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为烈士寻亲
是一场跨越生死的对话
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红色接力
当法律之盾守护英灵尊严
当科技之光穿透历史迷雾
当志愿者的脚步丈量山河
每一块无字墓碑的“复活”
都是对“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诠释
正如边坝县烈士陵园的藏族守墓人所说
“没有他们，哪有现在的日子？”
跨越时空的红色追寻
2025年1月，西藏自治区边坝县烈士陵园内，第14排4号墓碑上“曹炳忠”三个字被重新描金。这一幕被拍成视频，传递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泌阳县。98岁高龄的曹华亭老人颤抖着抚摸着视频中的墓碑，泪水顺着皱纹蜿蜒而下——这是她65年来第一次“见”到弟弟的安息之地：“爹娘能闭眼了，姐姐的心愿了了……”
得知牺牲在山东省宁阳县“汶河阻击战”的哥哥李树忠遗骸找到，88岁的李秀美老人老泪纵横：“等了74年啊，俺侄子打电话说寻到俺哥哥了，俺激动得睡不着觉。谢谢检察院！谢谢！”
这一幕幕，是我国近年来“为烈士寻亲”行动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姓名记载的只有196万名。从法律监督到科技赋能，从行政推动到民间接力，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追寻，不仅是对烈士的告慰，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觉醒与传承。
无名烈士在等待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褒奖英雄模范、弘扬英烈精神。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于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这是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庄严宣告。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做好烈士遗属抚恤优待，保护烈士合法权益……
近7年来，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实施，让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024年11月29日，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入下沉式纪念广场。当日上午，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43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在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
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党委副书记奚玉峰看来，为这些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回国到回家，体现的是党和国家对烈士的铭记与尊崇。
“烈士遗骸身份确认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结合人类学信息、党史军史资料、调查寻访线索等信息开展综合研判。一方面，我们组织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加大科技攻关力度，解决陈旧遗骸身份识别难题，对烈士遗骸进行DNA鉴定；另一方面，我们分析整理烈士遗骸发掘地、遗物、军史战史等信息，协调有关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摸排烈士亲属，采集烈士亲属DNA。通过烈士遗骸DNA和烈士亲属DNA比对，最终确定烈士身份。”奚玉峰说。
“山河已无恙，英雄可归家。”2021年4月，“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上线，面向全社会征集为烈士寻找亲人的线索，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为烈士寻亲。在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下，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与亲属“相认”，既是烈士亲属的心愿，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2024年9月，安葬在西藏自治区边坝县烈士陵园的烈士郭跃富，时隔64年之后终于等来家乡亲人。在郭跃富烈士墓前，烈士后代、泌阳县王店镇靳庄村曹岗组、退役军人郭大锐长跪不起：“二伯，我代表俺爸妈、代表全家从河南老家来看您来了，感谢藏族老乡几十年来对您的守护，感谢泌阳县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咱们这辈子恐怕难见面了。”
郭大锐说：“祖国没有忘记这些烈士，寻亲活动也一直在延续，希望越来越多的烈士能找到亲人。”
为烈士寻亲，面临多重困境
尽管成果斐然，但为烈士寻亲仍面临多重困境。
时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格桑旺姆向《方圆》记者介绍说，截至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烈士陵园42个，烈士墓5309座，被区革命烈士英名录系统录入的烈士有4499名，其中待完善的1345名，已完成的2506名，无法确认身份的648名。
“大多烈士墓修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墓碑损毁严重，无法辨识，且有部分无名烈士墓散落于各处，一些烈士家属不了解烈士生前详细信息和安葬地址。加之西藏海拔高、路途遥远，主动赴藏寻亲的烈士亲属较少，这些为烈士寻亲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格桑旺姆说。
比如在边坝县烈士陵园，因行政区划调整、年代久远、烈士墓迁移等原因，郭跃富烈士名字被误刻成“郭跃赛”，牛长有烈士名字被误刻成“牛长友”，曹炳忠等烈士家乡地址记载也有误，长达60多年家属不知其葬在何处、无法祭奠，直至检察机关介入才将其纠正。
《方圆》记者在泌阳县走访时发现，一是个别烈士生前身份信息不详或缺失、无法考证，给寻亲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二是烈士亲属可能离世、迁移或失联，而在世亲属又不熟悉烈士信息，难以有效配合寻亲工作。信息沟通不畅，亲属诉求和安葬地信息不畅，需跨地区、跨部门协作，导致为烈士寻亲工作推进难。
2022年7月20日，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指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利用DNA技术寻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烈士遗骸腐蚀严重，只能提取牙齿DNA进行鉴定。遗骸距今已有70多年，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陈旧骨骼和牙齿的鉴定为非常规项目，技术难度非常大，但是为烈士寻亲使命光荣、义不容辞。”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说。
泌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向《方圆》记者表示，因年代久远或墓碑信息不全等情况，确认身份需提取烈士遗骸的骨骼样本进行DNA鉴定，但烈士墓多为集体墓或标记不清，非特殊情况不能轻易开挖。
同时，战争年代手写档案潦草、模糊，需结合家谱、地方志等多方资料验证，且烈士姓名、籍贯常因历史档案错误或口音差异出现记录偏差，这些是确认烈士身份面临的困难。
在为烈士找名字的路上，志愿者也是关键一环。来自湖南长沙的退役老兵王民立和自己的父亲、大哥、弟弟、丈夫一样，曾是一名光荣的铁道兵。1970年11月，王民立的大哥、时年23岁的王民宇在修建襄渝铁路时不幸牺牲。退休后，王民立投身寻亲工作，尽全力帮助这些牺牲的无名老兵与亲属“团聚”。
“烈士是为国家牺牲的，不该被遗忘。”王民立告诉《方圆》记者。然而，这条路上最艰难的挑战，往往来自“名字的错位”——年代久远、口音差异或登记潦草，烈士姓名常被误写，导致寻亲如大海捞针。在王民立看来，烈士寻亲工作的一个核心难点是许多关键档案和信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很多工作根本无法推进”。
一场“红色使命”的接力
不论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还是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眼里，核查、寻找无名烈士，让更多的烈士从“无名”变成“有名”，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也是为了让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世人所知晓，弘扬英烈精神，教育后人、激励后人。
