社》(1998)和《语言殖民》(2002, 2017) 等著作。

本文译者黄予勤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

最初的理论思考

本文的标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讨论语言殖民和语言政策的理论立场；第二，介绍以规范语言多样性为目的的语言政策和立法分析。无论政策和立法是维护了语言多样性，还是将国家语言简化为单一的一种语言，这些语言政策从历史性来说，都保留了针对特定语境下语言的新干预措施时可以带入的记忆。而干预措施是通过制定其他政策和法律发生的。

该理论立场将知识生产的两个领域结合到了一起：语言观念的历史和话语分析。这两者都使研究者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因为他们不再将语言从历史中独立出来。他们是将语义的产生与历史和意识形态条件联系起来的知识领域。因此，审查语言政策的同时将考虑分析语言冲突的历史情况。这些历史情况包括殖民化语言和民族性语言的含义。

首先应该建立理论上的区分。“语言政策”这一表述的使用是作为与前文提到的知识领域互动的一种方式。“语言政策”与 “语言”概念化的方式有关：语言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对象，既铭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也铭刻在受记忆的实质性影响，即语言影响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在此，国家语言并没有和国家的宪法、组织和职能的历史性脱离联系。语言思想史与话语产生的讨论相关。所谓的话语是指，构成隐性知识或赋予本国语言科学地位的知识的话语。这些话语在意义上对语言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语言学者借由剖析描述、推敲分析、对字典和语法的借助等方法，描述多样性，分析说话者对多样性的态度，进而形成语言知识、隐性表述或科学知识产生的实例。这种知识的产生既非历史累积也不是天然产生，而与下列事实有关：作为语言学者，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与语言相关的任何知识的产生都源自于理论立场及其政治影响。这意味着任何理论立场都是政治立场，因为它既铭刻在认识论的分区中，也铭刻了特定范式中的知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理论立场就是政治立场；即使他们没有树立明确的政治立场，理论也带有解释这一立场的差异。关于政治的概念，吉马良斯（Eduardo Guimarães）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并不是指在交谈中，而是在社交和语言功能的核心中；它与表达的区域有关，与有经验的人无关”（15）。

讨论涉及多样性、不公平和差异的语言政策，就是采取一种揭示特殊关注的理论立场：语言和使用这些语言的对象都被多样性、不平等和差异性束缚。但是在总体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当它们针对主题使用语言时，多样性、不平等和差异的影响并不是时刻可见。就话语分析而言，使用语言就是使自己在社会历史功能中，以及在和语言与主题流通中产生相关语义的过程里铭记自我。在悖论性的互动中或回忆复又遗忘的记忆却并不时常能以可感知的方式出现。语言政治和语言政策这两个概念标志着：认识语言情境中的语言多样性经常仅能消除语言和说话者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可使关于等级制度的讨论中止。

以下是一个与此相关的实例：为什么巴西使用葡萄牙语？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它意味着讲述巴西历史的方式回归到了一种消除土著语言的多样性，消除语言殖民化的历史和话语事实的方式。“葡萄牙语”是一种表述，它为我们巴西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含义。一方面，我们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国家的语言是葡萄牙语。这个现实是通过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殖民形成和强化的。然而，当我们表明这一点时，我们将继续讨论殖民化话语记忆（1500年开始）和庞巴侯爵法令（1757年通过）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1822年巴西宣布独立，随之而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巴西葡萄牙语语法的产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及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葡萄牙语这一词也引起了其他表现过程，如语义回归。但是当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就随之进行了语义的转变，并且经常使用新的语义形式。另外，因为无法摆脱殖民化的历史禁令，以及因其是跨越大西洋的语言，葡萄牙语被认为拥有不同的历史性。这导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差异出现：我们使用的语言应称作巴西葡萄牙语，还是巴西语。

对理论学家和语言学者来说，捍卫语言多样化是否是一种消除因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的有效方式呢？认识的差异因何而起？首先，它与评判语言同质性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语言的同质性是一种虚构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其施加了对不平等的批评。这是一场需要在推行全国性语言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讨论。如果对葡萄牙语一词保留殖民地记忆，并将与语言有关的思想视为一种不可触及的葡萄牙语遗产，那么将巴西葡萄牙语指定为口头语言或巴西语会导致偏离官方历史的含义，并使得形成国家语言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异质性浮出水面。因此，对一门语言命名是一个关于语言政策和国家政治的问题。

