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导 读：
本研究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朋友圈倦怠行为的本质，并进一步对朋友圈倦怠行为的表现和形成机理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个体及平台方合理看待和应对朋友圈倦怠现象提供参考。
一、引言
据近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微信朋友圈（以下简称“朋友圈”）的使用率在2017年达到峰值87.3%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1]。对于用户而言，朋友圈吸引力的削减已成共识，青年群体逃离朋友圈尤为明显。《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6年80后及90后最爱刷朋友圈、95后最爱发朋友圈[2]，而2018年最爱刷朋友圈的群体转变为70后及55岁以上的用户[3]，朋友圈活跃群体逐渐由青年变为中老年。从广泛的社会事实来看，青年群体逐渐降低朋友圈使用频率和减少朋友圈使用时间，出现了较为突出的社交媒体倦怠行为。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于社交媒体中的朋友圈平台，探索青年群体朋友圈倦怠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和形成过程。
学界针对具有特定属性的社交媒体（如熟人社交平台朋友圈）倦怠行为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整体性层面的分析。一是界定了社交媒体倦怠的内涵。Ravindran等将社交媒体倦怠定义为“一种主观的、多维的用户体验，包括使用社交媒体时产生的疲劳、烦恼、愤怒、失望、防范、兴趣丧失或需求/动机减少的感觉”[4]，这种界定侧重于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心理特征。还有研究聚焦于行为表现层面，将社交媒体倦怠描述为用户逐渐减少社交媒介使用频率或逐渐退出社交网站的现象[5]。通过以上两种不同的定义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倦怠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包含了心理倦怠和行为倦怠两个方面。此外，Zhang等认为信息超载导致社交媒体倦怠[6]。Wen的研究则指出社交媒体倦怠是一种慢性倦怠，并负面影响用户持续性使用社交媒体的意图[7]。二是针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普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包含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等关键变量的模型，系统地论证了各因素如何独立或协同作用于社交媒体倦怠现象。目前，已证实的相关性因素有隐私问题[8]、过载问题（含信息过载、社交过载、系统过载等）[9]、错失恐惧[10]、社会比较[11]、角色压力[12]以及社会和环境因素[13]等。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定性研究的分析，例如薛静和洪杰文基于访谈资料构建了社交媒体倦怠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社交媒体倦怠的压力源分为环境压力、角色压力和情境压力三个方面[14]。李静具体分析了青年的社会比较活动对于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15]。三是聚焦于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后果，特别是探究这种倦怠现象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及社交互动质量。目前，诸多研究都指出社交媒体倦怠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16]。杨园园认为社交媒体倦怠不只有负面作用[17]，朱楠进一步以“已读不回”为例提出社交媒体倦怠是一种发挥个体主体性的反连接，对用户具有“赋权”作用[18]。张杰、马一琨指出朋友圈“仅三天可见”这一具体的倦怠行为具有正面效果，能够帮助用户缓和情境崩溃引发的冲突[19]。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不足和拓展空间。一是对社交媒体倦怠的性质界定模糊。现有研究多根据倦怠的产生原因和现实表现进行界定，较少论及社交媒体倦怠更深层次的性质，也未对倦怠行为和退出行为进行区分。二是未考虑到朋友圈平台的特殊性。目前学界多关注整体的社交媒体倦怠行为，具体以朋友圈倦怠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尚且不足，较少分析朋友圈这一熟人社交媒体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体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微信朋友圈与其他国内社交媒体有着诸多本质上的区别。