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3年入伍。入伍第三年，我便当上了班长，手底下带过三茬新兵，连队十二个班长比武考核，我回回都能挤进前三。但每次看到干部宿舍门口挂着的军装，总觉得肩膀那块空落落的。
其实前两年有过两次提干机会。头一回是1976年，我刚升班长那会儿。连里有个提干指标，当时三班长刘志勇和我都在候选名单里。老刘比我早当一年兵，山东沂蒙山人，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
记得新兵连那会儿，他已经是副班长，总爱教我们叠被子的窍门——得用茶缸装热水熨出棱角。连长和他是同乡，逢年过节总叫他去办公室帮忙写家信。
那次提干结果出来后，我落选了，炊事班长老张拍着我后背说："别急，你才当班长半年。"
1977年开春，团里要选人去师教导队集训，说是集训回来就能提干。全连百十号人眼巴巴盯着这个名额，连长和指导员为这事红过两次脸。
有一天傍晚，我在器械场碰见五班长老郑，他正给单杠擦防锈油。这个河南汉子和我同年入伍，四百米障碍能甩我半圈，就是说话总卡壳。
他拿油布抹着铁杆说：“听说了吗？连长想推荐你，指导员想推荐王建勇。”
王班长是城里兵，父亲在县革委会上班，每个月都能收到家里寄的麦乳精。新兵连我俩睡上下铺，他对我还挺照顾的，和他竞争我心里其实没底。
集训名单上报前，班里几个兵把我叫到宿舍。河北兵小李蹲在床沿上说："班长，我们联名给你写了推荐信，明早就交连部。"
我捏着烟盒心里直打鼓，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但最后出于私心还是没有拦住他们。
第二天早操结束，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窗台上的绿漆都剥落了，他手指头敲着推荐信说："你这是搞山头主义。"
我盯着墙上的主席像没敢吱声。文书小赵后来悄悄告诉我，那天连部开会吵得像菜市场，连长摔了搪瓷缸子。
当年秋天，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产生了退伍参加高考的想法。一天晚上，我摸黑找到连长宿舍。他披着军大衣听完我的退伍申请，叹口气说："回去考大学？你高中课本早当引火纸烧了吧？"
我说：“反正留在部队也没机会提干了，我还是退伍吧！”
连长拗不过我，批准了我的退伍申请。
七月回乡那天，公社派了辆拖拉机来接。驾驶座底下塞着我当兵四年的全部家当：两套洗白的军装、三等功奖状、还有半包没抽完的黄金叶。村口老槐树下，母亲撩起围裙擦眼睛，父亲把旱烟杆在墙上磕了又磕。
回家复习了三个多月，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场设在县中学，教室窗户缺了三块玻璃。监考老师裹着棉大衣来回踱步，钢笔水冻得写不出字。
放榜那天，我在红纸上找了五遍自己的名字，愣是没找到。倒是看见了妹妹的名字，排在师范学院的录取名单头一行，用红油漆描得格外显眼。
落榜后，我选择了复读，复读的那几个月日子真不好过。每天天不亮就着煤油灯背书，灶台上总温着半碗玉米糊。母亲把鸡蛋都攒给妹妹带走，我啃着咸菜帮子做三角函数题。第二年夏天再进考场，手心汗湿得差点握不住笔。
好在付出还是有回报的，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那天，邮递员骑着二八大杠在晒谷场喊我名字，把通知书交到了我的手里。
去大学报到那天，我特意绕道公社大院，看见当年当兵体检的卫生院改成了供销社。
大学四年过得飞快。实验室的烧瓶和部队的汽车零件一样难伺候，不过倒车入库练出的耐心派上了用场。毕业分到西安东郊的科研所，报到那天管人事的老杨说："咱们这儿汽车兵出身的研究员，你是头一个。"
后来，我到了该结婚的年纪。锅炉工老周说给我介绍一个。他媳妇在纺织厂上班，说有个返城知青姑娘叫王秀梅挺合适我的。
我和王秀梅见面约在人民公园，她穿件蓝底白点衬衫。她说去年差七分没考上大学，说话时总盯着自己的黑布鞋。
王秀梅家里条件很好，父母都是小学老师，我们谈了三个月才确定关系，婚礼在科研所食堂摆了六桌。岳父戴着老式圆框眼镜致辞，说女婿是"部队培养的好苗子"。
如今，我和妻子都已经退休，安享晚年，在三亚买了房子定居了下来。我们唯一的儿子也很有出息，高考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部队，现在已经提干，成了一名副团级干部，算是帮我了当年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