语言殖民

在国家语言研究领域，需对语言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在将一门语言构建成为国家语言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语言的历史化。例如：面对其他语言时产生的冲突，在所属的社会环境中影响语言运用的事件，以及围绕其身份标记而创建的语言记忆。这一方法让语言殖民概念应运而生。

语言殖民这一词语与拥有不同语言和记忆且未曾接触过的国家的语言发展的结果有关。它指在不对称的权力动态中，携有不熟悉记忆的语言、历史和政治含义之间的历史性对抗过程。殖民语言自身强加的政治和法律条件，使它相对其他被殖民的语言更具合法性。语言的殖民行为本身就是对抗。这种对抗中，有些语义被解构，有些被建构，在非常特殊的历史叙事环境中，对抗被强加和强化。这种对抗也导致本国语言和主题使用殖民化语言为自身赋予意义的情况逐渐增多。

在这种历史联系和两种或更多语言之间的对抗中，在沟通空间共存和对抗的特殊时期里，我们处理的是有关语言的政治含义之间的对抗。如：整个中世纪，或葡萄牙殖民地或后殖民地背景下，相对于拉丁语本土语言坚守自身的情况所产生的对抗。

在语言接触对抗的政治范围中，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情况出现了。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人们（研究主体）使用什么语义来表达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随着不断的接触，语言之间的语言元素发生了迁移，它们改变甚至转变了这些语言。同样的，在语义的形成过程中，同样也发生了语义迁移，无论是对众多语言中的一种历史意义的表达方式进行重组，还是转向其他非纯语言的符号体系。

讨论一项语言政策的制定，首要是理解复杂的历史语言环境运作方式，它构成了权力机关采用的旨在规范语言实践立场的基本物质条件。在此提出的讨论视角下，语言政策的出现被理解为试图组织象征性的实践和在紧要关头社会力量带来的结果。在技术方面，语言政策形成中的限制性预设，是用来调节一种语言的有效使用或是消除另一种语言的元素，同时规范了制度空间的语言传播及其行为方式。为了寻求语言异质性的过渡，语言政策用于规范表述他们自身历史的对象。

总的来说，虽然需要通过语言政策来达到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是对正在传播的语义和历史的调节，并将构成与殖民权力有关的殖民记忆。以语言政策的名义，设置关于语言消除的政策，是为了达到交流中统一、清晰和可理解的目的。这一语言消除政策影响了语言政治含义，或者说，至少影响了那些发现自己与其他语言有所联系的语言的政治含义。

巴西的语言殖民

当考虑到殖民国家语言之间的意义联系时，国家语言同质化设想的构建历史，在争取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斗争中得到证实；在生活于这些历史条件下的主题之间的权利关系中得到证实；在语法产生、字典编写和语法化的语言所产生的基本语言工具中得到证实。

历史条件不仅描绘语言统一的画面，还为使用语言的主体提供了是否识别虚拟的语言统一性的可能。结果，一种语言可以是本国及官方语言，它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形象。同时，语言多样性可以被识别，但是要在其稳定的语言实践中（或者说，在其日常语言含义产生过程中），以及在国家语言通过法律合法化过程中承认这种多样性（在此，我是指国家宪法所承认的多样性），虽说这再次肯定了语言的不平等。

当我们谈论语言殖民化和语言政策时，我们指的是曾经在欧洲传播的语言学观点，这些观点中渗透着殖民话语。这些殖民话语不仅存在于那些前往新世界的旅游者和传教士的叙述中，而且还存在于被委托记录的所谓讲述历史，即被讲述的巴西历史中。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这部分文本正文，以重复和评论为特点，构成了殖民化进程中的历史讲述，并允许在字里行间将不同含义归因于语言异质性，特别是与土著人民有关的语言异质性。这些讲述同样允许我们简单浏览随着欧洲语言传入而制定的语言政策。这些欧洲语言包括：葡萄牙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虽然语言多样性问题不是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但是了解当地语言的需要在其中仍被提及。从实际意义来说，了解这些人和他们的语言，成为实现领土征服、扩张和殖民化目标的关键之一。随着葡萄牙人的殖民者权力而出现的语言殖民化是围绕着文化和语言缺乏的思想程度形成的。同时，文化和语言缺乏被认为在殖民者接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它有助于使殖民者统治的方式合法化。所以，在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的信和传教士们：安吉耶塔神父（José de Anchieta），甘达沃神父（Pero de Magalhães Gândavo），卡迪姆神父（Fernão Cardim）和布兰迪奥神父（Ambrósio Brandão）所作的第一手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断语义的缺乏已经被发现并被证实了：在当地的土著语言中不存在字母F，R和L。这也证明宗教权威、中央皇权和立法机构的缺乏［1］。语言是语言学观察的客体，描述它们的过程能使特别的、提前建构的语言文化图景实体化。