第一，朋友圈是相对封闭的个人社区，仅向个人微信通讯录好友开放，受众范围有限。而其他社交媒体（如微博、抖音、小红书）更具公开性，没有受众范围限制。第二，当前国内绝大部分社交媒体均服务于“陌生人社交”，朋友圈是少有的定位于“朋友间的社交”即“熟人社交”的平台。第三，与“内容社区”不同，朋友圈社交以人为中心，围绕具体的“人”建立社交关系。三是以横向研究居多，缺乏纵向对于因果关系及过程视角的系统分析。虽有部分研究从某一具体视角分析了倦怠过程的形成机理，但单一视角的限制难以体现出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朋友圈倦怠行为的本质，并进一步对朋友圈倦怠行为的表现和形成机理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个体及平台方合理看待和应对朋友圈倦怠现象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朋友圈倦怠行为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包含了复杂的心理因素并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访谈对象的朋友圈倦怠行为进行全过程了解，并尽可能全面剖析他们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中的心理感受及行为选择。
本研究对于访谈对象的选取原则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属于青年群体。根据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界定，青年群体的年龄范围为14—35周岁[20]。由于我国绝大部分14—18岁群体要么没有达到微信的注册门槛（例如不拥有实名认证的手机号或智能手机），要么因学业压力较重而缺少使用朋友圈的时间，本研究主要选取18-35周岁的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其二，出现了朋友圈倦怠行为，具体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发布、互动及浏览朋友圈的频率显著降低。需要注意的是，朋友圈使用并未明显减少以及一直较少使用朋友圈的用户均不是本研究所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基于此，本研究线下招募了15名符合选取原则的受访者。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在20—35岁，其中男性6名，女性9名，学历涵盖本科、硕士及博士，且包含了学生群体及已就业群体。受访者详细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确定访谈对象后，笔者对他们分别进行了一次30—120分钟的深度访谈，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回访。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受访者的朋友圈使用现状及倦怠行为展开：一是倦怠表现，即在使用朋友圈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倦怠行为；二是产生原因，即哪些因素导致了倦怠行为；三是心理感受，即倦怠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与变化过程。根据访谈结果，笔者发现受访者的朋友圈倦怠行为集中表现为发圈、互动和看圈三种行为的减少，且这些倦怠行为的形成过程具有共性特征。
三、朋友圈倦怠行为的表现
朋友圈作为一种网络社交平台，主要有刷圈、发圈以及互动（点赞和评论）三种功能设置，对应朋友圈的三种用途，即信息获取、自我呈现、社交互动。结合访谈材料，本研究将朋友圈倦怠行为的表现分为三类，分别是“不发圈”“不互动”“不看圈”，用户可能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倦怠行为，且三种行为彼此相关、互相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用户“不发圈”“不互动”“不看圈”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完全停用”，而是一种倾向于“不使用”的状态，即逐渐减少使用的过程。
