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上，古代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是“天下”，虽然有华夷之辩，但是总有天盖地覆的感觉，“至大无外”呀。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讨论“何为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
第一个时代是北宋。我一直觉得，从安史之乱的755年到澶渊之盟的1005年，这整整两个半世纪，实际上是中国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如果看澶渊之盟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文字。
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中国论”这样的名字来命名的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一看石介的《中国论》，就知道对于“中国”的焦虑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在当时也是非常热闹，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家欧阳修写了《正统论》，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复论辩谁是正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同样，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春秋之学”非常兴盛。
所谓“宋初三先生”，就是孙复、胡瑗、石介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对春秋之学非常重视，在春秋之学里又为什么特别注意“尊王攘夷”这样的观念呢？ 显然，他们针对的是当时北宋面临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缩小了，强邻出现了。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到了宋代，本来的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中国由原来大唐帝国时代无远弗届，突然缩小到只有汉族为主的这么一小块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北大的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书里说，胡汉问题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我补充一下，胡汉问题又从原来的内部问题，变成了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
大家回看历史，在唐五代，在中国这块地儿上，胡汉杂糅非常普遍。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汉人吗？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汉人。刘禹锡是汉人吗？刘禹锡也不是汉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时代，有好几个宰相，都有胡人血统。
可是，到了北宋，这些族群都融入了汉族中国，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说“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阳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内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个族群。这种胡汉问题在内部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外部，辽、夏、大理、高丽环绕，却成了严重的华夷对峙。
也就是说，外部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宋代君臣内心焦虑就很厉害。所以，到了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基本稳定下来，大宋与大契丹并立共存，这个时候，谁是“中国”，谁是“华夏”，谁是“正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北宋，“中国”的名实之辩，就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复讨论，怎样的是“中国”，谁应该是“中国”？在当时，大宋面对的强敌是契丹辽，辽国比你还强大，你不承认他也是正统？我说一个故事，当时，辽国与北宋打交道，说我们往来国书里面，彼此称北朝和南朝，国书里面写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样？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们讨论，讨论了半天，大臣们决议说，国书还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为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中国，你们是契丹，我们叫大宋，这仿佛就是“一边一国”了。
这里面表现的北宋君臣的“中国”观念，就是严分“华夷”。如果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讨论北宋为什么会出现道学？其实，跟这种对“中国”的焦虑，捍卫文化意义上汉族中国的正统性，有很大的关系。有这种焦虑，才会出现道学。可是，过去哲学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这一个大背景，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二）
接下来，我要讲讨论“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是晚清到民国。从1894年甲午海战、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热衷于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因为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外部威胁产生危机，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为代表，他们认为，要保存大清帝国所奠定的这个多民族、大疆域。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的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意大利人马志尼讲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这种说法。
可是，日本刚好是相对单一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不是，满、蒙、回、藏、汉，很复杂。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应的国家就是“中国”，就是延续了大清帝国族群和疆域的中国，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还写信给黎元洪说，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开拓疆土，不能丢了。这些人大体上是近代史上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既对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觉得大清遗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谓“革命派”则相反，像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他们。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用汉族的民族主义来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
他们说，自从明朝灭亡，中国已经亡了。中国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满清”“鞑虏”，所以要把中国从“鞑虏”那儿解放出来。因此，虽然他们也是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但这个民族国家是汉族民族国家，他们觉得，这才叫作“中国”。
大家看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和《中华民国解》，从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就是汉族国家，所以，章太炎甚至说，什么蒙古、满洲、新疆、西藏都算了，我们这个血统，和满、蒙、藏、回都不一回事儿，反而跟朝鲜人、安南人、日本人还更近。总之，他们最初目标是要恢复一个汉族的中国。 这两种关于未来“中国”的设想冲突很厉害。
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却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看法，包括章太炎都不得不转向。大家可能读过《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要求维护中国的“五族共和”。
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发表就任演说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个“五族共和”。这里原因很复杂，不必多说。后来，大概在1917年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叫“五族”，应该叫“六族”，因为西南还有人数众多的苗彝，所以应该叫“六族共和”。
