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系一起缅北涉诈案件，园区内有多个公司，底层员工皆以绰号互称，只有管理层才知晓真名，故沿用。
2023年11月，阿林涉嫌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被刑事拘留；次月被逮捕。2024年1月，接受阿林亲属委托为其辩护，初次会见受阻。与办案机关沟通无果，通过司法局（律协）协调并到某检控告，才得以会见。
2024年6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期间退侦一次。2024年8月，补充侦查完毕移送起诉，与某检沟通，提出律师意见如下：认可阿林实施偷渡行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但不属于《刑法》第322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之一，不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具体不展开。
为什么没有就诈骗罪提出意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案件存在第二次退侦的可能；其二，阅卷后，对偷越国（边）境罪的观点是无罪，可先行提出；诈骗罪则作罪轻辩护，待某检的量刑建议提出后，有针对性的提出律师意见，既符合程序也更为稳妥。
2024年9月，案件没有第二次退侦，移送法院审理，指控犯罪事实：阿林、阿豪等16人偷渡至缅甸，加入诈骗园区的甲公司参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甲公司内设5个小组，阿林系丙组组长，阿豪是代理，其余组员。甲公司骗取徐某14.1万元（张天实施），骗取顾某241.64万元（青狼实施）。
公诉机关认为：1、16名被告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系坦白。其中，青狼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其余15人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2、除阿林、大嘴和左手外，其余13人还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数罪并罚。
拿掉偷越国（边）境罪，固然可喜。对阿林而言，究竟只是“其他严重情节”（指在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还是包括数额巨大？起诉书没有明确，但在具体刑期上有较大差别。
还有一个疑问，笔录显示，16名被告人都自愿认罪认罚，为什么某检没有走认罪认罚程序呢？
2024年12月，法院通知开庭，遂与某检联系，答复认罪认罚可能在庭审休息时搞，或庭后进行，不确定。当问及在为什么没有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认罪认罚时？答复量刑尺度不好把握，已请示上级。
庭审在上午开始，12点休庭时，尚处于法庭调查阶段，合议庭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在中午1点至2点，进行认罪认罚程序。
因其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量刑建议均无意见，两名公诉人各带一名助理，半小时就完成了15名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我在门口旁听。
最后一位是阿林，可能是有意为之。
羁押室内，阿林在场。某检的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三年到四年、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阿林转头看我，我提出量刑过高的意见，并询问量刑依据时。答复：我们考虑了在诈骗园区干的时间长短、组长和组员的区别，阿林是组长，时间长（7个月）。我以“其他严重情节”为基础，按量刑步骤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经过调解后得出的结果是两年一个月。
控辩双方沟通时的对话如下：
控方：你是按最高幅度扣减的。
辩方：那你们按最低幅度扣减的？
控方：也不全是，阿林涉案金额14.1万元，根据省检和省高院关于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诈骗犯罪数额达到5万元“数额巨大”标准，每增加六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这里就多了15个月（之前的担心终于发生了）。
辩方：起诉书没有并明确认定张天实施诈骗徐某14.1万元时，是阿林的组员，与此相关的证据存在矛盾，是不充分的。
以上是对量刑建议的纵向分析后，提出律师意见，接下来的对话是对同案犯量刑之间的横向比较。
辩方：阿林只有一罪，而大部分组员是两罪，阿林基于组长高于组员的刑期，能否与偷越国（边）境罪的量刑相当？
控方：我们对偷越国（边）境罪的量刑建议是拘役，而诈骗罪是有期徒刑，前者被后者吸收（注：《刑法》第69条第2款：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
辩方：虽然有法律规定，但从全案量刑均衡上比较，希望考虑到一罪与两罪的区别，在刑期上有所体现。否则，检察院指控的“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将毫无意义。
两名公诉人走出羁押室，来到走廊商量，听到在打电话。本案曾因量刑尺度向上级请示，如果调整量刑建议，按程序应汇报。可能，刚才的沟通有了效果。
控方：我们同意将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个月，你们如果同意就签。