（一）“不发圈”：自我呈现的退出。“不发圈”是朋友圈倦怠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既包括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包括发圈性质的变化，即从主动性发圈转变为被动性发圈。受访者A3表示自己“以前主要在朋友圈分享生活日常，一年可以发上百条……工作后除了被迫转发一些公司的推送和广告，自己发朋友圈很少很少了”。朋友圈的发圈功能服务于用户的自我呈现，是用户分享生活和展示自我的途径。发圈数量的递减趋势体现了用户在朋友圈中自主退场的倾向；同时，发圈性质的变化导致用户的无效发圈增加，即使发圈总量未必减少，但与用户本身想要通过朋友圈进行自我呈现和社交互动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不互动”：社交互动的沉寂。“不互动”是朋友圈倦怠行为的另一种典型表现。互动是双向的过程，点赞对应被赞，评论对应被评论。个体层面上，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发朋友圈的被点赞和被评论数量越来越少，同时自己也不再频繁地去点赞和评论他人。平台层面上，朋友圈互动的减少直观地体现为朋友圈的沉寂。多位受访者表示“大多数朋友圈下面的点赞和评论数量在肉眼可见地减少”，并且“现在打开朋友圈已经没有多少内容可以点赞和评论了”。点赞和评论是用户与好友进行互动的方式，能够维护和加强社会交往、增加社会资本[21]。用户通过点赞来表达对好友的认可和赞赏，通过评论与好友传递情感、维持关系，一些用户甚至将点赞和评论数量视为自身人缘好坏的评判依据。用户减少点赞与评论实际上是一种社交回避行为，这一行为导致朋友圈这一社交互动平台转变为部分用户的自说自话，发圈得不到反馈和回应，朋友圈陷入沉寂状态。
（三）“不看圈”：信息获取的放弃。“不看圈”是第三种朋友圈倦怠行为表现。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看圈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打开朋友圈的频率也愈来愈低。例如，受访者A14曾将刷圈作为“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如今却“好长时间都想不起来看看朋友圈”。但相比于前两种倦怠行为，出现看圈倦怠行为的受访者较少，且未出现彻底关闭朋友圈的情况。看圈是用户了解好友生活状态与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不看圈意味着用户不再通过朋友圈获取好友信息，继而失去了与好友维持关系的一个情感链接纽带。由于出现看圈倦怠行为的用户通常也会相应地减少浏览朋友圈以及与好友互动，因此可以认为看圈倦怠是最深层次的一种朋友圈倦怠行为表现。
四、青年群体朋友圈倦怠行为的生成机理分析
朋友圈倦怠生成过程复杂，既包含了个体复杂的心理动机，也受到社交媒体平台迭代升级的影响。动机理论认为人的动机和行为取决于内外部动因，内部动因来源于个体本身的兴趣和自发驱动力，外部动因是由外部力量和外部环境激发而来的动机。前者满足内在心理需求，后者则是为了获取工具价值[22]。内外部动因理论为本研究理解和分析朋友圈倦怠行为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合理的视角。基于此，本研究从内在个体层面和外在环境层面分析朋友圈倦怠行为的生成机理。
（一）错失恐惧与信息过载：朋友圈使用悖论。错失恐惧即个体担心自己因缺席某事而错失益处的心理感受，其特征是渴望一直知晓他人所做之事[23]。在社交媒体日益发展的当下，错失焦虑已成为个体普遍的心理问题[24]，用户因害怕错失重要信息而“主动”且“反复”打开和浏览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则是一种信息量超出个人在给定时间单位内吸收或处理信息能力的状态[25]，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无法处理过多的信息[26]。既有的研究证实错失恐惧症与社交媒体倦怠有关[27]，信息过载也被认为是社交媒体倦怠的根源[28]。
通过访谈材料分析发现，信息过载与错失恐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产生。首先，错失恐惧与信息过载易引发倦怠心理，多位受访者都承认曾经历过错失恐惧和信息过载的两难情况，并描述了当时纠结和焦虑的心理状态。具体来看，错失恐惧让用户想穷尽朋友圈中的所有信息，而信息过载则为用户提供了超过人们吸收和处理能力的信息量，进而形成了朋友圈使用悖论，即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的无限性之间存在张力，用户永远无法穷尽所有信息。信息过载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错失，并强化了因错失而带来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其次，倦怠心理进一步促使倦怠行为产生。一方面，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处理信息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29]，信息超载会让人们倾向于关闭社交媒体[30]；另一方面，错失恐惧让用户对朋友圈保持一定的好奇心和浏览的欲望。两种相反行为导向的心理状态让用户在减少朋友圈使用的同时，稳定处于“使用”和“不使用”的中间状态，进而形成朋友圈倦怠行为。“睡觉前总想着要把之前没看完的朋友圈看完，害怕错过朋友们的重要信息导致下次见面出现‘断片’的情况，也担心错过一些有价值的推送……但现在朋友圈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有时候刷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刷完就觉得有些浪费时间，越刷越烦躁。”（A1）