那么，当中华民国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维护大清帝国的天下，包括庞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国”里？
大家要注意，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人，像后来的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内，关外就是满蒙，是另外一些国家。这种说法明治时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有领土的企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分开成若干国家。日本明治、大正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就提议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南，要么守住汉族“中国”，要么分裂让列强管理。像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当时的影响就很大很大。
可是要注意，日本对中国，一方面给予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激起的反弹也很大。自从1894年日本跟中国发生海战以后，中国上下普遍都已经认定，未来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就来自日本，所以，当日本舆论强调中国应该分裂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维持国土完整。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稍稍喘过气来，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识就更加高涨，那时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嘛。恰恰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和日本关于“满蒙”的争论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国学者，都强调大一统中国，强调满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属于中国。可是日本却始终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
顺便插一句，很长时间日本学界关于日本人的来源，就有一个日本人是骑马民族的说法，像江上波夫。明治以来，日本学界就常常探讨日本和朝鲜、满洲、蒙古国家和这些地区的历史、语言、人种、文化的关联性，所以，他们很奇怪地产生一种对满蒙也“有如国土”的感觉。
明治、大正年间，日本学界对朝鲜、满洲、蒙古的研究很兴盛，就是这个原因。这也刺激了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在“二战”的时候，打出联合东亚反抗英美殖民主义的旗号，进行侵略活动。可是反过来，他们对中国的肢解，恰恰也刺激了中国要捍卫中国多民族疆域的决心。
所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疆域史、中国民族史、边疆研究的热潮，好些现在还用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疆域沿革史》都是那时写出来的，《禹贡》杂志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像傅斯年写了《东北史纲》，也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顾颉刚去西北考察，也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1939年在云南发生的激烈争论，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
所以，从学术倾向到政治倾向，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产生了微妙的立场差异。后来，我看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的回忆，费孝通就说，渐渐他理解了顾颉刚的想法，是担心对于民族识别，影响到当时外敌威胁下的中国内部分裂，因此就主动不说话了。
显然，1939年的争论就是为了维护统一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现实的压力。在这个压力面前，学术分歧只好放在一边，全国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维护统一中国。最终，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著作。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所以来源也是一个，大家也都是亲人，所以中华民族、中国就应该是完整的。
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很少有人读，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罗梦册的《中国论》。他的这本《中国论》要说的话，和现在某些学者很像，就是论述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国家，我们就是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这个《中国论》，再对比北宋石介的《中国论》，大家可以看到将近一千年里，有关“中国”的焦虑始终存在。这是第二次有关“中国”讨论的热潮。
（三）
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
很多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这不是问题嘛。按照现在的观念，“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民族有五十六个，人口差不多十四亿，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为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崛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国力变强之外，也有内外两方面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当中国崛起，中国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冲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嘛！利益要重新调整嘛！
打个比方，好像一个很挤的车厢，车厢里只能容五六个乘客，这五六个乘客都规规矩矩站着就算妥了，可是，现在有一个乘客突然变得胖起来，胖了以后原来各自占有的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会不会引起冲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间，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就要对自我重新界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当国家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就越来越厉害。不平衡的情况下，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凭什么要认同，在什么共识上认同？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所谓“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因此，这里面就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因此，学术界、思想界会来讨论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显然，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就此讨论了很久，当然是关起门来讨论，大家都觉得，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法律的问题，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更不是法律学家，我们讲不清楚，但有一些问题，我们觉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
什么问题呢？我们回想了一下，可能是面临一些内与外很棘手的麻烦。这些麻烦，归纳起来是三类：一类是民族问题，一类是周边问题，一类是国际问题。这些都反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中国应该怎样安顿自身。这就是我们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大背景。
这些背景，使得学术界不能不关注“何为中国”。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基金会的讨论，问题是如今什么领域的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中，有几个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疆域，一个是族群，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国家，还有一个是认同。我们今天讨论“何为中国”，其实，围绕的就是这五个关键词。
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我们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开处方、动手术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从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