辩方：我还是认为刑期过高，能否再少半年？
控方：不得行，已经汇报了，现在2点了，马上就要开庭。
辩方：请给我5分钟时间，我给阿林解释一下（注，我不想因为没有签署具结书，让阿林失去认罪认罚带来的从宽处理优惠）。
解释后，阿林同意签，公诉人当场将具结书上的量刑修改为三年至三年六个月，并划掉罚金。我继续与公诉人交换意见。
辩方：我坚持认为阿林涉案金额14.1万元的证据不足，量刑过高，现时间有限，我将在庭上就此详细阐明意见，希望不要因此影响阿林的认罪认罚从宽。
控方：你们律师是独立辩护，认罪认罚是被告人自己的意思，不会影响的。
辩方：好的，谢谢。
庭审继续，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
其一，阿林是否应对张天诈骗徐某14.1万元承担责任？
首先，张天的供述和被害人徐某陈述及报案记录、聊天记录、银行明细等，证明徐某被诈骗的时间是2023年7月5日和6日。
其次，证据中涉及张天到丙组的时间，有三人供述对阿林不利，暂且不表，只说有利的五人供述。1、张天供述：我在乙组，组长是阿林；2、阿林供述：张天原来是乙组的，后到丙组；3、大嘴供述：张天在2023年7、8月份开了一个大单，张天原本在乙组，开单那天他的组长不干回国了，张天就被分到丙组；4、毛毛（另案）供述：2023年五六月份，我担任乙组组长，做了2个多月组长后回国了；5、阿凯（另案）供述：我先是干了1个月业务员，在2023年7月底干的乙组组长，我是顶替毛毛的位置，因为毛毛回国了。
最后，对以上五人供述分析如下：1、张天讲乙组组长是阿林，是记错了。他先在乙组，后到的丙组；2、因为人员调整频繁，张天和阿林都记不得张天到丙组的具体时间；3、大嘴记得张天到丙组的时间是乙组组长回国时，大概7、8月份；4、阿凯确定是在2023年7月底顶替回国的毛毛担任乙组组长。
结论，张天在2023年7月5日、6日诈骗徐某时在乙组，没有在丙组，阿林不应对“张天诈骗徐某14.1万元”承担责任。
其二，16名被告人在境外被羁押的具体时间。
据阿林等人供述，他们于2023年10月3日在缅甸某地被警方抓获、关押，期间还开过庭。11月19日在云南某口岸被移交中国警方。本案于11月21日立案，22日刑事拘留。根据两高及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15条规定，对境外司法机关抓获并羁押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内接受审判的，境外的羁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据此，阿林被刑事拘留前羁押的50天（2023年10月3日至11月21日），应折抵刑期。
控方认为，曾书面要求侦查机关收集并提供本案被告人在境外羁押时间的证据，侦查机关书面回复无法收集，不能提供。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境外羁押时间，不同意辩方折抵刑期的意见。
辩方反驳，除张天和青狼外，指控其余被告人“犯诈骗罪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只有口供及同案犯证言，而14名被告人就“境外被抓获、关押时间”的供述完全一致。他们的供述既然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为什么就不能以此认定境外羁押时间？况且，被告人是由缅甸警方移交，在移交前存在抓捕、关押、外交协商、办理移交手续等程序，这必然需要时间，不可能缅甸警方当天抓捕、当天移交。
控方提出，量刑建议是幅度刑，对被告人供述的境外羁押时间，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庭审结束后，形成书面辩护意见邮寄法院，同时将“阿林不应对张天诈骗徐某14.1万元承担责任”单独形成律师意见邮寄给某检。
待收到后，先与法官联系，法官答复已看，让与某检联系；某检答复需要进一步核实，问是否与法院联系过。我据实陈情，希望检法两家就此沟通，并坦言不想因为14.1万元的认定错误而引发二审。
一周后，再与某检联系，答复将阿林的量刑建议调整为两年六个月到三年；法官通知第二次开庭时，叮嘱我提前到，因为阿林的量刑建议要调整，具结书重新签。看来，检、法两家已达到一致。
提前半小时到法院，几分钟后，在羁押室内，阿林重新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量刑建议为两年六个月到三年。
庭审开始后，审判长宣布恢复庭审调查，理由是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委会讨论后，认为公诉机关对部分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不当，建议调整。接着，公诉人宣读阿林第二次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庭当庭核实。
休庭十五分钟后，进行了口头宣判，阿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二千元。
等候签庭审笔录时，分别向公诉人、法官，道声谢谢。
插曲。办案期间，除第一次会见未遂外，完成11次会见。某次会见时，阿林调整到其他监室，新的狱友告诉他：“某警官在讯问时提到了你的律师，居然敢去告他们，要收拾你。”唉，何苦呢。
《刑事诉讼法》第39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会见权，遗憾的是，法律没有对侵犯律师会见权应受何种惩戒作出规定，类似情形时有发生。对侵权没有惩戒，则权利难以保障。
结语。认罪认罚的本质是诉辩交易，在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辩护人要尽力为当事人争取较轻的刑罚，提出的意见应当有证据和法律作支撑，才能说服检、法两家。
庭审结束，辩护不止，判决之前，皆有可能。
本文作者：四川乐山何康律师