（二）印象管理与受众变化：发圈成本增加。Walther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营造的“超人际”环境使用户有策略地运用技术和语言符号来控制线上自我呈现，呈现出积极、理想化的自我[31]，这一过程即戈夫曼所言的印象管理。Tedeschi进一步依据动机差异将印象管理分为获得性印象管理和保护性印象管理，前者是为了获得赞扬，后者是为了避免消极评价[32]。朋友圈中的印象管理是通过发圈和互动实现的，用户通过发朋友圈构建自我形象从而进行获得性印象管理，通过控制受众的评价反馈进行自我形象确定以实现保护性印象管理。近年来，朋友圈的受众数量增加、构成愈加复杂、出现弱关系受众，这都增加了个体进行保护性印象管理的负担，受众的不可控性对个体的保护性印象管理造成影响，继而引发社交媒体倦怠行为。具体来看，印象管理与受众改变之间的张力，通过以下四条路径促使用户产生朋友圈倦怠行为。
第一，直观来看，受众数量的增加提高了用户进行印象管理的时间成本。面对“前台”大量的好友和工作伙伴，用户在发朋友圈时既需要考虑内容对所有好友是否适宜，还需要进一步分组选择可见好友或屏蔽不可见好友，这让发朋友圈变得烦琐和费时。对于用户而言，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增加会被视为资源和精力的损失[33]，用户基于理性选择而减少发朋友圈行为。同时，发朋友圈复杂的准备工作和功能设置会让用户感到不舒服、疲倦甚至精疲力竭，这也会导致倦怠行为的产生[34]。有多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设置朋友圈可见好友时因为“分组和屏蔽过于麻烦”而最终选择放弃发朋友圈。
第二，受众构成复杂，给予用户构建自我形象的角色压力。一方面，朋友圈好友具有扁平化特征，不同关系的好友在朋友圈内部形成多个相互平行、自成体系的圈子；另一方面，朋友圈平台不受时空限制，不同圈子的好友始终“在场”与“监督”。因此，不同于线下人们通常在特定时间与场景应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用户发布朋友圈时需要同时考虑来自不同关系维度的人对其的不同角色期待，并践行不同的角色规范。这往往会超出个体能够维持和应对的最高社交人数（“邓巴数字”150人，即邓巴推断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约为150人），继而形成一定的角色压力。已有研究也证实角色冲突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35]。由此可见，面对复杂的受众，个体角色压力倍增，进而在使用朋友圈时产生了倦怠行为。“在发朋友圈时，会想到分享的文字配图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在炫耀，吐槽一件事情时害怕别人觉得我矫情，抱怨生活的不顺怕让家人担心，吐槽加班又怕让领导看到。有时候刚发完就想删掉了，因为很难保证自己发的朋友圈内容对每一位好友都是合适的。”（A7）
第三，弱关系渗入朋友圈让用户将隐私安全纳入发朋友圈考虑范畴。弱关系连接的好友是指除了亲朋师友等熟识群体，只有微弱联系的陌生人，例如微商经营者和快递员等。随着微信用户规模的拓展、产品功能的丰富，陌生人群体进入诸多用户的朋友圈[36]，致使用户的隐私安全面临威胁。以受访者A13为例，他与微信通讯录里1000多名好友中的绝大多数人仅维持过暂时性或一次性联系，并且“不敢在朋友圈公开发布较为私密的信息”。其他受访者也都提到“发布朋友圈越来越谨慎”的现实情况。Bright的研究表明，隐私担忧是社交媒体倦怠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37]，用户越关注其社交媒体隐私就越有可能表现出更严重的社交媒体倦怠[38]。当朋友圈赖以生存的熟人社交环境在弱关系的侵入下逐渐瓦解，私人生活面临公开化的风险时，用户出于隐私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更加谨言慎行甚至不言不行。
第四，受众的不可控性让用户产生“被评价焦虑”和“被评价恐惧”。庞大的好友规模让朋友圈的评论反馈变得难预测和不可控，这强化了部分用户的被评价焦虑及被评价恐惧。被评价焦虑主要表现为过于在意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数量，例如受访者A5在发朋友圈后会反复查看点赞数量，将个人人缘与点赞数量挂钩，继而产生发朋友圈的心理负担；被评价恐惧则是用户害怕被评判的一种心理，正面和负面的评价都对在线自我披露的次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了维护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形象，个体会通过减少社交互动来减少被评判的机会，从而形成社交回避和消极社交[39]。在朋友圈中，用户担心发圈无人反馈或得到的反馈与自己构建的形象不相符，于是选择减少发朋友圈，降低被评判的可能性。“发了朋友圈也没几个人点赞和评论，感觉发了个寂寞，还不如不发。”（A5）“每次发照片都很纠结，别人夸吧不知道怎么回复，还有些人评论说美颜太重、P图太明显啥的，就很生气。”（A2）