作为寻亲的核心力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科技突破历史迷雾，以系统化实践织就寻亲网络。
2024年9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表示，搜寻发掘烈士遗骸、进行鉴定保护、为烈士寻亲，缅怀的是少数先烈，教育的是亿万后人，顺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情感，体现的是国家责任。这项工作虽然推进起来难度很大，但再难也要坚决去做，并且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基于这样的认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先后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建立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成立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印发开展这项工作的相关政策文件；组织实施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收殓保护等工程；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为6000多名烈士找到了亲人。”马飞雄说。
为烈士寻亲不仅是情感的呼唤，更涉及法律权益的保障。《方圆》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为烈士寻亲和正名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专项行动等多种方式，帮助烈士英魂回归故里。
2024年4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公布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其中23名为广东中山籍。广东省中山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随即启动线索排查，发现因无申请人，中山市尚未对这批英烈进行登记造册，缺乏详细户籍和事迹记载。
为保护英烈，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联合多部门、志愿者及热心群众，收集线索，确定至少14名英烈的具体信息，包括所在镇街、战役参与及阵亡经过等。如黎联坚、刘炽徽、李宝诚等英烈的英勇事迹被逐步挖掘，英烈精神得以传承。
2024年7月，通过甘肃、河南两省三县区检察机关跨区域协作，长眠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东大坡烈士陵园66年的河南泌阳籍烈士宋恒全，终于找到家乡亲人，并推动烈士墓的保护和祭扫工作。
2021年以来，西藏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事事务部门持续聚焦烈士家属诉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致敬英烈·为烈士寻亲”活动，帮助烈士寻找烈士安葬地，为安葬在西藏的烈士寻找亲人，多项举措共同发力，推动褒扬工作纵深发展。
“针对烈士墓墓主身份信息不详、无法考证且主动赴藏寻亲的烈士亲属较少、电话寻亲较多等困难，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发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和网络寻亲等多种方式，为烈士寻亲。通过重点查找、比对细找、借力寻找等方式，对尚未找到亲属的烈士开展持续不断寻访。对烈士亲属提供的信息认真核实，仔细比对烈士英名录等信息库数据，通过初步筛查比对，缩小搜索范围，在相关地域和烈士陵园进行针对性查找；沟通联系相关单位查找相关档案、史料；对安葬在外省的烈士，积极与省外烈士安葬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接联系，请求帮助烈士线索及墓碑信息。”格桑旺姆说。
“可喜的是，近期昌都市洛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寻亲公告后，洛隆县烈士陵园安葬的蒋必清、曾昌双、梅昌国、陈孝全4名重庆潼南籍烈士的亲属已全部找到。”格桑旺姆说。
此外，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还有许许多多志愿者以脚步丈量山河，填补历史断层的缝隙。比如退役老兵王民立，她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通过电话、档案查询、DNA鉴定，借助铁道兵战友群的力量，已为17位烈士找到亲属。
“如果我这一代不做，就没人记得了。”王民立感慨道，“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完。每次山穷水尽时，总会‘量子纠缠’般出现转机。”
让忠魂永续归途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领域加强法律监督，为烈士‘正名’，帮助烈士亲属圆梦，同时也推动了全社会对英烈精神的尊崇与传承，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202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一批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同推动构建英烈保护协同共治大格局。
此次发布的9件案例中，提起诉讼的有6件。对于一些提起诉讼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检察机关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有效推动了英烈保护领域“硬骨头”公益损害问题整改。
实践中，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方面，有的“老大难”问题解决涉及退役军人事务、宣传、文化和旅游、文物、民政等相关部门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检察机关积极发挥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制度效能，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经验成效。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红色接力，需要整合资源力量、畅通渠道。”多位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一是完善信息收集与管理，深入挖掘历史档案及各种历史资料，梳理烈士信息，建立并完善烈士信息数据库，为寻亲工作提供基础支持；二是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寻亲信息和烈士信息，扩宽渠道，扩大寻亲面，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让更多烈士找到回家的路；三是加强协作，加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完善烈士寻亲工作机制，推进寻亲工作深入开展。
“尊崇英雄、缅怀英烈、捍卫历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检察机关将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统筹做好英烈保护‘大文章’，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不少烈士陵园仍有无名烈士，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协同协作，帮助更多的烈士亲属尽早找到亲人，让烈士魂归故里。同时进一步加大烈士寻亲工作和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力度，以法治力量强化全社会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意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让忠魂归根，让精神永续，这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上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
编辑丨肖玲燕房佳佳设计丨刘岩
首席记者丨刘亚
往期精彩
点击图片
购买《方圆》杂志
好看的人都点了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