从葡萄牙殖民者角度来看，支撑国家的三个基本因素——宗教、王室和法律，都源自于拥有自身语法和书写形式的单一民族语言，并象征了文明进程的高级阶段。从这个方面来说，葡萄牙语同样承担了国家整体社交功能的一部分，同时为该国的其他部门提供书写的合法性。然而，殖民地人民和他们的语言并没有文明化，因其被认为缺乏葡萄牙人拥有的，而且被认为是文明中核心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认为本土语言不足的语言学理论使宗教理论（缺乏一个神明）合法化，也使政治法律条件（缺乏法律和国王）合法化。从语言的起点来看，提出文明程度不足的观点，只是为了让殖民者的扩张行为具有合理性。

巴西殖民地使用的土著语言的最初知识的构建，是一种以欧洲思维方式为标志的知识构建，它被用来维持在殖民地内部流通语言的特定含义的演化。一项关于土著语言的最初的意义轨迹被建立，它让人们对所谓的语言缺陷进行无数次的重复和解读，并且为欧洲语言尤其是葡萄牙语的优越性提供意识形态证明。随着意义轨迹所象征的解释性手势具体化，土著语言和说土著语言的人们有关的观念缺乏的观点就成为理所当然了：两者都会不断被听到和被描述，从另一方面说，它将被解读为这一危机和缺陷存在的依据。

这些关于语言的历史事实的分析，让我们能够去分辨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构建了关于“来自于巴西的事物”——居住者和流通语言的知识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见证因语言和说话者所占据的话语地位差别而导致的不同状态。这些文本同样可以证实巴西在当时使用的图皮“通用语”，其他的土著语言，葡萄牙语和其他欧洲国家语言在冲突中共存的情况。

到了18世纪，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剧变：图皮“通用语言”这一由耶稣会士命名的语言，无论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制糖厂到种植园都有人使用它。但当耶稣会士被驱逐出殖民地后，这一语言就被同样的殖民政策禁用并消除了。1757年5月3日，印第安人董事会成立（董事会必须由居住在帕拉和马拉尼昂的土著人监督），葡萄牙语在葡萄牙王室强制性要求下成为殖民地行政用语，同时“通用语言”被官方禁止使用。

在1719—1809年间的马拉尼昂和帕拉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九卷中的第六段，我们能看到印第安董事会中传达的王室命令：

在所有征服新领地的国家中的最不可改变的实践是直接将自己的语言介绍给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因为毫无疑问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使落后人民摆脱之前的习惯。同时，根据经验显示，向落后人民介绍征服他们的王子使用的语言，也使他们向这位王子表示亲近、尊敬和服从。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遵从这一明智而稳固的制度。在这次征服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第一批征服者已然确立使用被称之为通用语的语言。这实在是一项恶毒的创新，印第安人发现自己一直处于持续的野蛮征服状态下，他们文明化的可能都被剥夺了。为了使他们摆脱这种危害程度最高的虐待，印第安董事会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在他们各自的居住区域中确定使用葡萄牙语。此外，在任何情况下，在校学习的男孩和女孩们，以及所有的能被教化的印第安人都不允许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或是被其他人所知的通用语言。他们只能在尊敬的陛下反复推荐的方式下使用葡萄牙语，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一方式会引起全国性的精神荒废情况。

印第安人委员会制度，是一套由格罗帕拉州和马拉尼昂州州长，庞巴尔侯爵（Marquis of Pombal）的兄弟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Xavier de Mendonça Furtado）推行的规则。这套规则旨在通过北方殖民地区殖民者的权力强迫施加指令。1758年8月17日，国王的宪章将其影响范围扩张到整个殖民地。1798年5月12日颁布的另一部国王宪章使得委员会制度四十年后才被完全推翻。

