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说该是万物复苏。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却带着点倒春寒的凛冽。告别这个魔幻的三月，盘点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会发现一条简单粗暴的逻辑正在上演：我审故我在，你辩故你滚。
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剧，主角们身份各异，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还有一群即将拿着二维码的律师。
剧本第一幕，发生在河南南阳。
主角叫毕祺祺，是个90后法官。他妈冀廷梅，一个曾经带着乡亲们搞玉器市场发家致富、拿过各种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连带着十几个亲戚，咔嚓一下，全进去了。
毕法官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母亲冀廷梅搞的市场，商户们交管理费，按材料里的说法，七百多个商户都站出来说“我们自愿的”，没觉得被强迫。可警方不信，非说这就是强迫交易，是涉黑，还放话威胁证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请律师有用？”
甚至连律师都被围堵，被称为“假律师”。
毕法官寻思，别人不顶用，亲儿子总得上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员可以给近亲属当辩护人。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题。他把申请递到南阳淅川法院。结果，法院拿着这道送分题，愣是做成了一道：
奥数压轴题。
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法院就是不给答复。上一级法院也打太极，“等回复。”
一个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内救自己的妈，发现自己被自己服务的系统给“等回复”了。这扇门，对他这个“内部人”都关得严丝合缝。
毕法官心里苦，但估计说不出。他爹妈被抓三年，他一直试图在体制内沟通，结果发现，越温和，越容易被当空气。
这扇门背后，可能藏着法院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也许是怎么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么回事。
毕竟，南阳这案子，怪事不止一桩：七百证人不如几句恐吓，律师阅卷难，看守所玩失联，案子还能拆开审：
程序正义？那是什么，好吃吗？
所以，毕法官能不能给他妈辩护，这真不是法律问题，南阳法院在等什么？等风头过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属自己放弃？
毕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转到浙江温州苍南。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
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
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
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这操作，让人梦回古代公堂——“大胆刁民，还不从实招来？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听则明”的老话，看来没传到苍南。他们可能觉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么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别废话，跟着检察院的调子走就对了。
王建东的律师想较真，提了管辖权、证据、公开审理这些基础问题。法院更干脆，直接把这些定义为“辩护意见”，然后以此为由：
剥夺了律师的出庭权。
这逻辑闭环了：被害人必须同意检方，律师质疑就是捣乱，捣乱就别来了。齐活。
所以你看，有时候，“被害人”这顶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没觉得疼，有人非按着你说：
你疼，你必须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要给儿子林军丞辩护。儿子被控敲诈勒索，说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讨债讨成了敲诈。老太太不信。
法院规格挺高，常务副院长亲自坐镇。一开始也挺客气，法官同意老太太当辩护人，口头也答应了可以复制案卷。
老太太心里刚热乎一下，没想到院长王良军发话了：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亲友辩护人“经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关键就在这“经法院许可”五个字。
解释权，看来牢牢掌握在院长手里。
于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来天）的庭前准备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堆积如山的案卷：
这哪是辩护？这是对老太太进行体能极限测试。
法律给了权利，现实砌了堵墙。这墙不高，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就是天堑。最终辩护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让你辩，也可以让你辩不成：
手段多得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四幕，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律师群体。
安徽蚌埠司法局灵机一动，给律师们发了个专属“健康码”。以后，律师事务所出函，必须带二维码。法院、检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师，请出示您的二维码。没有码，对不起，您的业务我们不受理。
美其名曰，“压实律所管理责任，减少私自收案收费”。
这码，仿佛成了律师执业的紧箍咒。以前是认章不认人，现在是认码不认人。万一系统抽风，或者信息录入稍有差池，律师们就得在办事窗口前，体验一把“码到成功”或“码上失败”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师执业行程码、大数据轨迹追踪？想想都带感。
最后一幕，必须得提提“刑辩不过山海关”的新注脚。
辽宁阜新，退休法官刘学慧被控“滥用职权”。二十年前，他递交审委会后，按院领导指示给一个重病犯人办了取保候审。如今，领导隐身了，他成了背锅侠。
辩护律师李进、杜明怀想调取当年的关键卷宗，法院说：
“没有必要。”
开庭时，律师想发言，刚说几句，法官就开始警告。李进律师讲了十分钟，一次训诫，直接被请出法庭。下午，杜明怀律师更惨，五分钟内，八次警告，一次训诫，也被请出去了。
辩护席空了。法官问被告人刘学慧：“你是自己再请律师，还是我们给你指派法援？”
这效率，啧啧。
律师的作用，在这里被压缩到了极致——大概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开庭了，有律师在场（过）”。
刘学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师！” 但声音，可能飘不出那个“没有必要”调取证据的法庭。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条文写得越来越细，程序规定越来越全，但实践中，那句“我审故我在”的潜台词，似乎总能压倒一切。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时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南阳的毕法官还在等回复；温州的王建东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亲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师预备扫码；阜新的刘学慧面对空席...他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挣扎。
这出戏演到最后，主角光环似乎只打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审”之上。至于其他人？无论是想说话的律师，喊冤的家属，还是试图自证清白的被告，剧本给他们的最终指令往往异常清晰：
你辩故你滚。
法槌落下，有时宣告正义，有时，也像重重关上的门。门外的人，看着门里模糊的光影，心里五味杂陈。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锁进某个保险柜了，毕竟，当存在感依赖于审判的绝对权威时，异议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铁门变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墙，看似透明，却更难逾越。开锁和关门的手法确实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终指向的目的地，好像从未改变。 然而，铁屋子纵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风，那偶然从门缝里泄露出来的光，或是几个清醒者绝望的呐喊，也足以让外面的人窥见几分内里的景象。毕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写，被逐律师的背影，还有那七百位证人的发声……
这些并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们是刻痕，是印记。
当“我审故我在”成为一种傲慢的宣告，“你辩故你滚”成为一种粗暴的驱逐时，总有人会记得，总有眼睛在看着。或许今日的力量对比悬殊，公道看似遥遥无期，但正如黑夜里无法完全禁绝星光，至少，三月的这些喧嚣与被压制的喧嚣，让我们听到了沉默被打破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艰涩。 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它或许蒙尘，或许被藏匿，但总有人记得它应有的模样，并在寻找让它重见天日的机会。
写于2025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