（三）社会比较与心理压力：看圈意愿降低。费斯廷格在社会比较理论中指出，人类具有评估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驱动力。个体在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会以他人为准进行自我评价。并且，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能力或观点接近的人进行比较[40]。朋友圈无疑是用户进行社会比较的天然平台。一方面，用户在朋友圈中有较多彼此熟悉的同质性好友，他们都是潜在的社会比较对象。例如同学、同事都属于同质性群体，群体内部成员的能力与观点都较为接近，更易相互进行社会比较。另一方面，朋友圈的自我呈现与展示功能能够帮助用户随时随地获得社会比较的素材。用户只需打开朋友圈并进行浏览就能快速了解到其他好友的生活状态，进行社会比较。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证明社交媒体容易诱发社会比较，尤其是开展向上社会比较[41]。在访谈中，多名用户的表述也体现出了他们自发性社会比较的心理。“为什么都是研究生，人家就过得这么快活呢？我看他上周才发朋友圈去上海玩，这周又去北京了。而我每天都在焦虑写不出论文，毕不了业。”（A2）“我的很多同学还在继续读书，每天的朋友圈内容都是在校园的精彩生活。我一个社畜每天累成狗，工资还少得可怜。”（A10）
朋友圈催生出的社会比较主要为向上社会比较，并形成了一种朋友圈鄙视链，对个体发展具有消极的后果。在这一鄙视链中处于顶端的为“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社交定力，不需要通过发布朋友圈来提高存在感[42]。处于朋友圈鄙视链中下端的用户不断地进行着向上社会比较，形成“己不如人”的自我认知结论，进而削弱自我效能感，产生消极心理。例如，社交平台上流行的“羡慕嫉妒恨”“朋友越‘晒’你越‘伤’”等网络语言都是对向上社会比较后果的调侃性总结。此外，Kyungeun的研究证明，社会比较通常会引发焦虑、抑郁、嫉妒等消极心理[43]。“相比于别人在朋友圈发布的精彩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根本不值得发一条朋友圈。”（A4）“你看朋友圈全是考公上岸的人，为啥人家考公一下子就考上了，学霸的脑袋瓜子就是不一样……你说我是不是智商就比人家低很多。”（A2）
社会比较所产生的消极心理挫伤了用户发布和浏览朋友圈的意愿。其一，长期向上社会比较会让用户产生挫败、焦虑和嫉妒心理，身心俱疲的用户于是选择“眼不见心不烦”，尽可能减少浏览朋友圈。其二，向上社会比较催生了用户的自卑心理。一方面，自卑等情绪强化了用户的消极心理，使其更加消极地看待自己的生活状态，陷入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即“无事可发朋友圈”；另一方面，纵使自己取得一定的成绩和进步后，也容易低看自己的成绩而“不好意思”发朋友圈；此外，更多的用户则担心发圈后被其他“更厉害”“更优秀”的好友所鄙视和嘲讽。由此可见，社会比较产生的心理压力削弱了个体的倾诉欲与分享欲，进而引发他们的朋友圈倦怠行为。“考研调剂之后还挺开心的，总有学校上了嘛，那时也想发个朋友圈，不过打开朋友圈发现都是上名校的，自己还是不去丢人了吧。”（A4）
（四）社会角色及生活状态改变：使用需求变化。本研究发现工作初期是朋友圈倦怠现象产生的分水岭，大部分受访者发布的朋友圈数量在学生时期和工作阶段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受访者将社会角色和生活状态的改变视为产生朋友圈倦怠行为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四项因素造成了用户在朋友圈使用上的改变。
1.时间因素。可支配时间的不同影响了朋友圈使用频率。青年群体的学生时期主要在大学，总体可支配时间充足且灵活性强，拥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使用朋友圈；工作群体的时间安排较为固定，“朝九晚五”制工作，休闲时间减少，朋友圈使用时间也被压缩。已有研究显示时间压力会强化个体的社交媒体倦怠行为[44]。“大学那时候闲呗，有时候上课都会偷偷刷刷朋友圈。”（A8）“还是太忙了，有空就好好休息、陪陪家人。有时候都想不起来刷朋友圈。”（A14）
2.社交需求。社交需求程度决定了朋友圈使用意愿。社交是学生群体的重要活动，初入大学的大学生们脱离了熟悉的家乡环境进入陌生的大学校园，此时认识新同学、结交新朋友是他们适应新环境的重要环节。朋友圈是学生群体进行人际交往的有效工具，信息询问、社团宣传、通知公告都可以在朋友圈发布，并得到及时回应。多名受访者表示，在大学初期几乎每周都会发布与社团活动相关的朋友圈。对比之下，当社会角色转变为职场工作者时，个体日常生活以完成工作和照顾家庭为中心，社交圈稳定，较少通过网络空间拓展人际关系。可见，工作群体对于社交平台朋友圈的需求程度远低于学生群体。“读大学的时候，大家主要都是社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圈都特别多，但是社畜只有工作，朋友圈又不能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就很别扭。”（A10）