委员会是历史想象中的一部分，这一想象的基础是将语言和征服与被征服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愿景。在此（官方）语言的意思是殖民国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指葡萄牙语。他们与其他的同盟文明国家保持一致。语言不再是宗教统治工具，而是欧洲文明的一种构成元素，这是一种包容性的文明。换句话说，这种文明通过想象将土著人民纳入主体。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里的文明和民族对于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来说并不是同样的意义，即便他们都来源于葡萄牙语系。另一个需要强调的重要观点是：葡萄牙语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带来了一份记忆。这份记忆在葡萄牙语的第一代语法中有所记录：“我们自己教授几内亚语的效果比我们向罗马学习更好。”（Oliveira 42 ）

以王权的角度来看，强迫被殖民者只能使用和学习葡萄牙语，代表着透明性的可能和对被殖民者的控制。此外，自18世纪开始，它就致力于使巴西殖民地达到日常的透明化管理。

重要的是要理解因这种强制而产生的影响，即：同质化的影响（或同质化或垄断构想）；证据的效果（经常使用葡萄牙语）；以及土著语言的消声。17世纪通过的语言政策使巴西的语法学家和文人、语言学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辩论不止。

随着1822年的独立宣言而来的是，民族语言问题在关于口头语言的演讲中引起的不适。语言是应进行延续性认识还是片段性认识呢？到底是对过去的语言进行沿用，还是应该构建全新的语言呢？（Mariani and Jobim 11-12）在这些演讲中，那些精英阶层的独立思想家，通过殖民者的语言来表达并树立民族主义。在“殖民者语言”这一表述中，我使用的是过去时态，因为事实上，以及形态和词形的变化上，殖民者语言除在思想家们的演说［2］中会带来不适以外，我们还应该记住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将殖民者的语言重新定义为国家语言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在19世纪国家争取独立的那些年里，人们一直在讨论巴西语的命名：巴西化语言？巴西化葡萄牙语？葡萄牙语？另外，同样被讨论的还有口头语言的特殊性。例如：巴西语言的坚定捍卫者，小说家阿伦卡（José De Alencar）就曾这样说过：“吃腰果的人是不可能和吃枇杷的人用同样的方式说话的。”（19）然而在这个时期，关于设想中全国范围内统一语言的观点还没开始进行讨论。甚至巴西的第一部宪法中都找不到关于葡萄牙语在巴西使用的证据。

对巴西来说，那些以赋予特定地区归属感为目的的政治演讲中存在着一种担忧：巴西葡萄牙语的传播方式中加入了数不清的本土语言，同时在政治思想上对统一性语言的渴望仍然存在，这取决于其是否能构成同质化的国家语言。对巴西领土是进行帝国统治，还是以共和国的形式进行行政管理，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所需的民族语言知识的发展转变过程。

此外，国家的构成，特别是在成为共和国之后的国家的构成，对应了社会转型的过程。怎么能用“巴西语”来称呼在一个现代化殖民国家中使用的语言呢？在1935年和1946年的法律决议和法案中，究竟以葡萄牙语还是以巴西语来称呼其语言的问题多次被提起。这说明固化国家语言和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的需求仍然十分明显。将巴西语指定为本国语言是为了维护一种通用语言，并且在不质疑个人参与程度的前提下，通过努力将来自于同一片土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Dias 75）。

这种对与口头语言有关的构想的语言统一的渴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想法。在20世纪初期，共和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两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想法被具体化了。这两次大会分别是1937年的歌唱语言代表大会和1956年的戏剧语言代表大会（Mariani, “Unidade Idealizada” 64-74）。在此，我们能看到学术界正在孕育语言政策的雏形。第一届巴西戏剧语言大会选择采用里约热内卢使用的葡萄牙语作为标准官方语言。另外，语法学家库尼亚（Celso Cunha）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支持了语言统一的构想：

我们语言构成的特殊条件显示，语言方言化并不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多样化、具有多重性和悠久的历史。［……］如果说这个特点看上去对亚洲、欧洲甚至于非洲的文化性实验有效，那么对于美洲国家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效果。因为在美洲国家的历史上，前欧洲语言在现代的语言中几乎没留下多少痕迹。［……］似乎我们正处在社会政治时代的入口，即主要的国家语言趋向于逐渐显示出相比离我们更近的过去而言，更广泛的相对统一性。［……］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影响下，持续趋向于极强的统一感。然而在过去的多个世纪中，这个国家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区域性传统主义障碍。（15）

然而，根据库尼亚的观点：标准语言的确立将是另一项文化元素和文明化进程。他在会议中，回忆了1937年举办的歌唱语言大会。他提到了以下三点：1）针对国家统一的爱国因素。2）里约热内卢的语言发音是巴西区域性发音中发展最快、最直接的和最优雅的。里约热内卢的口语发音的音乐性表现最强，实际上最为城市化。3）作为在设立国家首都期间无意出现的语言发展，它是所有巴西人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正因为此，所有人都能接受它（159）。

标准语言首先被用于剧院，然后逐渐被所有巴西人所使用。当时的一些语法学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对于标准语言流畅进行的特别介入。在奥兰迪（Eni Orlandi）提出的虚构语言模型中的一些设置超越了“单一”语言的想法。如果这些指导原则成为了法律，那么对于巴西使用的语言，有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干预措施（Língua Brasileira 35）。

除此之外，1958年在阿雷格里港召开的第一届方言学大会中，与会的语法学家和知识分子关注到了方言的多样性，认识到语言文化差异。人们在讨论小坎迪（Jr. Candido Jucá）的巴西语言民族志调查问卷时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很明显，受过教育的人说话的方式在此并不是议题。我们希望了解的是普通人是如何说话。”（5）与多样性相对的语言统一性，成为了分别于1937年、1956年和1958年举行的三次会议的核心主题。

结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政治张力存在于语义已变化的、流动且多样的语言和语法书所设定的虚拟语言当中。在关于统一国家语言的构想中，正如奥兰迪所表达的，“语法学家创造了一个语言的想法对所有的巴西人都适用，并且这个想法显示了民族统一性方面的偏差和差异”（Língua e Conhecimento Linguístico 206）。

现今语言政策和语言殖民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实际案例。2012年和2013年，在里斯本机场能实际体会到一项语言政策：有一个专门针对移民的标志，专为使用葡萄牙语的国家联盟成员设置。然而，这条标志线对应的柜台已经被关闭。联合国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官网文件在原则上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但在实际情况中，不公平性仍然可见：“所有语言都可作为工作语言，但官方语言是……”另一个例子是，官方双语政策显示对语言多样性认识的肯定，但不平等情况仍然存在。西班牙语和巴拉圭语都是官方承认的国家语言，但是在学校中更多被教授的是西班牙语。在巴西加布里埃尔-卡舒埃拉的一个小城，当地市政厅确定其工作用语是葡萄牙语，同时三种当地语言图皮语（Nheengatu）,图卡诺语（Tukano）和巴尼瓦语（Baniwa）也被确定为工作用语。这三种传统语言是当地大部分居民日常使用的语言，这些居民中有超过85%的人是当地土著。毫无疑问，在1988年颁布的巴西宪法中，将这三种土著语言认定为官方语言，这也说明巴西确实是一个多语言国家。巴西现存的还有180种土著语言，以及25到30种移民语言。然而，将土著语言纳入官方语言触发了一项立法，这也是1996年巴西基础教育法及指南中的一部分。这部法律规定了巴西的学校需要提供免费、强制性的双语教学，并且配备语法和字典等充足的教学材料。由于缺乏足够的语言政策，图皮语（Nheengatu）、图卡诺语（Tukano）和巴尼瓦语（Baniwa）虽获得了官方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学校、报纸和官方文件等地能被有效使用。

巴西宪法中对语言多样性的官方认可并没有将语言不平等性的影响最小化。正如我在别处曾讨论过的，语法书中的标准化语言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巴西化葡萄牙语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语言上对这些多样化之间差异的认识不足以消除不平等现象。因此，在巴西葡萄牙语的使用者的认知中存在一个奇怪的悖论，即他们认为自己不会说葡萄牙语。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们的母语，这些使用者们在语言政策中进行自我定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政策主要通过语法书中规定的规范性官方语言的名义来消除社会和地区语言上的差异。这些巴西人无法认同学校里教授的标准语言。因为官方要求的语言规范的变化既困难又抽象，与生活中实际使用需求相去甚远。在巴西宪法中，葡萄牙语从法律层面上被认定为官方语言，这完全是一个垄断的例子（Zandwaiss 127-42）。这一合法化，导致巴西官方语言与国家宪法之间没有足够时间建立联系，从而导致许多巴西人无法认可这种语言。