3.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变化影响了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大学时期生活多元，丰富的校园生活为发朋友圈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一名受访者在大学期间曾将朋友圈作为“电子日记”，用来记录和分享校园生活的各个时刻。工作群体生活状态较为单一，生活节奏紧凑，可分享的内容不足。受访者普遍认为，日常生活在忙碌和加班中度过，失去了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热情。“读大学的时候啥都发，各种吃喝玩乐都有。不只是我，周围同学都是这样的，几天不晒圈憋得慌。”（A8）“工作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单位，也没怎么出去玩过，让我发朋友圈也不知发什么了。”（A13）
4.朋友圈生态。朋友圈生态变化改变了用户的使用成本和使用兴趣。未入社会的学生群体社交属性较为单一（以同学为主），发朋友圈成本不高、顾虑较少。例如，多名受访者在大学初期所发布的朋友圈以公开形式居多，直接避免了设置分组和选择可见好友的时间成本。进入职场的工作者的朋友圈逐渐被弱关系渗透，在被陌生人充斥的朋友圈里，他们使用朋友圈的风险增高、使用兴趣减退。“工作和生活中加的乱七八糟的人太多了，我的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的圈子了。”（A10）
（五）功能变迁与用户认知变化：朋友圈新定位。综观朋友圈的发展历程，朋友圈从分享生活和社交互动的平台逐渐发展成为工作宣传和商业营利的工具，朋友圈的价值属性逐渐减弱，而工具属性增强，用户也相应改变了对朋友圈的定位。
朋友圈作为一种社交平台，其基本功能是社交互动、自我呈现以及获取信息。在这种定位下，个体将朋友圈视作获取好友信息和释放倾诉欲的一方净土，刷朋友圈、发朋友圈、互动也是个体日常休闲娱乐的一部分。“我很怀念以前的朋友圈，那时候大家都是分享生活，想了解朋友们生活得怎么样，刷刷他的朋友圈就可以了……而且有时候一刷朋友圈就停不下来，一直刷完所有没看的内容才退出。”（A3）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朋友圈定位出现转型，其工具属性不断被开发和强化，原有的朋友圈生态逐渐被打破。尤其是2014年微信推出了“企业号”（微信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移动应用入口），注册企业号的主体可以面向“客户朋友圈”发布消息，这对朋友圈熟人社交平台的定位产生较大冲击。2015年，朋友圈新加入了广告推送业务，逐渐采用图片、文字、视频等呈现方式将商业化内容引入到由熟人关系构建的朋友圈中，商业的介入瓦解了基于熟人朋友圈构建起来的社会信任，正向影响了用户的倦怠行为。Laura和Kelty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交媒体中广告的侵入性越强，用户就越有可能出现社交媒体倦怠[45]。除了官方平台的操作，企业账号以及个人账户也开始挖掘朋友圈平台的商机。各大企业注册微信企业号在朋友圈进行广告宣传，个人代购以及微商逐渐席卷了朋友圈，部分公司及单位要求员工发布朋友圈进行工作宣传。此外，新兴的打卡、积赞、拉票形式的人情绑架也强化了朋友圈的工具属性。至此，原本温情脉脉的社交圈被打破，广告过载、无关信息堆叠，用户不堪重负。无关信息过载直接减少了用户的朋友圈浏览量。朋友圈生态的变化与功能的变迁，让其从社交平台的定位转变成营销和宣传的工具，这违背了用户使用朋友圈的初衷，导致了朋友圈倦怠行为。“现在的朋友圈就是一个大杂烩，内容很复杂，我想要从朋友圈看信息就很难……特别是当朋友圈都是带货或者打广告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放弃朋友圈了。”（A10）
（六）多元平台发展与用户分流：朋友圈被替代。朋友圈倦怠行为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兴盛，可替代的媒介种类多样，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媒介逐渐被以内容为中心的社交媒介所替代。具体而言，朋友圈在功能界面、交流属性、现实影响等方面与青年群体的需求不匹配，对其吸引力减弱，进而出现青年用户使用量以及用户活跃度的下滑。
一是功能界面。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2020年中国移动社交行业年度研究报告》显示，年轻用户更青睐轻松、趣味的社交形式，偏好新潮、有趣、多元的社交场景[46]。朋友圈功能界面对于青年群体明显缺乏吸引力，它仅能提供简单的文字、图片、视频发布方式，且具有文字字数限制（长文字会被折叠）、图片数量限制（9张）、视频时长限制（30秒）及画质压缩等局限性。同时，朋友圈互动方式比较单一，仅支持文字及默认表情评论和回复。对比之下，泛娱乐化的内容社区界面更加丰富美观、形式更加新潮活泼、功能更多样有趣，更加符合青年群体对于社交媒体的需求。“我更喜欢丰富和有趣的平台界面，发布图文会选择小红书，发布视频选择抖音，学术想法会发在豆瓣上。”（A7）