莫桑比克的语言殖民

葡萄牙的另一个殖民地——莫桑比克并没有经历和巴西一样的语言殖民化过程。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和1887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后，欧洲列强决定基于国际领土占领统一规则划分非洲，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控制得到承认。随着这一国际政治重新定位，葡萄牙开始通过采取社会教育措施，更加积极地对海外领地进行管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的目的是通过引入葡萄牙语和习俗来实际占领和教化非洲人民。

正如我在别处曾讨论过的（Mariani, “Uma Revolução” 56-76; “Discurso Revolucionário” 59-74; “Lusofonia, Languages” 25-41），1845年和1869年通过的法律建造了一个新的教育系统，一个定义了针对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完全不同的教育类型的系统。一直到19世纪末期，新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们前往非洲并为居住在那儿的葡萄牙人开设了教会学校。但是，这些学校更重要的目的是招收非洲人。在宗教政策方面，他们的方式和前几个世纪一样：那些教会学校的负责人最关心的是教化人民。他们逐渐通过当地非洲语言构建教学行为，当然有时使用葡萄牙语（Mariani, “Uma Revolução” 65）。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葡萄牙人实际上已经开始推行旨在让葡萄牙语成为莫桑比克的唯一的文明语言的语言政策。

任何殖民中的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离开母国的过程中接触了其他的语言，同时也因为重新定义的过程本身也是殖民过程中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介入班图语语法的创立，或是直到20世纪，也没有向全部人口推行葡萄牙语，但在革命和革命后的时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成员仍郑重地提出了语言问题的复杂性：现代世界中莫桑比克人民应该怎么说话？在去殖民化斗争出现转折的那一刻，葡萄牙语的历史化体现在独立语言形象被添加到语言殖民者的图像中。葡萄牙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这个前殖民者的语言能被认为是人民都接受的正式语言吗？（Firmino 45）毕竟，如果一种语言被用来将一个国家凝聚，葡萄牙语能让所有莫桑比克人都认同吗？葡萄牙人的语言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成为莫桑比克的国家语言，或者是与国民有关的母语。

从这个方面来看，在独立后和革命后时期，莫桑比克的语言政策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思索的不同问题。葡萄牙殖民语言确立了语言政策，这些政策引起了审查和当地语言的消除（Orlandi, As Formas 15）。政策还引起了班图语在思想上对葡萄牙语的服从。反过来，革命性语言初步建立了针对创造全新团结的莫桑比克社会中新的语言政策。这么做，在不抹黑当地语言的基础上，将葡萄牙语定为官方语言。

20世纪70年代，由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政策干预，政府试图对莫桑比克人的语言使用进行规范，但政策不能消除精英和普通人对这些语言赋予含义的特殊方式。简单来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和政府认定葡萄牙语是国家团结要素为整体方向是不够的。像这样新兴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声明并没有消除殖民斗争的记忆。这些斗争主要是因为葡萄牙人普遍依附于班图语和莫桑比克人所说的葡萄牙语。莫桑比克人说的葡萄牙语被俗称为pretoguês（这是一个双关语，preto的意思是黑人，pretoguês是葡萄牙语）。作为殖民者的语言，葡萄牙语增加的是关于所谓的莫桑比克人口语不好的记忆。革命者打算如何重写这样的记忆，从而使葡萄牙语成为莫桑比克的官方语言呢？他们相信这样有可能使葡萄牙语“莫桑比克化”。如果要通过其他语言政策将班图语确立为国家官方语言，并建立起相应的双语教学系统，也许需要30年时间。

历史和语言互相影响，并且显示了后革命时代的矛盾。这说明不可能对无可行性的行政语言规划进行立法。总有些事物会超出规划的范围，总有些事物无法做到。

反思

在巴西和莫桑比克，葡萄牙语的历史性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仍存在矛盾。葡萄牙语在历史上是殖民者和教理主义使用的语言，是独立运动的语言，是官方语言和不代表国籍身份的语言。对这两个殖民地的语言殖民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都将葡萄牙确定为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官方化的过程主要依靠法令、语言语法化的过程，以及依靠学校的语言教育。如果语言殖民消灭了当地语言，那么去殖民化在两个前殖民地至少推进了两个进程：一个是关于当地口头语言的名称和含义的讨论；第二是旨在使土著语言语法化的语言政策，以期能真实反映两个国家的社会状态。

语言是一项社交功能。正如奥兰迪提醒我们：“国家的统一是通过体制或是在体制中表现出来的。”（Língua Brasileira 175）培养真正的本土语言的政治代表，是认识语言的不平等性和开始真正的双语教育系统的必要步骤。

当语言政策制定后，语言价值几何？从殖民化到非殖民化，“语言价值”之间变化极大。在20世纪，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和语言的新自由时代，语言政策被淘汰是趋势。在消费者市场中，语言组织已实现了新的意义配置，从而推进了一个奇特的语言市场：要捍卫多样性吗？如何捍卫？

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很多将语言学与经济学相关联的书出版。经济学家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格勒尼耶（Gilles Grenier）将1965年以来的多本著作的发行看作是这项全新研究领域的起点：将语言作为经济变量。如果语言被视作为经济变量，应该由谁来进行确定呢？语言学家还是经济学家？这将使他们在实际或预期的经济情景中被当作附加因素，并计算成本和收益。将语言认定为经济变量的政治实施和思想结果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在之前已经提过了：在财经领域讨论语言的含义是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语言都是有人使用的，将经济价值归属于语言时是否会从母语或是第二语言的角度来决定其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民族象征元素的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偏见会存在于国家之间吗？

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话语在传播。它通过统一的货币和通用的语言，在单一全球化市场中宣称全球化的优点和必然性。极权主义者梦想回到几个世纪前发明“基础英语”的想法。他们梦想着语言单一化，希望减少语言多样性和维护语言不平等性，而忽略了差异性是人们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与生俱来的。

注释［Works Cited］

［1］在葡萄牙语中，单词 Fé 意为信仰，Rei 指国王, Lei 则表示法律。这三个单词分别以F, R, L为首字母。［2］例如：1823年政客们的话，关于国家语言名称的争论，文学领域的争论，等等。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lencar, José de. Bênção Paterna ( Prefácio de Sonhos d’Ouro ). Obra Completa. Volume I. Aguilar, 1959 [1872].

Cunha, C. “Discurso Programático.” Anais do Primeiro Congresso Brasileiro de Língua Falada no Teatro . MEC, Biblioteca Nacional e Universidade da Bahia, 1958.

Dias, L. F. Os Sentidos do Idioma Nacional: as Bases Enunciativas do Nacionalismo Lingüístico no Brasil. Pontes, 1996.

Firmino, Gregório. A “Questão Llinguística” na África Pós-colonial: O Caso do Português e das Línguas Autóctones em Moçambique. Texto Editores, 2005.

Guimarães, Eduardo. Semântica do acontecimento. Pontes, 2002.

Jucá, Jr. C. Questionário Linguístico-etnográfico Brasileiro. Type-written text. Porto Alegre, 1958.

Mariani, Bethania. “Unidade Idealizada na Variedade Concreta: Censos Linguísticos, Congressos sobre a Língua Falada e Normas da Pronúncia Padrão.” Ideias Linguísticas: Formulação e Circulação no Período JK, 1st ed., edited by Bethania Mariani and Vanise Gomes de Medeiros, vol. 1, 2010, pp. 64-74.

——. “Uma Revolução e Seus Impasses Linguísticos: Moçambique.” Letras (UFSM), vol. 21, no. 42, 2011, pp. 129-46.

——. “Discurso Revolucionário Moçambicano e a Escrita do Homem Novo.” Via Atlântica (USP), no. 21, 2012, pp. 59-74.

——. “Lusofonia, Languages Policies and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Mozambique.” Portuguese Literary & Cultural Studies, vol. 1, 2012, pp. 25-41.

Mariani, Bethania, and José Luis Jobim. “National Language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Brazil.” Revista da Anpoll, vol. 1, no. 20, 2006, pp. 11-22.

Oliveira, Fernão de. A Gramática da Linguagem Portuguesa. Imprensa Nacional, 1975 [1536].

Orlandi, Eni, editor. As Formas do Silêncio no Movimento dos Sentidos. Pontes, 1992.

——. Língua e Conhecimento Linguístico. Cortez, 2002.

——. Língua Brasileira e Outras Histórias. Discurso sobre a Língua e Ensino no Brasil. RG Editora, 2009.

Zandwaiss, Ana. “Práticas Políticas Nacionalistas e Funcionamento Discursivo: Totalitarismo, Fascismo e Nazismo.” Leituras do Político edited by Ana Zandwaiss and Letícia Romão, Da UFRGS, 2011, pp. 127-42.

（本文发表于《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2020年第1期，第3-14页）

责任编辑：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