二是交流属性。微信朋友圈是相对封闭的个人社区，分享的信息偏向朋友之间的交互；微博、小红书、抖音等是基于社交关系进行信息传播的公开平台，用户关注的内容多为基于兴趣的垂直细分领域[47]。当用户想要查看或发布与兴趣相关的内容时，朋友圈不在其首要考虑范围内。此外，在大数据与算法的加持下，内容社区更能精准捕捉到用户的需求并进行推送，成为用户的“时间熔炉”。“朋友圈局限太大了，就是自己的社交圈，但是你不能保证社交圈都是和你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像我是个二次元迷，在朋友圈发这些基本很少有人搭理我，连点赞的都很少。但是微博有圈子，公开发布，你就可以吸引同样爱好的人，大家既有共同话题聊，也不会尴尬。”（A10）
三是现实影响。相比于陌生人社交平台，朋友圈平台的好友对用户本人的熟悉程度高、可及性强、现实接触的可能性大，这意味着用户在朋友圈发布的内容更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对本人产生影响。但由于信息和理解的不对称，发布者可能会与好友产生误会和隔阂，进而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与争端，用户会将部分原本计划发布在朋友圈的内容转移到其他社交平台上。“微博就像我的负面情绪垃圾桶，之前发在朋友圈，刚发完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索性发在这个他们不使用的平台上。”（A2）
此外，除了其他竞争性平台的分流作用，微信自身为了应对整体的朋友圈倦怠现象也积极开发了替代产品，其中较为突出的产品是视频号。据2023年微信公开课提供的数据，视频号用户的总使用时长已经超过了朋友圈用户使用时长的80%，消费市场也正在逐步接近朋友圈。
五、结论与讨论
（一）朋友圈倦怠行为：用户的妥协与自救。本研究认为，朋友圈倦怠行为是用户逐渐降低朋友圈使用频率和使用强度的一个持续性过程，倦怠心理导致了倦怠行为。从性质上分析，朋友圈倦怠行为介于“持续使用”与“完全停用”朋友圈之间，它仍然包含“使用”行为的存在，但逐渐趋向于“不使用”；虽丧失了积极使用朋友圈的热情，但未完全出现中辍、退出行为。同时，如果说“仅三天可见”是产品开发商和用户对于朋友圈危机所做出的积极调适，那么朋友圈倦怠行为则更加指向用户对于朋友圈的消极使用倾向。
从用户角度来看，本研究分析了朋友圈倦怠的生成机理。其一，错失恐惧与信息超载导致的朋友圈使用悖论让用户出现了倦怠心理和倦怠行为。其二，好友数量的增长改变了整体的朋友圈生态，用户在使用朋友圈时用于印象管理的成本增加、风险增大、负担增重。其三，朋友圈内容容易诱发向上社会比较，进而产生心理压力，降低朋友圈的使用意愿。其四，随着用户社会角色以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他们对朋友圈的使用需求减少。这显示出用户与朋友圈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一，用户使用朋友圈的必要性减小且使用阻力加大；第二，过量的朋友圈使用给用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大量负面情绪的累积给用户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使用朋友圈是用户基于理性的主动选择，对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有益。
无论是积极使用还是消极不使用朋友圈，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仍值得我们关注。正如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言，在社交网络中，自我如商品一般被展示，网络朋友则作为观众为我们鼓掌喝彩、提供关注[48]。异化的自我、戴上面具的表演以及观众的无形压力让个体疲惫不堪。社交过载和错失焦虑让人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被评价焦虑和被评价恐惧则可能造成分享欲被压抑。此外，社会比较造成的自卑心理和嫉妒心理，信息过载导致的认知矛盾和自我困惑都是现实存在的棘手问题。如今，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交媒体给用户造成的任一心理问题都可能关乎众多个体的心理健康。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政府都应当正视及重视社交媒体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让社交媒体真正服务于人、造福于人。
（二）朋友圈的被替代：算法重构社交关系。从平台角度来看，朋友圈被替代体现出人们对于社交媒体偏好的一个新趋势：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媒体逐渐被以内容为中心的媒体所取代。用户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内容而非人进行社交。这与我们传统的人际交往逻辑有着根本的不同，过去熟人社会下我们“托人办事”，如今我们“因事寻人”，我们与人交往不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与我们存在关系（例如血缘、地缘关系），而是这个人具有我们需要的技能、知识等。
这一新趋势体现了陌生人的胜利。如今，社交媒体愈来愈成为人们彼此间联系沟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然而它也使我们的社交对象逐渐从熟人转向陌生人群体，社交关系由血缘、地缘、业缘等逐渐转为趣缘和信缘。这一转变看似消除了自我与他者的距离，实际上也消除了自我与他者的关联，让现实世界的人们渐行渐远。我们不再与某个具体的人交流，而是与某个符号互动沟通。我们得到了高效精准的信息与回应，却丢失了真实可触碰的人情冷暖。同时，这种转变造成了自我的异化和碎片化。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个体在脸书上拥有众多的好友体现出自身缺乏个性和形态[49]。无个性的人是灵活变通的，能够呈现出任何一种形态，承担任何一种角色和任务，但唯独失去了真实的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真实好友的缺场，以及与具体人的联系的丧失让我们逐渐失去个性，人被异化为一段代码，成为万千网友中的一员。
内容社区的胜利更是算法的胜利。实际上，没有算法的支持，陌生人社交困难且烦琐，进而也难以取代更为便捷和安全的熟人社交。如今，我国较大的内容社区（如微博、小红书、抖音等）都有算法的加持，算法和大数据的利用可以帮助平台精准捕捉用户的喜好，并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算法重构了人们的社交关系，消解了真实情感在社交中的作用。最终，功利主义取代情感价值成为人们维系关系的纽带。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算法所赋予我们的社交关系具有弱连接感和较高的同质性，它往往基于我们片面的和瞬时的兴趣点进行匹配和推送，并且自动过滤掉了与我们观念相左或漠不关心的内容。这种单一、浅薄的社交缺少否定性和他者的存在，降低了人类交往的多样性和深度，将导向一个更加单薄和无趣的自我。
（三）尚未终结：朋友圈的价值与未来。虽然朋友圈倦怠行为已普遍发生，但大部分用户仍未产生彻底的隐退行为，而是处于稳定的使用与不使用的中间状态。并且，在重要的节假日以及重要的人生节点，朋友圈依然会出现刷屏现象。人们并非不发朋友圈，而是只在特定的时间发朋友圈；与此同时，人们的朋友圈倦怠行为以减少发朋友圈和互动居多，通过看朋友圈了解朋友们的生活状态依然是诸多用户的一个习惯。
作为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熟人社交平台，朋友圈的价值和作用依然存在。其一，朋友圈是我们了解朋友生活状态和分享自己重要人生时刻的有效平台。其二，朋友圈社交具有情感慰藉作用。朋友圈中的内容大多是熟人间的日常生活，以及对身边事物的描述，内容更多地偏向于生活化、常态性和共时性，因此朋友圈中的内容更容易被熟人感知，由此引发情感共鸣。其三，朋友圈是极佳的互助和求助平台。朋友圈用户与大部分的好友之间彼此熟悉、信任度高，因此更利于实现群体团结和互帮互助。例如，水滴筹将朋友圈作为一个重要的筹款渠道。此外，中国社会注重人情与关系，这赋予了熟人社交更为深刻的意义，也决定了熟人社交平台具有重要的价值。最后，朋友圈用户与好友依靠情感与关系连接，而内容社区好友依托兴趣和需求维系关系。对比之下，前者的联系纽带比后者更为稳固和长久。因此，朋友圈或许无法恢复曾经的热闹，但短期内也不会被完全淘汰。
作为用户，我们需以平常心对待朋友圈的变化，以自己舒适的方式去使用它，找到自己的掌控感而非被朋友圈所掌控。正如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所言，对待朋友圈的应有态度或许是“不拒绝”“不依赖”[50]。对于平台方，要想打破如今整体的朋友圈倦怠现象，则要回归朋友圈的设计初衷。朋友圈是熟人社交平台，陌生人的不断闯入是对其根基的冲击，并造成朋友圈价值的过度消耗。只有解决好朋友圈泛化的问题，处理好弱关系渗入与熟人社交之间的矛盾，才能让朋友圈重回曾经的黄金时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数字技术重塑乡村社会的效果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批准号：22CSH03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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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欢.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J].青年记者，2025(03):103-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